一片丹心照三晋——怀念卫恒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一片丹心照三晋
——怀念卫恒同志
郭钦安 卫逢祺 白清才 刘贯文 李玉明
十九年了，每逢“一·一二”、“一·三○”这两个日子，回忆就把我们带到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在我们党遭受空前劫难的关头，卫恒同志坚持真理，以身殉职的高大形象，矗立在我们面前，无限悲愤随之袭上心头。沉冤长时间不得昭雪，时间好象凝固了似的。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竟如此艰难！然而历史是公正的，它终于把强加给卫恒同志的诬蔑不实之词扫除干净，使真善美展现出本来的面目。
1985年6月，中共山西省委在为卫恒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中指出：“卫恒同志是我党久经考验的优秀党员和领导干部，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团结、带领群众，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全国解放后，他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勤勤恳恳，忘我工作，为我省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做出了显著的成绩。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淫威，他坚贞不屈，正气凛然”。
深知卫恒的薄一波同志，在省委的决定上批注：“省委对卫恒同志彻底平反昭雪的决定，我接到后，默默地读了两遍，很受感动。十八载奇冤大案，终于得到昭雪，这说明什么呢？历史就是历史，谁也篡改不了。山西省委是认真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正确的方针路线的。”
我们衷心拥护山西省委的决定。为了永不忘记昨天，脚踏实地于今天，执著地追求明天，我们写下这篇回忆的文字，以便同劫后余生者、年轻奋进者共勉。
人被整死了，真理还在，真理终究是会胜利的
1966年11月，“文化大革命”的腥风恶浪搅翻了太原城。为了讨论“文化大革命”问题，山西省委选择较为僻静的晋祠召开三级干部会。然而会议的第二天，造反的人流，大字报的海洋，就淹没了晋祠招待所。从11月2日到20日，三干会的主题被冲垮，卫恒和他的战友们，在辩论、围攻、揪斗的磨盘里挣扎。卫恒同志以党中央的指示精神说服那些热情偏执的青年，虽然得到的常常是误解甚至谩骂，但他泰然处之，耐心如初，直到三干会遭到强行结束。卫恒同志急性阑尾炎发作，疼痛难忍，大夫劝他住院，他说：“斗争这样激烈，党正需要我，我怎能住院！”手术后伤口尚未愈合，造反派头头闯进病房，大喊大叫，先是病床围攻，接着要强行拉到五一广场批斗，医护人员被激怒了，质问造反派：“你们还有一点人性吗？”卫恒同志安抚医务人员：“不要紧，我准备上它二百次广场！”
抗战开始参加革命、在太岳区农救总会当过主席的卫恒同志，经历过无数次的群众运动，具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坚信共产主义，忠于党，忠于人民，是他生活的一切，是他生命价值的真正所在。然而所有这一切历史的经验，都无助于理解这场历史空前的浩劫。难道党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错了吗？难道为建设新中国而忘我工作的绝大多数干部都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吗？难道对党有过、对民有愧的人物反倒成了“革命左派”吗？他处在无法解脱的矛盾中。他清楚地看到，无知而狂热的青年，不过是潮头上喧嚣的浪花，而真正兴风作浪的，北京有林彪、江青、康生；山西有几个在阴暗角落里推波助澜的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他们用谎言愚弄良知，驱使盲动的人们冲会场、砸机关、封报社、抢档案，工厂停产，学校停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山西停了摆。难道“文化大革命”就是革经济建设的命？！革工人做工、农民种田、学生读书的命？！卫恒同志为此而彻夜难眠。
1967年1月10日，“五人大字报”出场，披挂“红旗”者上阵，幕后操纵的主将们终于登台亮相。“五人大字报”的署名者造谣诽谤诬陷他人，篡改历史，美化自己，打起造反夺权的旗号，成了“响当当的革命领导干部”。在这个好人作恶梦，恶人作美梦的年代，历史的车轮在倒转。卫恒同志在反复思索了这场浩劫的可怕前景后，对身边的同志说：“谁好谁坏，人民最后是会作出判决的。”“这次运动，我可能被打倒，但你们不要怕，人被整死了，真理还在，真理终究是会胜利的。”
被造反派头头们自吹为“革命檄文”的“五人大字报”，继承了中国历史上一切谣言家的无耻伎俩，诬蔑以卫恒同志为首的山西省委“抗拒党中央”、“反对毛泽东思想”、“打着白旗反红旗”、“是钻在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彭（真）、薄（一波）、安（子文）、陶（鲁茄）、卫（恒）、王（谦）、王（大任）是一条黑线”，组织“大、小特务，建立情报网”，“要把山西搞成一个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战略根据地”。
生活在今天的人们，读着这些历史罕见的奇文，作何感想呢？人们能够容忍这种肆无忌惮地对历史的嘲弄吗？
人民还没有忘记，红军挺进山西建立了黄河东岸的第一块根据地。山西的党和人民，不负党中央的委托，模范地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和决死纵队，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建立起山西抗日根据地，并且派遣自己的英雄儿女深入敌后，和当地人民共同战斗，开创了新的革命根据地，对于夺取抗战胜利发挥了战略根据地的作用。
人民不会忘记，山西省委在建国之初的困难时期，领导全省人民彻底推翻了以阎锡山为代表的封建统治，发展了生产，走上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农业部1954年颁发的四枚爱国丰产金星奖章，山西一省独得三枚。从革命根据地到建立全省政权、恢复生产、繁荣经济这些铁的事实，竟被诽谤为“复辟资本主义的战略根据地”，这真是亘古未见的颠倒黑白的奇文！
“五人大字报”蛊惑起来的极左狂潮，使山西省委所属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之中，身处漩涡中心的卫恒同志，勇挑重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同以诬蔑、诽谤、人格污辱、人身摧残为武器的邪恶势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停止呼吸。“三个正确对待”象三条绳索捆住了卫恒同志的手脚，尽管如此，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他决不让步。当造反派头头追问卫恒同志对林彪的看法时，卫恒同志斩钉截铁地回答：“毛主席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是批他的。”造反派诬蔑卫恒同志的讲话、文章“统统是修正主义”，卫恒同志说：“纸笔千年会说话。”造反派头头栽赃陷害，诬蔑他反毛主席，要他跪地请罪，他严词驳斥：“政治陷害是吓不倒人的！”他顶住了康生爪牙的诬蔑和挑衅。他安顿了家人儿女。他嘱托负责二线工作的常委同志千万抓好全省生产，关心人民生活。他自己却“居无定所食无时”，在步步升级的揪斗中拚搏。1967年1月12日，“五人大字报”的英雄们假“总指挥部”之名夺了山西省的党政财文大权。太行顿足，黄河呜咽，山西人民被拖入了长达十年的浩劫。1月15日，造反派在五一广场揪斗卫恒和他的战友们。他们给卫恒同志挂“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牌子，卫恒同志硬是打落在地。暴徒卡着卫恒同志的脖子要他低头，卫恒同志义正词严：“我有错误甘愿向人民低头，决不向坏人低头！”暴徒们按着他的头往铁栏杆上撞，惨不忍睹。围观的群众被惨无人道的恶行所激怒，先是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随之蜂拥而上保护卫恒同志，有的把头上戴的棉帽摘给卫恒同志，有的悄悄地把水果和干粮塞进卫恒同志的口袋里。所有这些卫恒同志同群众的血肉情谊，造反夺权的“英雄们”是永远不会理解的。
1月15日之后，秘书、警卫员统统被赶走，卫恒同志遭到单独监禁。在围斗、摧残不断升级中，他于1月30日凌晨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屈死在造反派私设的囚牢里。卫恒同志以自己的清白之躯对“文化大革命”作出了否定的结论。
受命于左倾步步升级之时，奔波于山西村村社社，为减轻革命事业的损失而呕心沥血
从1956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卫恒同志先后担任副省长、代省长、省长，省委第一书记。这是党在指导思想上左倾错误步步升级、政治运动愈演愈烈的漫长岁月。受命于左倾步步升级之时，奔波于山西的村村社社，他为减轻革命事业的损失而呕心沥血。土地改革初期左倾错误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他记忆犹新；1958年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困难，使他对左倾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的危害更有了新的认识。1959年从庐山会议上传来了继续反右的消息，他在电话上明确表示：“再不能反右了，开除党籍也不能反右了！”1961年，卫恒同志在全省计划、统计会议上作报告时说：“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不‘指鹿为马’，就无右可反。”在党的重大决策形成决议之前，卫恒同志就是这样以赤子之心，胸怀坦荡地向党倾诉自己的观点。然而，左倾的决议、指示一个一个发下来，左倾的闸门越敞越大。在这种紧要关头，作为共产党员的卫恒同志，在模范地遵守党的决议的同时，在自己的具体实践中，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正确地结合起来，尽量减少左倾路线给党和人民事业造成的损失。他的这种一以贯之的党性风范，使同他共过事的同志们念念不忘。
1962年北戴河会议的决议，1964年农村社教的“二十三条”，提出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一系列错误论断，使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的左倾指导思想更具备了完整的理论形态。从1963年冬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卫恒同志在主持全省工作的同时，先后在文水县冀周村、定襄县神山村、文水县宜儿村蹲点搞“四清”。在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中，他观察、研究干群关系紧张的症结所在，认为从“大跃进”以来，农村基层所发生的一切问题，无一不同上级的错误指导有关；农村基层干部除了极个别的坏人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在执行上级正确的或者错误的指导中犯了错误。因此，把基层干部看作敌人，搞“大军压境”，闹得草木皆兵，他不赞成；对犯错误的基层干部不教而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决不去做；搞逼供信，追求“麻袋票票”，他决不允许。他始终坚持通过苦口婆心的思想政治工作以教育挽救干部，从进驻之日开始就着眼于改善当地的生产条件以发展生产。时至今日，那些村里的干部群众，还能清楚地告诉人们，哪块地是老卫出主意修的，哪行树是老卫和乡亲们一同栽的。
基于上述认识，卫恒同志1965年11月在汾阳县万年青公社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说：“你们犯错误，我们有责任，我们对基层干部平素在政治思想教育上，抓得不紧，抓得不够，省委有责任，地委有责任，县委也有责任。你们犯错误，作检讨，我们心里也不痛快。使用得多，教育得少，难道我们不应该负责任吗！就这一点说，我们欠了你们的债”。“运动不是要把人都打倒，是为了教育人，挽救人，对多数人来说，换人不如换心”。卫恒同志出自肺腑的谈吐，实事求是地为基层干部分担责任，使参加会议的同志们深为感动，使笼罩着三干会的愁云为之一扫。
卫恒同志“换人不如换心”的指导思想，经过在定襄县神山村的蹲点实践，又升华为“多换思想少换人”，并被省委所接受，载入省委的正式文件中。
工作队进驻神山村后，遇到了一个大难题，用那时的语言叫作“盖子揭不开”。村里群众要求撤销支部书记兰忠贤同志的职务，工作队几次开会讨论，最后作出了撤销兰忠贤职务的决定。作为工作队一员的卫恒同志，几次耐心地提出异议，并且反复讲这样的道理：我们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基层干部，党的各项指示都是靠他们去落实的，对他们要全面分析，正确对待。上面任务要求急，他们水平低，办法少，就强迫命令，这个责任就不能全推给他们。群众对大炼钢铁、办食堂有意见，这是我们上面的责任，要兰忠贤一人承担，不公道。尽管如此，当工作队一致决定后，卫恒同志说：“既然大家一致通过，我少数服从多数，尊重你们的意见”。
当天夜里十一时，卫恒同志有急事回太原。如何正确对待兰忠贤的问题一直在他心中翻腾：“对待干部一定要慎重，宁可不足，不要过头”。汽车已经开出四十多里，他叫司机扭转车头，返回神山，以商量的口吻，对工作队长说：“对兰忠贤还是要‘刀下留情’，不要撤职，暂时停职好不好？”直到得到满意的答复，他才放心地离开了神山。
二十一个年头过去了，虽然历经十年浩劫，神山村的干部和群众清清楚楚地记得，卫恒同志把治碱专家宋树勋请到神山村，和神山的干部、老农共同商量，并且亲自指导制定了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的全面规划，进行了治碱改土、大地园田化的成功实践，终于战胜了贫困，创造出经济繁荣的新神山。每当人们看着起伏的麦浪，黄澄澄的谷子，沉甸甸的高粱，一栋栋新房，全村男女无一不深切地怀念同他们吃在一起、商量在一起、汗水流在一起的卫恒同志。
东上太行，西登吕梁，南临黄河，北出雁门，思考着改变全省落后面貌的长远规划
改善荒山秃岭十年九旱的恶劣生产条件，找到一条治穷致富的科学道路，制定一个人人向往的发展规划，是卫恒同志梦寐以求的大事。1965年7月，卫恒同志当选为省委第一书记。10月，他在省委二届二次全委会上代表省委庄严宣布：“如果今后五年内农业生产没有个显著的改变，山西省委有无存在的必要，就成问题了。”
从1949年到1965年十六个年头，山西全省共有四个丰年、六个平年、六个灾年；六个灾年都是旱灾，在平年和丰年中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旱灾。旱灾成为制约山西农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农业不稳不高的问题，山西省委带领各级组织进行了长期的细致的调查研究。卫恒同志在分管农业和担负全面领导工作时期，东上太行，西登吕梁，南临黄河，北出雁门，在十五万六千平方公里土地上寻求真理，思考着彻底摆脱落后面貌的长期发展规划。
他面对的是错综复杂的经济地理条件，和千变万化的气候条件。人民已经被无情的大自然摆布了几千年。经过土地改革、合作化，人们要挣脱大自然的奴役，主宰自己的命运。对于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卫恒同志充满信心，高兴异常。“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诬蔑卫恒同志是“只抓生产的修正主义”，当然这是在“政治挂帅”高温下说出的胡话。他们哪里知道，一个执政的党长期不能解决人民群众的衣食住行问题，还有什么政治可言！卫恒同志十分重视来自基层群众的生产创造，对全省的劳动模范毕恭毕敬，对于他们创造的经验了如指掌。他多次上太行山，和李顺达、郭玉恩、武侯梨促膝长谈，帮助他们总结经验，使之条理化。从西沟、大寨、羊井底、川底这些改变了生产条件从而获得稳产高产的典型中，他看到了自然条件虽然不同，但只要人们的生产行为符合当地的自然条件，“愚公移山”一样地干下去，就会得到预期的结果。上面不管具体条件、违背自然规律的“一刀切”，瞎指挥，是农业生产低而不稳的重要原因之一。发挥群众的聪明才智，按自然规律办事，这就是山西农业的真正出路。
晋南的种麦能手王德合，植棉能手曲耀离、吴吉昌、吴春安，养牛专家王传合，河曲县的王海元，兴县的贾保执，阳曲县的朱文华，应县的臧仓，都是卫恒同志的座上客，知心朋友。卫恒同志热情支持群众中兴起的“红、勤、巧竞赛”运动，并且十分重视竞赛中新典型的涌现和老典型的发展，充分激发全省人民爱国主义的红心，十分珍惜全省人民勤劳的双手，使人民巧干的智慧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华夏文化的这块宝地，一定会放出异彩。
紧挨黄河边的晋西北二十八县，是出了名的穷县。为了探索吕梁地区致富的路子，卫恒同志1963年12月到吕梁山进行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他把这次调查所得写进了全省第二次党代表会的工作报告中：“只要大力进行植树造林、培植草坡、改革耕作制度、建设基本农田、大搞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把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结合起来，以林养牧，以牧促农，农林牧副全面发展，就可以彻底改变低产面貌。事实上，这个地区从合作化、公社化以来，已经出现了许多低产变高产的典型，比如河曲的曲峪、沙畔，偏关的营盘梁、庄子寺，保德的暖泉，临县的孙家沟，大宁的曲风，隰县的王家庄等大队，经过连续数年的努力，都初步实现了改天换地的理想，自然面貌大变，生产节节上升。”
胸中装有成百个治穷致富典型的卫恒同志，把千姿百态的典型材料同全省历史和现状的准确数据结合起来加以思考，在1963年底他主持召开的全省长期规划领导组会议上，提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设想。他说：“我省耕地面积为六千五百万亩，除了经济作物的面积外，粮田约五千五百万亩，从1966年开始到1975年，经过十年奋斗，可否考虑三千五百万亩粮田的单产过黄河，以亩产四百斤计算，共一百四十亿斤，其余两千万亩突破百斤关，如按亩产一百五十斤至二百斤计算，总产可达三十至四十亿斤，而且稳定下来，再向‘四十条’进军。”
这个来自长期调查研究，集中了广大干部群众聪明智慧的战略设想，经过省委的集体讨论、补充，以省委全体会议决定的庄严形式公布于众。这就是1965年11月1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二次全体会议（扩大）通过的《关于动员全民，奋战五年，建设两个一千五百万亩稳产高产田的决议》的由来。深知卫恒同志的人们，都清楚那是老卫心血的结晶。
宏伟的规划，付诸实施不到一年，便“浩劫”临头。卫恒同志早已离开了我们，而他留下的笔记、手稿、讲话，他主持起草的“决议”，至今仍然放射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想起他不知疲倦地奔波于三晋大地坚持调查研究的身影，我们这些幸存者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他是人民的儿子，“俯首甘为孺子牛”，认为是自己的天职
不论上级还是下级，不论年长的还是年青的，不管他在当省长时还是当省委第一书记时，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老卫”。对于这种充满了同志情谊的信任、平等的称呼，卫恒同志满心欢喜。他是人民的儿子，“俯首甘为孺子牛”，认为是自己的天职。山西已故著名作家赵树理，书赠一首题为《咏松》的五言律诗，对卫恒同志的人品，对他平易近人、艰苦朴素的作风，进行了真实的刻画。这首诗写道：
“峻岭苍松古，朝朝映赤霞。
风凄偏见劲，日暖不暄华。
出众还依众，生哪便落哪。
涛鸣浑似海，晓夜彻天涯。”
卫恒同志是山西陵川县人。1958年的左倾错误，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困难。全省粮库只剩下“铺底粮”三亿八千万斤。身为省长的卫恒同志焦虑不安。他带头节衣缩食，三月不知肉味。他建议省委放宽自留地政策，开放集市贸易，恢复供销社和手工业合作社，提高劳动粮在分配中的比例，对农村经济复苏起了重要作用。为了把握农民生活困难的真实情况。1961年回到了阔别二十三年的故乡。他走家串户，真正了解了由于领导失误给人民生活造成的严重困难。他去看望一位老眼昏花的大娘。老大娘拉着卫恒同志的手，问在坐的人：“你们给我说说，咱庄户人出的省长是啥样？”嘴快的姑娘们回答说：“穿的衣裳和咱一样，是卡叽布的，吃饭还和咱在一个锅里搅稀稠，是家常饭。”大娘听后高兴得直流泪，连说：“还和咱庄户人一样，这就好，好。”
1964年春天，卫恒同志又带上住延安抗大时盖的被子到文水县冀周村蹲点。村干部给他派在一位家境困窘的社员家里吃饭。老卫坐在炕上，和蔼可亲，问长问短，端起一碗红面（高粱面），吃得很香。这家的主人说：“解放前，老百姓见了村长头都不敢抬；乡长县长根本见不到。今天省长到我家吃饭，吃的是红面，真过意不去。”老卫说：“我们是共产党员，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老百姓的生活不富裕，我有责任。”
卫恒同志自奉简朴，但从不炫耀于人。他待人以诚，克己奉公，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关心同志胜过自己。他穿补丁衣服、补丁鞋，但对同志却常常解囊相助。警卫员梁学孔的家人生病，他拿出八十元钱交给梁学孔，还叮嘱说：“到医院请大夫看看，不够，再来拿。”他在生活上体贴同志，更在政治上关心同志。他参加秘书、司机、警卫员们组成的学习小组，耐心辅导他们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坚持五湖四海，德才兼备的干部政策，对身边工作的同志要求严格，从不封官许愿。一位秘书在他身边工作多年，忠于职守，勤勤恳恳，受到老卫的赞誉。秘书离开他时，他给以特殊的关照，答应秘书到农村再去蹲点，以获得更丰富的实践经验。
卫恒同志是个为革命而舍命的人，这一点历史已经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他还是一个为革命而舍家的人，这一点许多人并不清楚。他担负主要领导工作后，对家属子女规定了几条：第一，不准乘坐国家配备的专车；第二，不准拿公家发的戏票参加晚会；第三，不准在小灶吃饭。新学年开始，他的几个孩子都是背上行李去学校。1964年秋天，家属借车到清徐去请保姆，他得知后，让警卫员到车队算清交付了二十元汽油费。
熟悉卫恒同志的人聚在一起，满含怀念之情述说着卫恒同志识大体，顾大局，珍惜团结，委曲求全，善于听取不同意见，尊重同志，宽厚待人，以理服人，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故事。我们深知，那些表面看来互不连贯的故事，都是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基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定立场，一以贯之的英雄本色。
曲折的历史展现着革命的壮丽场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马克思主义路线，象湍急的大河冲尽泥沙，使蒙垢多年的共产党员现出英雄的本色。古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卫恒同志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执著追求，以自己的生命捍卫共产主义的高风亮节；以及为实现自己富国富民的伟大抱负，无私无畏，不停顿地探索和拚搏的精神；还有他那廉洁奉公，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长者风度……所有这些，就象一首无言的长诗，激励着今天四化的建设者，召唤着明天的开拓者，去全身心地投身于造福人民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