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系辽河湾——记人民的好医生潘恩良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魂系辽河湾
——记人民的好医生潘恩良
新华社记者　卜昭文　王辅捷
台安，紧靠辽河岸边的一个小县，是个地势低洼、十年九涝的穷地方。世世代代，外乡人很少能在这里落脚生根。这几十年里从外地分配来这里的大学生也有很多人想方设法“飞”走了。然而，一位从香港回来的同胞、大连医学院毕业生潘恩良却不然，他一到这里，便深深爱上了这块土地，无私地、默默地在这里奉献了二十六年，直至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负伤的战士还是要革命到底的”
1958年秋天，从大连开往沈阳的列车在辽河平原上疾驰，二十七岁的潘恩良坐在车厢里多少有些心绪不定。他是从大连医学院毕业后前往分配单位辽宁省台安县人民医院报到的，临离校前，才知道自己被定成了“右派”。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太大了！从小在香港生长的他，被新生的祖国所吸引，1951年告别亲人只身回大陆求学。他一向热爱祖国，想不到却遭到如此厄运。他不理解，但不气馁，他这样劝勉自己：“革命的道路是艰难的，有些战士被敌人的子弹直接命中，有些战士却是被流弹所伤，而这颗流弹不一定来自何方。但不管怎样，负伤的战士还是要革命到底的！只要能保留住我为人民服务的机会，我就满足了。”
多么纯真的心！
五十年代的台安，县城里是尘土弥漫的小土路，路的两边是稀落而低矮的平房，人们吃的是玉米面、高梁米，点的是煤油灯。县医院的设备也十分简陋。潘恩良住的一间五、六平方米的小屋，既是他的宿舍，又是他的工作室。他每月只有二十七元的工资。生活再艰苦，他不在乎。白天他为病人看病，夜晚在煤油灯下苦读中外医学书籍。他沉醉在工作中，忘记了一切苦恼。
三年困难时期，由于营养缺乏，他双脚浮肿，下乡巡诊时多次因体力不支而倒在路旁。尽管如此，只要一有外出诊病的任务，他仍然毫不迟疑地前往。渐渐地，人们熟悉他了，了解他了，都不再把他当右派分子看待。
十年内乱中，潘恩良被关进“牛棚”，惨遭迫害，右手被红卫兵打断了。一想到自己不能再操起手术刀为人民服务，潘恩良就绝望得失声痛哭。台安县人民医院的一些同志同情他，向他伸出了温暖的手，终于为他治愈了骨折。
人民信任他，人民需要他，有什么能比这更宝贵呢？他的心踏实了。
“难道天安门上空的焰火，不比香港
的华灯夜景更美丽？”
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了。
1979年4月，春回大地。潘恩良来到他阔别了二十二年的出生地探亲。
一听说潘恩良回港探亲，远居日本、美国、加拿大和马来西亚的亲友们都纷纷来港和他团聚，大家一致劝他留下来。
重病在身的八十高龄的老母拉住潘恩良的手，哭着让他留在自己身边。
潘恩良的妹妹是香港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大学声乐系教授，在当地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她提出可以为哥哥在香港买一幢漂亮的住宅楼。作为香港医务卫生总署首席总药剂师的妹夫，则表示可以为他在港行医创造优越条件。
香港伊丽莎白医院很欣赏潘恩良的医务水平，也欢迎他来这个医院工作。
可是，潘恩良的心不在香港，而在台安。他的心里只有台安县人民，只有台安县人民医院。他谢绝了亲友们的挽留。他说：“我的岗位在内地，我一定要回台安去。”
亲友们不解地问：“你留居香港同样可以爱国，为什么一定要回去？”
潘恩良说：“我不满足于只是爱国，我更希望能用自己的医术直接为内地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难道天安门上空的焰火，不比香港的华灯夜景更美丽？”这就是潘恩良心底的秘密。
繁华、诱人的自由港，慈母的眼泪，兄弟姐妹的手足之情，母亲为他准备的万贯家财，这一切一切都未能留住他，他终于在1980年4月20日午夜，如期回到他的第二故乡——春风拂面的辽河湾。
“越是认识到海外医学的先进，越是不甘心台安人民医院的落后”
1983年12月31日，潘恩良的冤案被彻底平反了。他以重病之身挑起了台安县医院院长的担子。
昔日，他的抱负只是局限在一把小小的手术刀子上，如今，他终于得到了一个施展抱负的较为广阔的天地。
从他1984年4月18日当院长起直到离开人世，这五个月的时间里，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心里燃烧着一团火，他把这火种洒向医院的每一个角落。
潘恩良在香港参观过一些医院，那些先进的设备更激发了他奋起直追之感。他曾在一封致友人的信中说：“越是认识到海外医学的先进，越是不甘心台安人民医院的落后。”
上任的头天晚上，他就向有关领导提出了医院改革方案；第三天，他向各科室的负责同志和一些老同志分别发出了《征求改革意见信》；两周之内，他找十个科室、五个病房的科主任和护士长分别谈了话。他从早忙到晚，回家不是约人谈话，就是伏案写关于医院进一步改革的设想。妻子喊他吃饭，他常常听不见，妻子把饭推到他眼前，他吃饭时不时放下饭碗又拿起笔。他妹妹从香港来北京观光，他也舍不得挤出时间去北京见上一面。
他以行动影响着人们，医院的面貌在不断改观，不断受到患者和患者家属的赞扬。
台安县人民医院只有一百多个床位，远远满足不了需要，走廊里经常摆满了病床。潘恩良为此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三番五次地找县委、县政府反映这一问题。他的热心感动了“上帝”，县里批准了医院扩建病房的方案，现在，新的病房楼正在动工兴建。
“活着为台安人民治病，死
了也要埋在台安这块土地上”
早在六十年代初期，潘恩良就患上了严重的多种花粉过敏性哮喘。这种病特别怕风沙和灰尘，可台安这块土地，偏偏多风多沙。
同窗好友纷纷建议他申请调换工作地点，他的妻子也央求他：“恩良，为了你的身体，我们要求调动一下吧！”
说了一次又一次，潘恩良总是一句话：“这里离不开我，我哪里也不去，活着我为台安人民治病，死了也要埋在台安这块土地上！”
生命是宝贵的，潘恩良把自己的生命溶于为台安人民治病之中，哪里有患者，他的生命之光就在哪里闪现……
1982年农历正月初五的下午，潘恩良正在为自己因哮喘病发作不能回香港为母亲奔丧发愁，这时他家的房门开了，一位妇女披着满身雪花迈进门来。
“潘大夫，我那刚生十天的孙儿哭叫得吓人，您能不能给看一下？”
话音刚落，她看见潘大夫一家人都臂戴黑纱，看见潘恩良在不停地喘息，就连忙改口说：
“真对不起，不麻烦了。”
谁知，她前脚走，潘恩良后脚就跟着出了房门。为了一个小婴儿的病，他冒雪赶到了这位妇女的家。
婴儿患的是脑硬膜下腔血肿。这种病如不及时治疗，会引起脑组织的改变。送医院做手术，婴儿太小，经不起途上的折腾。
潘恩良决定手术就在这家的炕头上做。手术过程中，婴儿啼哭着，潘恩良大张着口喘着，不时用头示意让别人从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促肾上腺素”气管喷雾器，往他的口腔内喷。两个小时后，婴儿头部血包中的浓血抽完了，孩子渐渐平静了、睡熟了，而潘恩良却累得瘫在地上。见此情景，婴儿的母亲禁不住流下泪来。
潘恩良就是这样，救活了一个个危重病人，自己的生命之烛却一滴滴地耗尽了。
1984年9月18日。上午，他召集院务会研究医院的改革工作；下午，他为争取建病房楼的地皮四处奔跑；晚上，他在家伏案修改计划新建的病房楼的平面图，接着给县政府写信继续提出自己关于病房楼选址的意见。
已近午夜了，他仍没有入睡。
写着，写着，他的心脏病猝发，带着对台安人民的难舍之情，他永远地离去了。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他才走了五十四个年头。
噩耗传出，台安人民的心在哭泣。
县人民医院的会议室里。密密麻麻地摆着五百多个花圈，许多赠送者的姓名，连他妻子也不熟悉。
鲜花与松柏簇拥着他的遗体，屋内屋外挤满了要与他见最后一面的台安县的群众，十里地外的老大爷赶来了，小脚大娘赶来了，经他治好病的一些人伏在他的遗体上失声痛哭，呼喊着：
潘大夫，你是好人啊！你为什么走得这么早！我们离不开你啊！
（新华社沈阳2月21日电　本报有删节）（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