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峻节　典范永垂——忆杨秀峰同志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高风峻节　典范永垂
——忆杨秀峰同志
刘皑风
光阴荏苒，岁月流逝，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育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杨秀峰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两年了，但他的音容仍深深留在我心中。他是我的老师和十多年的直接领导人。他言传身教，使我受益良深。这里谨以片段的回忆，寄托对杨老的缅怀，并借以自勉。
早在1922年，我在河间河北省立第三中学读书时，秀峰同志是我们的历史、地理老师。他对教学工作严肃认真，有高度的责任感。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而是离开书本以渊博的知识，简洁的语言，层次分明、生动活泼地进行讲述。他重视启发学生思考问题，培养学生分析问题的能力。还善于运用自制的地图、图表等直观教具辅助教学，以增加学生的感性知识，使便于记忆。更感染人的是，他不仅传授知识，同时也关心学生思想品德的健康成长。他针对当时外有帝国主义的侵略、内有封建军阀混战的局面，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教育，激励同学们关心国家大事，树立救国救民的远大理想。他为人正直，平易近人，非常热爱学生，处处作学生的表率。
“七·七事变”后，我在冀中行署和晋察冀边区政府工作时，就知道一些秀峰同志从“红色教授”到游击队司令员，创办河北抗战学院，先后任冀南行署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的事迹。石家庄解放后，两个边区合并，成立华北人民政府，秀峰同志任副主席，我任教育部副部长。建国以后，从1953年到1964年，秀峰同志任高等教育部、教育部部长和党组书记期间，我一直任副部长和党组成员，前后十多年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作他的助手。
秀峰同志无限忠于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笃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有坚强的党性和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一贯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维护党的集中统一。对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有什么意见或建议，就亲自去反映或是按正常的组织程序提出请示报告，在没有作出新规定以前，他决不说二话。我没有听到他讲过对任何领导同志不满的话。党组会集体讨论决定的问题，如果他感到需要变更时，总是再提到党组会讨论，决不个人说了算。他坚持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过组织生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我外出视察工作时，他总是嘱咐：涉及原则性的问题、与其他部门有关的问题，一定要向当地党委汇报，尊重地方党委的意见。
秀峰同志忠于职守，热爱教育事业。他认为“我们的教育事业是无产阶级用以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强有力的工具”。为使我国教育事业适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需要，他高瞻远瞩，统筹全局，善于抓大事。集中主要精力解决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解决带基本建设性的教育法规问题。使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五十年代初期，结合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要求，首先初步解决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专业设置的战略布局；编制并实现了以培养工业建设干部和师资为重点的高等教育发展计划。继而为全面地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进行教学改革。他非常重视了解干部、选配干部的工作，加强了学校的领导；组织修订各科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改编教材，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方法；加强了尖端科学技术和基础科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同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陆续制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章程（草案）》等一系列规程。
1958年高教和教育两部合并以后，贯彻执行党中央提出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和实行“两种教育制度”，各地创造了许多新经验，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秀峰同志针对当时学校出现的“浮夸风”以及片面强调实践，劳动过多，忽视文化科学知识和基本理论学习等偏向，及时地强调指出：“片面的理解理论来于实践，只重视直接经验，忽视理论和间接经验的思想倾向必须克服和防止；只有把生产劳动和教学、理论和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六十年代初期，他又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发动群众总结建国以来教育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先后主持制订了《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和《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草案）》，报经中央批准试行。对中等专业教育、职业教育、职工业余教育以及扫盲工作，也都相应地采取了改进措施。为探索和建立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奠定了初步基础。
秀峰同志是全面地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模范。他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尊重他们的职权，使能发挥专长。在高等学校的教授、专家中间，推心置腹地广交朋友。反对那种对知识分子采取粗暴态度、动不动就乱扣帽子的“左”的错误作法。他还一直认为：“做好教师工作是办好学校的前提条件”，为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关心他们政治上、业务上的进步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建立一支胜任的各级学校的师资队伍，做了不懈的努力。
在连续十多年的时间里，杨老为改革和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大批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和劳动后备，始终是夜以继日不知疲倦地工作，倾注了全部精力和智慧。我国教育事业的巨大成就是和他的努力分不开的。他被认为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秀峰同志执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定和指示，坚决及时，雷厉风行。但是，从来不是简单地照抄照转，而是引导大家领会精神实质，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贯彻落实。如：1957年，根据国务院的决定，上海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的过程中遇到阻力。周恩来同志指示：“总的原则是求得合理安排、支援西北的方针不变。”秀峰同志就亲自到上海，在当地党委和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深入到广大师生员工中间，多次召开大大小小的报告会、座谈会、谈心会，一方面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讲明内迁的必要和深远意义，做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分析内迁中的各项实际困难问题。同时，派我到西安去了解内迁和新建校中急需解决的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问题。最后对内迁的具体方案作了些调整，报经国务院批准，使内迁工作和新校建设得以顺利进行。又如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同志针对高等学校的情况，提出了“学制可以缩短”，“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方法都要改”的问题。高等教育部即在北京召开直属高等学校领导干部（扩大）会议，进行学习和讨论。秀峰同志考虑到各类学校的不同情况，瞻前顾后、深思熟虑，就要求大家“本着‘思想积极、步骤稳妥’的精神，在会上把思想问题搞透”。对于重大的改革，应该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谨慎从事。对于学校力所能及的改革，应该做好思想工作立即着手。会后，党中央批转了高教部关于这次会议的报告，使改革工作减少了盲目性。
秀峰同志作风民主，谦虚谨慎，坚持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他有很深的理论修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是从不自以为是，把自己的认识强加于人。从机关到学校、从党内到党外，善于听取各方面的不同意见，集中大家的智慧和经验，作出正确的决策，并依靠群众的力量及时完成各项工作任务。记得为拟定《直属高等学校工作条例（草案）》，他曾多次带人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学校党政领导、教学工作到后勤工作，听取各有关方面的经验和意见，掌握第一手材料。然后，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经过反复分析比较，才逐条作出规定。为给党中央、国务院写报告反映工作情况和建议，他也总是召集有关干部反复讨论修改，并亲自动手，字斟句酌，对工作成绩不夸大，对缺点和问题不缩小、不隐讳，力求做到实事求是。解决重大问题是这样，处理日常工作也是这种作风。例如：他到高等学校视察工作，发现应该办的事需部里解决经费问题时，也是先打电话给部里主管财务工作的同志，商定后才向学校宣布。所以总是说到做到，不说空话。
秀峰同志对待下级干部，既严格要求又爱护备至。他经常教育大家树立群众观点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十分关心干部思想政治上、业务上的进步。要求干部及时学习掌握党的方针、政策，熟悉本职工作。对司局级干部要求更严，亲自检查阅读党中央、国务院文件的情况，发现没有看的，就打电话催促补看。干部外出做调研工作，要求及时汇报，内容要有情况、有分析，还要有个人的意见。他常利用星期日对司局级干部进行家访，或约干部个别谈话。用谈心的方式就主管的工作听取意见、交换看法。这样，不仅研究了工作，了解了干部思想，也培养提高了干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对工作有布置、有检查。遇有失职或违犯纪律的行为，一经查明，就进行严肃的批评，不讲情面；但又总是谆谆教导，以理服人，使人心悦诚服。干部因公出差时间久了，他常挤时间去看望家属孩子，问寒问暖，有困难就尽可能帮助解决。为了更广泛地联系群众，他还采取了食堂讲话的办法，利用大多数工作人员集中到食堂吃饭的机会，亲自给大家讲话。每周一次，每次十几分钟，有时讲政治形势的变化，有时讲部里的中心工作，有时表扬好人好事或者批评不良倾向。大家如有意见，也可以提出。这样上情下达、下情上达非常及时，有利于对重要问题统一认识、统一步调。
秀峰同志在生活上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杨老始终坚持我党历来提倡的廉洁奉公、不谋私利、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苦的优良传统。他到学校视察工作，总是谢绝宴请招待，到教工食堂和大家一起用餐。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生活比较艰苦，他严格遵守党的规定，不搞半点特殊。有一次过节时，机关劳动农场给大家分鸡蛋，因为当时孙文淑同志（杨老夫人）有病，给他家多送了一些。他知道以后，还作自我批评。而对其他有病的同志或生活有困难的同志，却常关照给予适当照顾。杨老待人诚恳热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更是有口皆碑，赢得人们的衷心爱戴和敬仰。
秀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奋斗不息的一生。他数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他那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克己奉公，不谋私利的崇高品德，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关心干部的思想作风，永远是我们共产党员学习的榜样，也是鼓舞青少年一代沿着正确方向成长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