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恣意贬损鲁迅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不要恣意贬损鲁迅
陈漱渝
鲁迅是伟大的，因而也是谦逊的。他认为没有完全的人和完全的书，包括他自己以及自己的创作和理论在内。从来就不存在不允许对鲁迅进行分析乃至批评的事情。即使观点出现偏颇也还可以争鸣，史实出现错误也应允许订正。如果批评家的解剖刀能中腠理，药方能对真症候，鲁迅九泉有知也是会含笑的。
以轻浮的态度随心所欲地贬损鲁迅，跟正常的学术研究和文艺批评截然不同。这种贬损的言论如果出自敌人营垒，那当然不足为奇。如果这种贬损鲁迅的言论出自同一营垒，见诸革命报刊，则不能被视为正常现象，需要及时予以引导。
近两年来，贬损鲁迅的言论多次出现。前年春秋之际两家报纸曾批评个别青年作者在作品中大段照抄文学名著的做法，就有人站出来理直气壮地为他辩护：“试问，我们能否类而推之，说鲁迅先生……剽窃了果戈理的‘救救孩子’呢？”“试问”的结果，“借鉴”与“剽窃”的界限被混淆了，鲁迅成为了抄袭者的陪绑。去年5月，有一位副教授在《杂文报》发表高论，说将“银河”译成“牛奶路”不仅“无大错”，而且“是形象化的字眼”。他之所以翻鲁迅“半个世纪”之前批评赵景深“宁顺勿信”的翻译主张的老账，目的在于证明鲁迅先生说过的话“未必都对”，尽管赵景深教授从1931年至1983年一直坦诚地承认他将“银河”译为“牛奶路”确系误译。
对鲁迅的贬损在去年8月出现了“高潮”。8月6日，《杂文报》第四十五期刊登了一篇署名“李不识”的文章——《何必言必称鲁迅》，指责“一提到杂文，本本书都讲鲁迅，章章都讲鲁迅，节节都讲鲁迅”。他危言耸听地说：“见到这么多清一色的鲁货，我担心自己是否也被鲁化了。”把鲁迅的文化遗产讥之为“鲁货”，把受鲁迅理论和创作的影响称之为“鲁化”，这在近八十年的鲁迅研究史上是“前无古人”的。众所周知，鲁迅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奠基人，鲁迅的杂文作品是中国现代杂文的典范。讲杂文联系鲁迅，就如同讲文艺复兴谈到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等先驱者一样，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
如果说，李不识对鲁迅的贬损还停留在谩骂的水平，那么同月在《青海湖》杂志刊登的《论鲁迅的创作生涯》一文就为贬损鲁迅的言论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理论面纱。作者给鲁迅的“创作生涯”描绘出一幅十分黯淡的图景：鲁迅在创作的“准备时期”（1906—1918）的“文学活动是失败的”，意义仅“在于尝试与探索”；鲁迅文学活动的“创造时期”（1918—1925），只有“四、五篇小说”差强人意；从1924年至1936年，全都属于鲁迅创作的“衰退时期”。在这一时期，鲁迅写杂文“首先是为了吃饭”，搞翻译却陷于“失败”，“唯一称得上创作的”是《故事新编》，“但是艺术价值不高”。逐条批驳上述论点，对于略具常识的读者是完全多余的事情。
出现上述贬损鲁迅的言论并非偶然。它反映了前一时期在有些人心目中，从英雄人物身上挑剔“微不足道的灰尘”，从反面人物身上挖掘“尚未泯灭的良知”，是一种颇为时髦的事情，于是朝鲁迅身上大泼秽水，被误认为是“趋时”的壮举。其次，有些报刊的编辑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对一些争奇鹜怪的文章格外垂青，以为是吸引读者的有力手段。无论是编造鲁迅的“神话”（如“毛泽东拜会鲁迅”）抑或罗织鲁迅的“罪状”，他们都有发表的兴趣。此外，海外某些错误观点的渗透，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象《论鲁迅的创作生涯》一文的宏论，在鲁迅研究者看来并不新奇，无非是拾人牙慧而已。
我们高兴地看到：这种恣意贬损鲁迅的言论已经引起文艺界广大同志的强烈反感，他们认为：鲁迅在他一生不疲倦的战斗中所创造的丰富的文化思想遗产，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珍品，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化作出的宝贵贡献。鲁迅研究，应该成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战略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叫唐达尔的人物，他站在水里，水淹到咽喉，却一筹莫展，想不出止渴的办法。这个故事，难道不值得那些恣意贬损鲁迅而又标榜着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人三思吗？
〔原载1986年2月1日《文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