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我利用武训为反动 统治阶级服务的反动行为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读者来信

　　批判我利用武训为反动
统治阶级服务的反动行为
何思源
一
我在年青的时候，是一个穷学生。得到了他人经济上的帮助，才升入大学。以后又考上公费留学，一帆风顺地向上爬，一直爬进了反动统治阶级的阵营里。一九二八年做了山东省伪教育厅长，在山东一口气干了十九年（十七年厅长，二年省主席）。
在山东本来早知道武训其人，但未引起我的重视。后来有人给我一本有关武训事迹的书看，我略略阅读了一遍，始知有机可乘，对于武训之为人，虽仍不知底细，但已体会到武训是可以利用的了。
于是我以视察为名，出发到了堂邑县柳林镇，首先看武训小学（即原来的“崇贤义学”），再拜扫武训坟墓，又接见武训的外甥（或者是侄子），加以慰问鼓励。以后又到馆陶县看武训创立的第二个小学（即原来的“馆陶杨二庄义学”）。最后到了临清县御史巷看规模最大的武训小学（即原来的“临清御史巷义学”）。我找出了这些学校历来的捐款名册查看，捐款册子是很厚很古老的一大本，内中除了年代较久的捐款人姓名是抄写的外，近代捐款人多是亲笔签名。现在我虽然忘记了捐款数目，但当时确曾惊讶其数字之大！捐款人的姓名我记不清，却记得有巡抚、侍郎、督军、省长、富绅、名宦、学者、名流等，总之，不是官僚、军阀，就是封建地主。看完了全册，我即刻提笔签名捐了五百元，又慷慨答应将武训小学改为武训中学，由省政府大量津贴帮助；并提出要尽力提倡“武训精神”，印发《武训传》及画像。
二
我得到这些初步印象后，在回济南的路上，总是盘算着武训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当时我的思想情况大概如下：一、武训的办学与我气味相投，即是帮助我们训练人材，所以值得推崇表扬。二、当时在山东的政治舞台上，办教育的人处处被歧视，省教育厅，县教育科等皆被视为无关轻重的机关，从事教育工作的人皆被视为无足轻重的人。宣扬武训可以抬高教育界的身价，并可安慰和鼓励同仁。三、以宣扬“武训精神”为名，可向省政府多要教育经费，以扩大我个人的教育成绩。四、借“武训精神”可以鼓励学生用功读书，使他们安份守己，不闹风潮。五、借“武训精神”可以督促教育工作人员努力工作，不斤斤计较待遇与钟点，使学校安定，我的工作可以顺利。六、借宣扬“武训精神”的运动，可以抬高自己身价，巩固自己地位。
回忆我在儿童时代，就常常听到祖母说：“斗大黄金印，天高白玉堂，不读万卷书，怎能伴君王？”又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当时我就有“坐八抬轿”的幻想，羡慕统治阶级的豪华富贵。但以为自家很穷，那有实现的可能，现在居然如愿以偿，由于个人的刻苦努力而做了“大官”，这岂不是“武训精神”的具体实现吗？我觉得“武训精神”与我祖母所教导的精神是一致的。这也是我努力发扬“武训精神”的原因之一。
三
我对蒋介石及其反动政府的报告比较简单。但是对韩复矩（当时的山东省伪主席——土皇帝）却说得很详细。我说：“武训之为人，温顺驯良，谦恭有礼。武训办的是三纲五常的教育，天地君亲师的教育，尊师尊孔重道的教育。发扬‘武训精神’对于我们是有帮助的。”韩复渠比我更聪明了，更懂得多。他说：“鲁西一带民性强悍，‘土匪’如毛，历代都没有肃清。若是穷人个个都像武训，治鲁西就不难了。”当时韩复矩正在专心“剿匪”，对于鲁西“土匪”最感棘手，于是决意用奴颜婢膝的投降主义的武训来转移鲁西风俗，以“知礼、不犯上、不作乱”的“武训精神”来改正地方人民的“剽悍之气”，使其“纳于正轨”。他的用意是利用“武训精神”来减少“土匪”来源。在韩复矩的思想中，以为“穷人”若都能像武训似的见了封建统治阶级就屈膝磕头，不反抗，不斗争，遵照武训所走的道路，以读书上进为目的，“则山东的天下稳如泰山矣”。韩复矩这种思想是确切地代表了反动统治阶级的思想的。无怪武训学校的捐款册中，几乎全是官僚、地主、士绅、名流的名字啊！韩复矩同我的发扬“武训精神”运动是有深远的、阴险的用心的。
四
从此以后，我更体会到其中的玄妙。有一次，有人告诉我：一九三四年冬某月某日，是武训诞生纪念日。我知道宣传机会来了，可以抓紧时机，大干一下。我先将《武训传》及画像翻印出来，分发全省各地、各学校，通令全省学校，以武训生平事迹作中学教材，以武训故事列入小学课本。又令全省各民众教育机关加紧“武训精神”的宣传。预备于一九三四年在临清县替武训开一个扩大纪念大会。我又在河北房山县购到一大块汉白玉，请人为武训造像。一面用省政府名义电蒋介石、伪教育部及全国各“要人”，征求匾额赞词及其他表扬物品。并通知鲁西北二十余县的学校、教育机关，县、区、乡、镇主管及地方士绅、名流届时参加。我记得蒋介石送来的匾额是“为人师表”。开会前两日，我就带着蒋介石的匾额和汉白玉雕成的武训像，率领省会的许多学校校长、教育机关首长先到了临清。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当时到会的还有董渭川、李士钊、张元亨、张默生、韩多峰、沙明远等人。
当时我这样大肆宣传，一半是真，一半是假；心中一面钦佩“武训的为人”，一面却怀疑武训是个疯子或是个精神病者。但难得这种膝盖软的人给了我们（反动统治阶级）不少的帮助，特别对于我个人帮忙更大，我们应当“谢谢这位先生！”
五
一九三五年，在济南有位李某来告诉我说：“外面有人传说你是武训转世，不知确否？你可计算计算生日。”我本不信什么转世托生之说，但我觉得这种传言对我有利，于是我屈指计算武训死于一八九六年，我生于一八九六年，便说：“很对”。可是不敢再详细算下去，恐月日时辰如果错了，反为不妙。这说明反动统治阶级利用武训，个别吃“武训饭”的人也利用武训，于是武训之名大扬。
这个人给我打气果然有效，使我更加倍努力于这一宣传。我计算到一九三九年是武训生日一百周年，乘此机会可以作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在山东可使“武训精神”更深入民间。于是我在省政府提议改堂邑县为武训县，又发起在全国各地募捐，为武训建祠、修墓，并提议于是年在山东开全国性的教育会议，同时举行武训祠落成典礼。到“七七”事变后济南沦陷时，武训祠仅造成一半就停工了。仅于是年得到伪国民政府之正式褒扬令。
宣扬“武训精神”的方法，一时代与一时代不同。在清朝及北洋军阀时期，是幼稚的、简单封建式的宣扬方法。在国民党时期，即是我在山东的时期，宣扬“武训精神”是采用西洋资产阶级的宣传方法：利用学校、课本、报章、杂志、社会民教及其他文化机构作工具。以学校及课本论，当时在山东可以同时使三万数千个中小学及一百四十余万学生于短期内受到“武训精神”的教育。如此就把一个死武训变成了许多活武训。虽然许多宣传者受了我们“官式”宣传的影响；但他们之所以歌颂武训也是有他们的思想根源与阶级意识的，他们自己也应当负责。
如果说武训在山东是反动势力的第一个帮凶，我也算是帮凶第二了吧！
六
武训兴学的动机是羡慕封建地主的奢侈生活，羡慕“坐八抬大轿”的官僚。一句话，武训的动机是向上爬，效果是巩固了封建势力。他的影响经过封建统治阶级加以利用后，就更扩大起来了。以前我以为武训不是个疯子，便是个傻子，后来我领会到武训的“聪明”，他以“标新立异”“出奇制胜”的方法向上爬；他本人既然不能入学读书？中举人，点翰林，以至“坐八抬大轿”，就用他人所不能作，所不屑作的事来求取个人的“成功”。他果然如愿以偿，最后走进了封建统治者的庙堂！
我到过鲁西北各县多次，各处探询武训生前的状况：当时武训活动的范围是东昌府与临清州之各县，如堂邑、馆陶、聊城、寿张、清平等县。到了后期的武训，是有钱，有地，有势，甚至有名的人了。他的行为已超过“兴学”，凡婚、丧、喜、庆、作买、作卖的事，武训皆参加活动，并形成了一种势力。他在任何场合，都能应付裕如，见了任何阶层的人，都能出口成词。他有魄力，有面皮，能拦着侍郎裕德的轿捐了二百两银子，拦着临清州知州的轿捐了拾两银子。这样胆量为他人所不及。当时我听见此说，有点惊奇，以为武训在社会运动中能干有为。现在想起来，他一定是当时的地痞流氓，一方之霸。他的土地、房产跨堂邑、馆陶及临清三县，不少的地方有他的佃农、账户及机关。初时，武训求地方士绅帮助，后期则地方士绅奉迎武训，以赞助武训为荣幸；所以武训处处可去，处处有家住，处处有饭吃；以“兴学”为名，各处讨账、收租及“照料地方公事”。事实上，武训早已挤入统治阶级的营垒，而成为一方罕有的大财主了。
有人说武训兴学的动机是好的，封建统治者利用他，应由统治者负责任；我则以为武训自己应负责任。以韩复矩和我为例，韩复矩和我利用武训的动机（主观愿望）与武训兴学的动机（主观愿望）是一致的，异道同归，不谋而合的。动机相同，则不能说那一方面完全被利用。既然武训的动机和韩复矩与我的动机一致，武训所企求的效果和韩复矩与我所企求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七
武训生于鲁西北之堂邑县，是古赵国之地。自鲁西以至河北省的河间、大名，是历史产生英雄豪杰的地方，自黄巢、宋江、武松、王伦，以至近代小说中的窦尔敦，及“酸枣林”中人物等，皆出此地。那里“人人打拳，个个习武”，“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反抗斗争精神很盛；当地豪杰争以能“劫皇杠”（即抢皇帝的银子）为荣耀。在武训所经历的时代，鲁西北人民就武装暴动过好几次，反抗“政府”的活动就没有停止过，因此“强悍难治”，历代统治者都束手无策，虽杀了不少人民，但杀不胜杀。这里穷人中忽然出来一个例外的投降主义的武训，封建统治阶级以为奇货可居，故特别利用一番，想借此“移风易俗”，软化人民的斗争精神，才把武训作个样子，恣意宣扬起来。如无统治阶级的利用和宣扬，武训的名字是不会为这么多人所知的。今天反动统治阶级已被推翻，那些利用武训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人也多已老死，只有我的年龄较轻，尚留人间，所以我坦白出来，把当年蒙蔽人民、愚弄教育界及知识分子的内幕揭开，让大家明了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