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点革命史

抗战时期的“宪政”运动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争取宪政的运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发动群众性的、包括实现宪政的民主运动，在有利于动员全民抗战的前提下，为人民争取应有的民主权利，以推动抗日战争的进行；另一方面把敌后抗日根据地建成实施民主宪政的模范和坚强的抗战堡垒。
“宪政时期，还政于民”是孙中山先生的遗教。抗战爆发后，人民要求改革政治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国民党政府为了抗战也作出了一些民主的姿态，包括表示要实施“宪政”。1938年3月，国民党决定设立国民参政会，以“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实行。”1939年9月，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各党派提出的关于请政府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行宪政案。宪政问题的提出，使政治生活顿时活跃。10月，包括共产党参政员在内的25位参政员共同发起召集宪政座谈会，并公推85人为筹备委员组成宪政促进会。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及延安等地成立了宪政座谈会或宪政促进会。各界代表人物在报刊和各种关于宪政的会上发表言论，宪政一时成为举国瞩目的大事。
迫于形势的压力，蒋介石也举起了宪政的旗帜，指示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要树立“宪政规模”，指定25名参政员组织“宪政期成会”，以协助政府促成宪政。在1940年“七·七”告同胞书中又表示：“政权必须归全民，并非我党私有……毫无门户之见，更无自私国政之图。”还准备在1940年11月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但是，国民党中宣部在1940年4月拟定的关于宪政问题指示中，却称过去国民党炮制的“五·五宪法草案”仍合法，要提交国民大会通过，对讨论宪政的各种集会都要由国民党省市党部政府会同当地参议会召集，明文规定要限制研究宪政团体，取缔“曲解”宪政之言论，该“指示”经国民党五届中常委145次会议通过后公布执行。显然，国民党统治集团所讲的“宪政”，只不过是给其一党专政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
为了揭破国民党的宪政骗局，阐明共产党的原则立场，1940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讲。指出：我们要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即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汉奸反动派的专政。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发表宣言，提出：“人民有讨论宪政与选举国大代表的自由”，“各抗日党派有合法存在权利与参加国大代表竞选之自由。”
国民党在谈宪政的同时，并不给人民以真正的自由。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随即发动了一系列的反共军事摩擦，屠杀抗日军民，对国民党统治区的进步力量和主张宪政的团体采取高压政策，限制和禁止争取宪政的活动和发表有关文章，指使特务流氓到宪政讨论会捣乱，甚至抢签到簿，妄图加害出席者。1940年9月，以交通不便，召开国大有困难为由，推翻了在11月召开国大的许诺。
1944年，国民党反动的内外政策及在抗日战场上的溃败，激起了各阶层人民的强烈愤懑，争取民主宪政的活动又一次活跃起来。一些民主党派和著名人士先后在重庆、成都、桂林、西安等地组织“民主宪政促进会”等团体，创办《宪政》、《自由论坛》等刊物，举行集会抨击法西斯统治，要求民主自由，开放政权，实行宪政，挽救时局。这些主张得到了各阶层的广泛响应。1944年3月，周恩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宪政与团结》的演讲，提出实行宪政的三个先决条件：①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②承认各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③承认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这就再一次揭穿了国民党的宪政骗局。9月15日，林伯渠代表共产党在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召开各党派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0月10日，周恩来在《如何解决》讲演中进一步阐述了我党的主张：召开紧急国事会议应由各抗日党派、抗日军队、各地政府、各民主团体自己推派代表参加，制定符合孙中山革命的民主主义原则的施政纲领，彻底改变国民党的错误政策。
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愿望，振奋了全国的民主运动。9月下旬，重庆各党派五百余人集会，要求改组国民党政府。张澜指出：民国已经三十三年，还是有名无实，这是多年来一党专政的结果。冯玉祥发言指出：民主，就是人民是主人。10月，在宋庆龄、郭沫若、张澜等发起组织的悼念邹韬奋的大会上，与会者抨击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之联合政权，实现民主政治。
1944年9月以后，国民党统治区各界人士纷纷座谈、集会，甚至上街游行，反对独裁统治，要求建立联合政府；一些社会名流包括国民党的重要人物也参加了某些会议。在全国民主运动压力下，国民党和共产党就成立联合政府问题举行了谈判。蒋介石坚持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才允许共产党加入其政府。1945年3月，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说：“还政于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联合政府。”5月，国民党六大宣布要在11月召开抗战前由其包办“选举”的国民大会，实施“宪政”。
6月，中共中央负责人声明：鉴于国民党拒绝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又决定召开分裂性的国民大会，中共参政员不参加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黄炎培等也声明不参加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讨论。
中国共产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内真正建立了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政权，实施了民主宪政的根本要求。1939年1月，由选民按普遍、直接、平等、不记名原则选出的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宣告成立。参议员中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也有商人和开明绅士的代表。其他抗日根据地也陆续进行了选举。为了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共同抗日，1940年3月，中共中央颁发《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指示，规定：在政权系统中共产党员、党外进步分子和中间派（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各占三分之一，这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政权建设上的具体体现，是敌后抗日政权具有真正民主性的又一象征。按照“三三制”原则，各抗日根据地陆续进行改选，一些有名望的国民党员、开明绅士被选入各根据地参议会和政府中，著名绅士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建立“三三制”政权进一步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密切了抗日政府和人民的关系。
在抗日战争时期，宪政在全国范围内虽然没有实现，但宪政运动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扩大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孤立了顽固派，对坚持抗战到底起了重要作用。
（窦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