嬗变期的探索与思考——谈1985年改革题材的报告文学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文艺评论

嬗变期的探索与思考
——谈1985年改革题材的报告文学
高宁
1985年的报告文学创作，尽管振聋发聩的力作还不多，但在反映现实生活、开拓题材、深化主题、手法创新等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进步，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品。特别是一批反映改革的作品，在这些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
真实记录历史的瞬间。报告文学的生命在于同时代的感应，在于不断传达新的时代信息，迅速、直接地反映生活，真实地记录历史的每一个瞬间。今天，中华民族正在改革中振兴，新的人、新的事、新的观念、新的情感……大量涌现，使人惊叹不已，催人奋发前行。报告文学只有及时地准确地捕捉住改革潮流中的每一朵浪花，记录下这历史转换期的每一个发人深省的镜头，才能无愧于自己的特殊使命。
可喜的是，一批有影响的作家以及一些正在崛起的作者，去年又为读者奉献了一批题材广泛、风格各异的反映改革的报告文学新作，其中较有影响的，如：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胶东风情录》（《解放军文艺第五期》），陈祖芬的《论观念之变革》（《文汇月刊》第二期）、《经济和人》（《十月》第六期），祖慰的《一个带音响的名字——刘道玉》（《中国作家》第三期），赵瑜的《新形象之诞生——马朝亮的高度》（《热流》第一期），李祯林、李延国的《变法记》（《文汇月刊》第十期），理由的《金三角》（《花城》第四期），苏晓康的《人生长恨水长东——黄河“小浪底”咏叹调》（《人民文学》第八期），沈世鸣、范庆宽的《腾飞吧！嘉陵》（《红岩》第一期）等。读了这些作品，如同翻阅一部时代的画册，那些审美趣味、艺术功力各各不同的“摄影师”们，以各自的独特手法，从各自的角度，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正在变革中的大千世界的生动图景。
同前几年比较起来，1985年改革题材的报告文学有了新的时代特色。如果说，喧嚣奔腾的改革初潮已过，人们在惊愕、新奇、躁动之后，意识和心理正在经历着艰苦的嬗变，那么，这一年的报告文学，也已从对改革的热情澎湃的呼唤转向了对它深入的探索和思考。
深重的历史感。“全景式”的报告文学在1984年崛起；1985年则以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宏大的背景呈现在我们面前。李延国继获奖作品《在这片国土上》之后，又推出了反映农村经济改革的《中国农民大趋势》。如果说，前者是以引滦工地上恢宏的场面、雄浑的气势、激昂的情绪感染读者；那么，后者则是以改革进程中背负历史重荷的中国农民那沉重的步履、艰难的跋涉令读者反思。这篇作品一方面把一幅幅色彩绚丽的现实农村风情画同一帧帧褪了色的历史画面作强烈的对比，揭示了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另一方面，又以细致的笔触描绘了农民改革家们如何同传统势力、旧的自我和愚昧无知决裂，揭示了改革的艰巨性。其中最动人的要算“在历史的结合部”这一章，当读到野夼大队七个党支部委员，在实行责任制后，对着毛主席象痛哭“章程要改了”的时候，谁不感到可悲而又可笑呢？然而，正是这七名老共产党员中的几位，终于成了乡亲们致富的带头人。农民的性格特征在时代的熔炼中，最终得以升华。作者敏锐地抓住了变革时期新旧交替的那一瞬间，充分地发掘了农民思想观念的蜕变过程。就这一点来讲，李延国的“全景式”报告文学又有了新的突破：在原本就很广阔的框架里，又增添了更丰厚的历史内容。
《一个带音响的名字——刘道玉》、《人生长恨水长东》和苏廷海的《他到底得罪了谁》等作品也都回响着历史的声音。《刘道玉》记录了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经历，意在探讨这位教育战线的改革者成才的轨迹。刘道玉并不是一贯反“左”的英雄，在解放后几十年刻板的教育制度以及一度不正常的政治生活的影响下，他不免走过弯路。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接受教训，并把它们转化为财富。《人生长恨水长东》通过一个治黄工程决策的漫长历史过程，反映了我国经济体制的弊端。《他到底得罪了谁》通过当年因毛遂自荐、救厂有方而名震一时的厂长李良美的不幸遭遇，寻找造成这一悲剧的社会原因。这些作品把改革置于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中，在历史和现实的交叉点上塑造人物，进行反思。当然，这种反思是痛苦的，给这些作品带来沉重感、压抑感。这是因为改革进行曲中不单有欢愉的快板、如歌的行板，也有哀伤的慢板，在高昂的主旋律中，还会出现某些不谐和音。唯其如此，才更真实地反映了改革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
人物形象的新高度。在1985年的报告文学中，我们欣喜地看到新的改革者的形象：马朝亮（《新形象的诞生》中的晋城矿务局局长），贝汉兆（《论观念之变革》中的广州白云山制药厂厂长）、刘功宇
（《变法记》中的部队某部连长）、岩石（乔迈《让他含笑远行》中的长春卷烟厂党委书记）……他们同样具有乔光朴式的胆略和气魄、学识和才干；所不同的是，他们改革的着眼点已不单纯是体制、产品；而是人，是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如对马朝亮的描写，作者没有把笔墨花在描述主人公如何改革生产上，而是写他如何改变矿工物质和精神生活条件、重新塑造矿工的灵魂。过去，当煤矿工人挥着大板锹，冒着“冒顶”的风险，出入于狭窄的“煤窑”时；当他们住在脏乱的窝棚里，百无聊赖地寻衅闹事时，他们并没有真正摆脱生活的奴隶的地位。今天，当他们拥有了现代化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拥有了丰富的文化和精神生活，特别是拥有了矿山的主人翁感时，他们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企业的主人。作者找到并攀登上了“马朝亮的高度”——热爱人，尊重人，在高度物质文明的基础上塑造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新人。
此外，李祯林、李延国笔下的刘功宇，打破军营中因袭多年的人才观，鼓励和培养战士们的创新精神，造就了一批有个性、有追求、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新一代战士。陈祖芬笔下的贝汉兆与“老底层”的人相知相交，依靠他们出了产品，也出了人才……在这些改革者的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马朝亮的高度”。
1985年报告文学还为我们描绘了一批“小人物”的命运。如《金三角》中一批农民改革家，柯岩的《女人的魅力》中的广州英利贸易公司经理张静，萧复兴的《金凤凰》中的北京凤凰毛织厂厂长范佩莉，山谷的《小鸟这样飞翔》中的一批没有学历和文凭的创业者，他们同样地都曾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命运多舛；同样地曾自强不息，不甘蹉跎；同样地在新时期掌握了自己的命运，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大时代和个人命运的交叉点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改革的归宿：不仅仅是物质的繁荣，而且是人的才思和心智的解放，是社会主义天空下人们自由地翱翔和腾飞。
在创新中求发展。报告文学作家要勇于写改革题材的作品，也要不断寻找新的表现手法来写好这一题材。在创新中求发展，这是1985年报告文学创作中一个良好的势头。
多年来，报告文学囿于记实性的束缚，写作上已形成了一定的格局，这就是为读者叙述一个完整的故事，或展现一个人的一生。这种写法固然明白晓畅，但由于受到具体事例的限制，往往约束了作品的表现力，很少留给读者想象和思考的余地。
去年，一些作家尝试着打破叙述故事的框架，用主观的随想、抒情、思考来串联素材，从而大大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
陈祖芬和李延国的作品，用主观的随想和思考为经，以一组组形象的素材为纬，编织了一幅幅内涵深广的图画。随着作者思维的活跃变幻、纵横驰骋，作品冲破了时空限制，增加了节奏感、信息量、空间感、多变性、随意性，勾画了众多的改革者的形象，传导了大量的信息，探讨了一系列的新观念。对于表现现代生活，两位作者是成功的；而他们那种永无止境的追求、探索精神更值得提倡，因为任何一种艺术形式只有在不断的创新中才能生存、发展，并永葆其美丽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