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共产党员的党性——记漠河县委书记严国珍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一位共产党员的党性
——记漠河县委书记严国珍
阎德喜　刘中
一
严国珍调到黑龙江省漠河县任县委书记的第一天，县里按惯例为他接风洗尘。菜做好了，酒也摆上了，可是新来的书记却找不到。大家正着急，有人发现他在招待所食堂排队买饭呢。“老严，饭都准备好了。”好几个人请他过去入席。他摆了摆手：“用不着，这样挺好。”有的同志还不甘心：“这是老规矩了，算不了啥特殊。”严国珍严肃地说：“用公款吃喝还不特殊！就是老规矩也得改！”他买了两个馒头，一碗茄子，和就餐的同志坐在一起吃。
这是1981年夏天的事。后来谈起这件事时，他还很动感情地说：“吃吃喝喝好象是件小事，实际上可是个大问题。群众正是从这些具体事情上看你是真心实意为群众服务，还是卖狗皮膏药。”有一次，他到金沟林场检查工作，一连看了十二个作业组，到场部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场党委书记叫食堂炒了六个菜，严国珍看了直皱眉头，只吃了一点点就放下了筷子，语重心长地说：“山上工人很辛苦，吃住条件都比较差。我们吃这么多菜，能咽下去吗？”从此以后，大家知道了严国珍的脾气，不论他到哪儿没有人再搞特殊招待了。
县里小车少，有时忙不过来，严国珍外出开会、办事，就走着去。到下面检查工作也尽量搭顺路的卡车。有一次他的女儿来探望，办公室要派车到车站去接，他知道后制止了：“不能因为她是我女儿就去接。干部子女没啥特殊的。”
严国珍严格要求自己，带头执行《准则》，受到了群众的赞扬。年终总结时，差不多每年同志们都评他为模范党员。可严国珍说啥也不同意。在审批模范党员名单时，每次他都把自己的名字划掉。
二
星期六上午是严国珍的群众来访接待日。有的同志看他太忙，建议说：“这些事你就不用管了，放一个人顶着就行。”严国珍回答：“那怎么行呢？群众轻易不来找县领导。来找的人，差不多都是有问题在基层解决不了的。咱们可不能应付了事。”这几年严国珍处理来信来访四百多件，给群众解决了很多难题。
农村妇女刘艳娥和张建民结婚后，来到漠河县城。张建民父母对这门亲事始终不同意，刘艳娥的户口也就一直没落上。张建民去世后，刘艳娥孤苦伶仃，生活上遇到很多困难。她多次上访，户口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严国珍上任后，热情地接待了刘艳娥的来访。听完她的哭诉，严国珍让信访办和公安局联系，给她落上了户口。
县医院勤杂工于凤珍，1978年有病打针，造成残疾。可医院却不按医疗事故处理，于不能上班医院便不发给工资。县信访办查清后，提出应发给工资。医院却借故拖延不办。听说来了严书记，亲戚们都劝于凤珍去找找。她心里犹犹豫豫的：“我的问题这么多年都没解决，严书记新来乍到，大事情都忙不过来，还有闲心管这事。”她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来找严国珍。老严听完了于凤珍诉说冤屈，又把信访办的调查材料仔细看了一遍。他对这早该解决的问题而迟迟没有解决非常生气。他召开了有医院党委书记和主管卫生的副县长等人参加的会议，研究决定：给于凤珍补发没上班期间的工资，由医院安排力所能及的工作。这回问题总可以解决了吧。但信访办向医院催问了十多次，仍然落实不下去。严国珍火了：“医院党委还有没有组织观念？明明错了却硬顶着不去纠正，这是什么问题……”他让信访办把会议决定打印成文件，责令医院马上落实，不许拖延。于凤珍的工资全补发了，工作也得到了适当安排。
1971年，县里从社会上吸收了七名教师。第二年又把他们辞退了，理由是“已经有老师了”。可是没过多久，其中四个有关系、有门路的又重新上了班。剩下的三个人咽不下这口窝囊气，一直告了十三年。严国珍拿着她们的上访信，心情沉重。漫长的十三年，这三个同志能为国家做多少贡献呵！可是她们却把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上访中了。这个问题不能再拖延了。他根据有关政策规定，按合同工把她们安排到工程处。这三个同志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声赞扬：“还是党的政策好！”
三
严国珍从阿木尔林业局调来后，县委办公室便忙着给他张罗住房，安排搬家。他没有同意。他对办公室主任说：“咱们县经济比较困难，一下子建不了许多房屋。要搬应该先尽住房困难的搬。”后来又几次分给他住房，都被他拒绝了。直到现在他的家还没搬来。
严国珍全家八口人，分住三处，立三个灶，他的工资不高，生活困难。1982年年终，工会补助他六十元。当时他没在家，回来后赶忙把钱给工会送回去：“我家又不是吃不上饭，用不着补助。”为这事县委副书记专门和他谈：“你家的生活连一般工人都不如。这补助是组织定的。”他看实在不收不行了，就叫文书把这钱存到银行，准备以后给党校买资料。没过多久，一个干部的遗属来找他，说生活有困难。他就把这笔钱取出来给了她：“这是组织补助你的。”遗属感动得不知说啥好。
严国珍在盛产木材的大兴安岭工作多年，可家里连一件象样的家具都没有。有的基层干部对他说：“老严，做套家具吧。”他摇摇头：“不做。”“不是白做，花钱。”“花钱也不做。”有的同志不理解，他解释说：“就是花钱能花几个，还不是象征性的。若是真花钱为啥不到街上买。占公家便宜的事千万不能干。”县委党校的一个同志到阿木尔林业局办事时，顺便到老严家看了看。回来后激动地给整党办写信：“……过去耳闻，现在目睹，严国珍同志在个人家庭生活方面确实要求很严。家里摆设极简单，炕上两只陈旧的木箱子，地上一个破铁架当茶几，除此之外别无他物……”
在落户、招工、转正等事情上，严国珍对自己要求更严，亲属们说他是“六亲不认”。
严国珍的妹妹在肇东县农村。妹妹想让儿子先在他这里念书，然后落上城镇户口，毕业后分配到国营单位工作。他说：“念书可以，户口落不了，不符合规定。”妹妹很不满意：“你当县委书记，外甥连这点光也沾不上？”老严耐心地解释：“我当书记更得给大家带个好头。”外甥一气之下回家去了。妹妹现在还生他的气。
老严的弟弟毕业后待业了好长时间。父亲几次催老严给安排个工作，他都说现在指标少，安排不了。父亲火了：“你在阿木尔这么多年，老部下也不少，怎么连个工作都安排不了！你不好说话让别人去办。”他怕父亲真的这样做，便斩钉截铁地说：“找谁也不行。就是安排了也要拿下来。我们不能和群众争。”
老严的儿子是凭成绩考进郑州铁路学校的。毕业前来信，说要分回大兴安岭。有人出主意，让他找找熟人，安排个好工作。他说：“分配工作是组织上的事，个人哪能插手。”他写信教育儿子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四严国珍对不正之风，敢碰敢顶，不管风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管风有多么猛。
1984年，县里有一百个招工指标，通过考试择优录用。考试时考场秩序很乱，有顶替的，有打小抄的，有往里传答案的……群众对此意见很大。老严和有关领导研究后指出：“认真调查，对营私舞弊的坚决纠正，不许姑息迁就。”查出有作弊行为的人中，有些是干部子女。群众根据以往的经验以为“查完也就完了，都是有头有脸人的孩子”。没想到这回却动了真格的，二十个作弊的人全被拿下来了。
1983年工人转正时，上级某部门对县劳动科说：“除了正常转正指标之外，再多给你们十三个，但必须把四个领导人的孩子转正。”劳动科很为难。这四个人明显不够条件，给他们转正，群众肯定有意见；不给转正，眼瞅到手的指标又要飞走，有些舍不得。问题提到了县委会。会上出现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上面搞不正之风，我们不能跟着干。一种认为，现在都这样，没啥大不了的。再说用四个换十三个，咱们还多得了呢。最后严国珍发了言：“算帐也有个怎么算的问题。十三个指标，拿出去四个，我们还剩九个，看上去很划得来。但是，这四个人转正会带来什么后果？会给党的形象抹黑，会使群众对党风好转失去信心。这个损失有多大？无法估量。所以，我们宁可十三个指标不要，也不能给不够条件的转正。”
有个女同志不符合转正条件，基层研究时没通过。她是上级某领导的亲戚，这位领导人给严国珍写条子，请帮忙给转正。老严把条子交给常委们传阅，坚持不开后门。
长工资时这个女同志又没评上。她又到上面找人。那位领导同志亲自给严国珍打电话，请他“高抬贵手”。老严没有同意：“给她长了，其他不合条件的也要长怎么办？再说这样的事情一个人也定不了，需要讨论。”后来那位领导又捎来话：“用不着讨论，填个表报上来就行。”严国珍严肃地说：“表也不能填！”这个女同志对老严非常不满，悻悻地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没有会不着的！”严国珍知道后置之一笑：“那好啊，我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