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的文化战士风范永存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卓越的文化战士风范永存
刘尊棋
近三四年来，每当胡愈之同志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我看见时总有“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的感觉。喜的是他还能出来参加一些活动；惧的是恐怕这可能是最后看到他了吧。
愈之同志的形象是中国文弱书生的典型。自从五十年前我认识他以后，从来不曾看见他身强体壮过。然而他竟享有九十岁的高龄。我有时想：什么力量使他活了这么多年？自己简单的回答是：他有生之年都在风雨如磐中度过，好容易盼到了他为之奋斗的好年景，他是一定要发挥他那潜蓄已久的力量吧。
关于愈之同志的一生，包括他留学巴黎、编辑《东方杂志》、用世界语周游欧洲和苏联、提倡文字改革、协助宋庆龄开展保卫人权的活动，以及解放后主持出版总署的工作等等，那是一本大书才能描述的事。因为，他在解放前国民党统治区文化阵地上，是一面争取民主、团结、抗战、进步的旗帜。而比他年轻十六岁的我，是抗战开始后才认识他，而且只限于在新闻工作中才和他共事，所以只能就我对他在有限时间内新闻岗位上的战斗历程，追述一二，以作纪念。
1937年7月8日卢沟桥事变第二天，我从东京秘密回国，经过门司、北平到了上海，正赶上“八·一三”。我就去找新成立的救国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这个设在旧公共租界大陆商场楼上的机构，由胡愈之和钱俊瑞主持。说也凑巧，愈之长时间在法国哈瓦斯通讯社工作，俊瑞和我都在苏联塔斯社（他在上海、我在北平）工作，我们给日军一轰，走到一块来了。当时参加这个委员会的还有陈友仁的儿子陈丕士和《天下》杂志的几位“洋秀才”。我们每天举行一次外国记者招待会，将最新战讯用外文发布给他们，引起国际震动。愈之既忙于救国会的紧张活动，又忙于对外宣传，接谈的人川流不息，但他总是热情接待，侃侃而谈。
上海沦陷后，再见到愈之时，正值1938年夏“保卫大武汉”的高潮中。随着全面抗战的展开，中国新闻战线空前扩展了。不仅老一辈新闻界许多人从“浆糊剪刀”生涯中脱颖而出，参加了这样或那样的抗战活动，大批青年也投身于火热的记者生活。当时聚集在武汉的新闻队伍不下四五百人，半数在三十岁以下。本来在淞沪战争时就策划筹组全国性记者组织的愈之，这时已任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为厅长）的文化处处长，但仍抽空和范长江、徐迈进等同志筹组全国青年记者学会。“青记”成立后，他不愿出面领导，只任理事，但实际上在思想和组织方面掌握方向。“青记”成立时虽只有二百多会员，后来各地成立分会，会员总数没有统计，约莫共有五百左右。
“青记”成立不久，愈之同志即拟议组织一个通讯社，打破中央社对战讯的垄断和封锁。他认为这么多“青记”会员是这个通讯社最有生命力的基本保证。到11月下旬，“长沙大火”前几天，长江、邵宗汉和我三个人在青年会会谈，由宗汉提出国民党中宣部国际宣传处无法满足外国驻华记者的要求，委托他和我们订立一个供给战地通信稿件的合同。我们乃决定创建“国际新闻社”（后简称“国新社）。因为我是中央社战地记者，就被推兼任社长，长江任副社长，宗汉任秘书长，办理了登记和同重庆的国际宣传处签订合同，由该处每月提供稿费一千元。两三个月后该处认为我们的稿子政治态度太左终止了合同。但“国新社”不久即在桂林正式成立，由黄药眠同志任总编辑，并在重庆和香港成立分社。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勒令停止了国新社的活动，但香港分社继续活动，先后由恽逸群、孟秋江同志负责，收集散在全国各地的通讯员（大部分是“青记”会员）的通信，分发给海外华侨百余家报纸。这是在新华社向国内外发布新闻以前中国人民仅有的喉舌。愈之同志去南洋之前，经常在桂林环湖路国新社和同志们一道吃饭、工作、开会、编写通信和评论。他的平易近人、孜孜不倦、提携后进、助人为乐的风度给同志们极深的印象。
“青记”和“国新社”这两个国统区中的新闻组织，在伟大的抗战时期写下了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它们的创建者和掌舵人都是胡愈之同志。
自1940年底以后六年间，愈之都生活在南洋，先是在新加坡，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他便流亡到印尼。他是怎样去南洋的呢？他是依照已故周恩来同志亲自的指示，“万里投荒”到新加坡开拓革命的新闻阵地的。
原来新加坡华人中就有两家主要报纸：陈嘉庚创办的《南洋商报》和胡文虎家族办的《星洲日报》，彼此竞争相当剧烈。《南洋商报》早已转让给人，但他们不仅因为和陈是同乡，又多是他的旧同事，赞成他的爱国主张。抗战爆发以后，这两家报纸的竞争，常常由于国内政治的影响也反映到政治主张方面来。特别由于国民党海外部派了一批人到新加坡，并插手抓星洲报纸。《商报》方面则因经理傅无闷和编辑张楚琨倾向进步。1939年傅委托张回国物色一位总编辑。张到重庆后，在一次国民参政会会议后找到周恩来同志，请他推荐一位有声望的总编辑。周恩来同志和南方局同志们商量后，决定推荐愈之同志前往。张大喜到香港港即与在香港的廖承志同志商议安排愈之的行程。愈之由桂林出发经港去新，于1940年12月1日正式就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
我是在1941年1月下旬的一天在重庆接到愈之电报，约往就任商报编辑的。我到以后，愈之天天写社论，我负责国内外要闻，编辑部从国内去的人中先后还有王纪元和张企程同志。我们这些同志在愈之领导下，虽然在一家私人资本家报纸工作，但是没有象同老板之间一般存在的对立关系，也没有华侨社会中传统的帮派矛盾。新加坡的华人绝大部分是闽南人，《商报》原来的职工差不多都来自闽南，但我们随愈之去的人和他们相处得十分和谐。不仅如此，我们和星系报纸之间，也极力回避在版面上发生争吵，在任何时候愈之总是以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轴心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绥靖主张的大局为重，存小异而趋大同。《南洋商报》是人们公认为陈嘉庚的报纸，但是广大华侨都看得出它不是为陈嘉庚私人的利益服务，而是一张鼓吹坚决抗战、民主、团结和进步、反对分裂的帮派斗争的报纸。它有时称赞陈，那只是由于陈的爱国言行（如号召华侨领袖捐赠汽车支援前线等）本身的新闻价值，不是为他个人吹捧。愈之和《星洲日报》主笔俞颂以及星洲副刊主编郁达夫的极友好关系，在宗派矛盾习以为常的新加坡和马来亚社会中是极不寻常的，在华侨社会中树立了团结、友爱的优良风范。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突然袭击了英国驻新加坡的船队，炸沉旗舰“威尔斯亲王”号，并在马来半岛北边登陆。愈之一面每天坚持按时写社论、出版，一面投入抗日运动，在华侨、特别是文化界中奔走呼号，很快组成了以郁达夫为团长、他自己为副团长的星洲华侨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和以陈嘉庚为主席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总会。他又象“八·一三”后在上海为筹组救国会和对外宣传工作那样而不知疲劳地工作起来。
新加坡在英国急忙丢下匆匆逃走的情况下，无论多么乐观的人也不能指望它在日本海陆空的攻击下长期顶住。到2月4日愈之只得偕同沈兹九、王任叔、郁达夫、王纪元、张楚琨等二十八人搭乘一只摩托舢板船越过马六甲海峡，在苏门答腊的一个小镇石叻班让登陆，以后三年多辗转流亡于“风下之国”的热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