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瘫痪者站起来——记榆次市瘫痪病研究所所长高锡朋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让瘫痪者站起来
——记榆次市瘫痪病研究所所长高锡朋
本报记者　王艾生
一
秋天的哥本哈根，分外美丽迷人。1985年6月，国际多学科交叉医学研究会正在这里举行会议。丹麦皇家饭店坐满了来自九十多个国家的专家。我国驻丹麦大使宋之光也坐在主席台上。
应邀前来的中国学者、山西省榆次市瘫痪病研究所所长高锡朋在会上宣读了《针灸治疗外伤性截瘫》的论文，他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证实：“脊髓受损可以再生”，瘫痪者可以站立起来，推翻了国际医学界关于“脊髓损伤只能坏死，不能再生”的定论。会场被震惊，静得连呼吸声都可听到。过了不久，有人窃窃私语，有人连连点头，有人射出怀疑的目光。
连珠炮式的提问，规定只有五分钟的答辩时间，高锡朋整整回答了四十分钟的问题。
国际多学科交叉医学研究会的理事们，一致同意授予高锡朋“国际理学医学博士”称号。他是我国中医师中第一个在国际上获得最高学位的人。
各国学者纷纷前来祝贺。华裔学者特为高锡朋举行酒会。华裔加拿大中医药学会会长张金达博士，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说：“高博士，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炎黄子孙的光荣！”有的人眼里含着泪花，紧握住高锡朋的双手……
二
癌症、冠心病和截瘫被称为世界三大疑难病症。因脊髓损伤，导致下肢感觉运动丧失，二便障碍，叫截瘫。患这种病的往往成为终身残疾，死亡率很高。我国中医医典上，虽有针刺治疗瘫痪的记载，但对针刺治疗外伤性截瘫却没有更详细的论述。高锡朋历经三十余载的实践，在前人成就的基础上，大胆探索，大胆创新。他用针刺不仅可治疗单瘫、偏瘫、全瘫，还可治愈截瘫，为发扬光大祖国针灸医学做出了贡献。
1984年和1985年，高锡朋两次应邀到美国旧金山、洛杉矶讲学。他精辟地阐述“截瘫者可以站立起来”的科学道理，使洛杉矶中国医科大学、中西医科大学的学子们为之倾倒。他为美国截瘫患者针灸三百八十多人次，都获得较好的疗效：一些人减轻了痛苦，一些人坐稳了，一些人站立起来，一时被传为“奇迹”。他在洛杉矶《美洲中华医学》杂志发表了论文《针灸治疗坐骨神经痛》，这本杂志一再重印也满足不了要求。美国多家报纸报道了“有高超针灸医术”的高锡朋，法国、斯里兰卡、联邦德国、日本……等四十多个国家请他去讲学，进行学术交流。
高锡朋来到法国蒙博利安瘫痪病研究中心。这个研究中心集中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治瘫专家、教授和学者，设备、技术、人才都是第一流的。法国不惜高昂的代价，向瘫痪进行搏斗。当中国中医专家高锡朋作学术报告时，研究中心的一位主任认为不屑一顾，他带着怀疑的语气说：“请您给治治……”接着，向高锡朋推荐了十四个疑难病人。
第一位，是一个震颤病患者，全身抽搐，不能入睡，连话都说不清。高锡朋神态自若，给他针灸四次，患者便安然入睡了。
第二位，是一个坐骨神经痛患者。法国医生为减轻他的痛苦，采用当今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在患者体内镶进两块电磁板。据说，通上电流，患者可减轻痛苦。但高锡朋看见，通上电流后，患者还痛苦地呻吟。高锡朋想：人怎么能当“机器”治？他用针灸治神经痛已有三十余年实践，一看病人，就觉得有把握。只针灸四次，病人就不疼了。但那位主任还说是“电磁板的作用”。高锡朋哑然失笑。
第三位，是一位七十多岁的截瘫患者，褥疮溃烂，危在旦夕。高锡朋针灸七次，他就可以翻身了。老人哭着比划，不让高锡朋走，要求继续给他针灸，救他一命。
第四位，是正在抢救室的一位青年，因骑摩托车撞伤，全瘫。上肢不让接触，一摸，就高呼救命。高锡朋给他扎了六次针，疼痛基本消失。
研究中心的那位主任，眼看着十四个疑难病人，经高锡朋针灸后，个个都大有好转，也连连说：“中国，了不起！我到中国向您学习！”
三
当高锡朋在洛杉矶一所学院作学术报告走下讲台时，一位美国教授问他：“‘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分子都在受难，你为什么能取得成功？是凭聪明的头脑，还是机遇的青睐？”高锡朋说：“都不是。”
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高锡朋走向成功之路呢？是一个医生的良知，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毅力和骨气，是中华民族传统的品德。
鲁迅说过，地上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高锡朋的路，是一条布满荆棘的漫长的路。
他出身中医世家，父亲是乡间名医，从小，高锡朋没有从医，后来当上了教师。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是榆次二中的模范教师。1958年，突然，祸从天降，说他有“隐瞒参加三青团”的历史问题，宣布“开除公职”。他既没有参加三青团，更不是“骨干”，蒙受不白之冤，解释也没有用处，只有闭上嘴巴。他离开了教育岗位。
生活无着，彳亍乡间，已经是名中医的大哥对他说：“人生千条路，行行可成才。不让咱教书，你就学医吧。”从此，高锡朋走进了中医、针灸的世界。默默地痛苦地探索着针灸治瘫的奥秘。
高锡朋生在煤乡，每年因煤矿事故，总有外伤截瘫患者在痛苦中挣扎。高锡朋不信它是“绝症”，不信中医针灸就治不了截瘫。
“大炼钢铁”时，只要有截伤的人，他就抢着去义务处置、观察、治疗。
公社成立卫生院，他又建议开设治瘫门诊。眼斜、嘴歪、神经痛、抖颤……所有这类病症，他都争先去观察、针灸。一个个病人，冲击着他，激励着他奋进。
然而，好景不长，绿化时，他负责刨坑，不管栽树，但有人诬告他“把树栽倒了”，给他扣上“破坏绿化”帽子，斗争会开了四十天，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武装押解回老家榆次县鸣谦村监督改造。
乡亲们并没有把他当成“敌人”，说：“高大夫回来就好了。我们正需要他。”当天，村干部和老乡安顿好他的住处，东家送来家具，西家送来米面。这种温暖再次激起他寻求治瘫的门径。他说：“我还得干下去！”
1963年，公社书记对高锡朋说：“高大夫，有七个病人，全交给你了！”这七个人全部是公社煤矿“冒顶”外伤截瘫患者。高锡朋用尽了他所有的方法，还是没有疗效。不到一年，七人中先后死去六人，只剩一人在死亡边缘挣扎。高锡朋痛苦万分，越感到自己担子的沉重。他彻夜不眠，面对着一包银针，说：“治不住瘫，我高锡朋死不瞑目！”
山西纺织厂工人遗孤王文光，十五岁，因患脑膜炎全瘫。厂工会从山西省公安厅开来介绍信，允许高锡朋这个“阶级敌人”外出看病。“这下可好了，可以出去了！”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王文光从死神手中夺回来。
鸣谦村离山西纺织厂五十多公里，高锡朋每天骑自行车去给王文光针灸。他一登上车子，就默诵《内经》、《脉诀》，完全沉醉在自己追求医术的天地。一次，他从山西纺织厂返回，路遇大雪，双手冻僵，下一个大坡时，连人带车滚到一个深沟里，顿时失去知觉。要不是过路的两个农民赶车把他送回家，早就冻死了。他给王文光坚持针灸四年，患者逐渐恢复了活动能力，奇妙地从床上站起来了。王文光看看自己的双腿，抱住高锡朋痛哭不止：“高大夫……你救活了我！”高锡朋也落了泪。
高锡朋抑压不住内心的兴奋，对老伴、中医师刘镶喊起来：“他……他站起来了！”王文光站起来，标志着高锡朋探索的一个突破。脑和脊髓同是神经中枢，如果坏死的脑组织可以通过治疗恢复，受损的脊髓就有再生的可能。他着实太兴奋了。他跑到医院，逐个研究那六名矿工的死因，他发现，四人死于“尿毒症”，一人死于心脏病，都不是“脊髓不能再生”所致。他终于弄清，治截瘫，必须攻克“死亡关”，为脊髓再生争取时间。高锡朋由单纯研究中医、针灸使中枢神经恢复，转向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类病毒性疾病，为治瘫开辟蹊径。
四
在十年动乱的岁月，高锡朋手里捏着省公安厅的介绍信，就有了“护身符”，就有了“黑五类”们得不到的自由。他可以不必三天请示、两天汇报，可以走村串乡看病，小心翼翼探求“治瘫”方法。太原市晋西机械厂工人赵锁江，在一次事故中，因抢救别人，腰部砸伤，下肢瘫了，泌尿系统感染，高烧、褥疮……生命垂危。高锡朋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尽快给他消炎。他先在自己身上试扎，精选穴位，坚持给赵锁江治疗。果然，获得奇效。他的脊髓再生了！整整治疗三年，赵锁江站起来了，康复了。高锡朋破例喝了几杯酒庆贺。
赵锁江站起来，表明脊髓可以再生！
喜事接踵而来。1978年，榆次市给高锡朋彻底平反，恢复公职。他说：“晚年逢盛世，非豁上老命干一场不可！”
高锡朋申请办一个瘫痪病研究所，以扩大对这种疑难病的治疗，并对瘫痪进行科学的研究。但左等右等批不下来。他急坏了，说：“我只要一个允许成立的图章，不要投资，不要设备，不要房子，不要工资……什么也不要，只要快点允许！”他把自己家的院子腾出几间房，又租了几间房办起临时门诊部，在榆次市租了一个小院，仅用了五天时间，研究所和门诊部就同时开业。高锡朋任研究所所长，他的曾在北京当中医师的三儿子高晨明、大同医专毕业的四儿子高跃进、妻子刘镶（中医师）等为骨干医务人员，每天接纳三四十个患者。小小门面，简陋房舍，却温暖如家。几百里以外的患者都抬进这低矮的房舍，说：“高大夫，就信着你啦！”仅仅几年，高锡朋他们治疗来自二十六个省、市、自治区的瘫痪者，共七万余人次。其中，绝大部分的人有了好转。他收到四千封求方求治的来信，也都一一作答。
这个中医世家的老老少少，共同在开拓着治瘫的新路径。
阳泉市一位秀眉大眼的姑娘叫喜凤的，在一次挖铝矾土时被砸伤，截瘫。经过高锡朋针灸，仅三个多月，就站起来，可以扶拐走了。
大同市一位姑娘叫小燕的，在一次车祸中截瘫了。高锡朋治疗五个月，也站起来了。
还有一个矿工叫倪连生，被砸截瘫，治了三年，现在可以拄双拐走四五公里。记者看见倪连生时，他红光满面，好象马上就可以跑起来似的。我问高锡朋大夫：“小倪的预后怎样？”高锡朋果断地说：“结婚，成家，过好日子，没问题。”
一个一个瘫痪人站起来。高锡朋捏住手里银针，说：“我总算为人民办了一点事呵！”
一个一个瘫痪的病人站起来，高锡朋也更加受到党和人民的尊敬。他被选为榆次市政协常委，被评为山西省和晋中地区劳动模范。山西省劳动竞赛委员会给他记了特等功。（附图片）
高锡明在他办的瘫痪病诊所病房门前拿着博士证书留影。
　　　　　　　　　　　　　本报记者　王艾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