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当祖国和人民需要的时候……
云南边防某团原代理政委　黄宏
（一）
战场上的冲锋陷阵，金戈铁马，是可歌可泣、慷慨雄壮的，但它还不足以展示当代军人的高尚情怀。收复老山战斗刚结束，一连连长胡湘江交给我一本鲜血浸透的笔记本，这是从烈士程江身上找到的。仔细辨认着笔记本上入党申请书的字迹，我不禁动了感情，因为这是一个我多少有些偏爱的兵。1983年4月我在一营蹲点，认识了这个身体结实、朝气勃勃的年轻人。他写得一笔好字，还有一手好球艺。当时听说他入伍没有几个月，就准备报考军校，每天中午不睡觉，晚上打着手电看书，下面有些反映。我做了点工作，让他当了连队的文化教员。他授课的班成绩是营里最好的。中国革命史教育，他又是连里的小教员。
这次作战，程江本来在连部，他坚决要求到尖刀班去，连长拗不过他，让他下到了尖刀班七班。一连，这个1979年自卫还击战时攻克老街的一等功臣钢刀连，这次又接受了为英雄营穿插前导的艰巨任务。他们要从崇山峻岭中横向穿插，直捣敌人营部。穿插中程江一手拿着砍刀，一手拿着指北针，走在全营的最前面。敌人的炮火拦阻开始了，一发发炮弹在周围猛烈地爆炸，他仍然镇定自若地走在最前面。他牺牲了。在向敌人发起冲击后，他率先攻上敌人营部所在的高地，被敌人的高射机枪击中，他实践了入党申请书的誓言：“只要我程江有半口气，用身体压，也要为连营主力开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
人们常常说少年多志，富有理想是青年人的宝贵品质。我们年轻的干部战士，他们对未来充满了美妙的梦幻般的憧憬，他们中不乏才华横溢者。在这次作战牺牲的青年干部战士中，我知道就有刚刚十九岁已在构思写一部长篇小说《不能受勋的英雄》的五连战士顾勇；有被称为“全身都是文艺细胞”、能歌善舞的九连业余宣传队长黄秀峰；有多次在连队赛诗会上夺得第一、立志要当新时代“边塞诗人”的二连喷火兵石伟……他们有在宽敞的教室与同龄人一起学习的权利，有成为艺术家、文学家和科学家的才能和条件，但是当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他们便走上战场，献出了自己的一切。
烈士石伟在诗中写道：
“我希望有一天，怒发冲冠斗敌顽，
我渴求有一天，成功在前面，
当祖国需要我时——
我定拿出最闪光的奉献。”
渴求着成功，“拿出最闪光的奉献”，这就是军人理想，军人的情怀。
（二）
在青年战士中，有一批是1984年1月入伍的新战士。与他们的同龄人相比，他们经受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和考验。昨天，他们还是依偎在妈妈、奶奶身边的娇儿、宠孙，今天却成了钢筋铁骨的勇士。战后，有的新战士立功；还有的入了党，当上了班长、副班长。
尽管生活艰苦、战斗激烈，我们的新战士内心却非常充实，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新战士周红兵在信中说：“爸爸妈妈您们放心吧！正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就踊跃地站出来……如果我牺牲了，请不要为我流泪，这是我应该做的。我有完成这样任务的机会，我是非常高兴的，是愉快的。”九连通讯员冯健看上去充满了孩子气，两只稚气的大眼睛忽闪忽闪的。战斗中他经历了三次死的危险。在向某高地冲击时，越军一梭子弹打下来，把他的水壶打个稀烂。一壶水漏得滴水不留。拿下某高地向另一高地进攻时，他踩响了地雷，把他崩了起来，他以为脚没有了，摸一摸还好好的。可能是引信爆了雷体没有爆。他又惊又喜，继续冲击。第三次一发炮弹爆炸，他刚卧倒，一棵树干倒下来正好砸在他的头上。同志们以为他“光荣”了，连忙过去一看，钢盔扁了，紧紧地卡住脑袋，人还好好的。把他拉出来，又投入了战斗。战后为了取下钢盔，还很费了些事。
新战士、神炮手杨华是个高中生，在战火中度过了他的第十八个生日。新兵下连时，军务股长把他分到了主攻连八连。排队时连队干部一看，个子那么矮，这个小不点，穿四号军衣还嫌肥，干脆把他推到了炮连。战斗中他与副班长密切配合，副班长用冲锋枪引出敌人的火力点，他就用无后座力炮打。一连摧毁敌人五个火力点和暗堡，消灭十一个敌人。他把一只笛子揣在怀里，战斗间隙，就给战士们表演。他的嗓子也很好，特别喜欢唱《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再见吧！妈妈》。
（三）
如果说年轻战士的理想表现有强烈的感情色彩的话，那么我们的干部则对什么是真正的人生价值有着更为深沉的理智的思考。在团队的战斗行列中，行进着已经领取了1984年度硕士研究生准考证的大学毕业生。
老山刚刚收复，防御态势还不稳定，越军不断反扑，我和参谋长杨工力上主峰阵地去，忽然遭到越军炮火袭击，路边窜出了一个人，一把把我拉进了猫耳洞。他全身透湿，糊满了泥，胸前挎着冲锋枪。我怔了怔才认出来：“张召元，是你！”越军的炮弹不断在周围爆炸，我们俩挤在一个小小的猫耳洞里，沙土随着炮火的震动，簌簌地滚在钢盔上。我开玩笑地问他：“你听，什么声音？”他仔细地辨别，说：“有一○五榴炮，也有一二○迫炮。”我说：“不，是钟声，战地钟声！”我们俩都会意的笑了。《战地钟声》是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的小说，他就是研究海明威的。
1983年8月，张召元从上海外语学院英国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又回到了部队。他从上海入伍，家在上海，未婚妻在上海。作为一个刚刚走出中国最大城市的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他接触和研究的又是最敏感地反映西方各种思想潮流和社会现象的英美文学，他的思想不能不受到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他不怕上战场，但是他怕不理解。对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价值评定标准他太了解了。被称为“时代骄子”的八十年代的大学生，挎着冲锋枪去冲锋，人们会怎么评价呢？
开拔的第三天，恰好是研究生开考的时间，我知道他难免有点遗憾。只要晚走两天，他就可以参加上考试。宿营时我找到了他，有意识地向他谈到苏联卫国战争时不少作家上了前线，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不料他告诉我，他喜爱的作家是海明威，因为他有过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四次奔赴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战斗的传奇经历，他一生十多次受伤，身上留有几十块弹片，还两次逃脱了飞机失事的噩运。他是个真正的硬汉子，人们就把他的文学叫做“硬汉文学”。我明白了，放心了，张召元，他的血管里奔流的仍然是一个战士炽热的血。
就在担任三营弹药所所长的张召元紧张地组织往前沿运弹药、抢救伤员的时候，另外一个同样揣着硕士研究生准考证的左荣华正在随二营向主峰冲击。这个靠顽强自学取得成功的彝族大学生，1971年入伍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八年，在整整的八年军营生活中他没有睡过一次午觉，终于考上了大学。战斗结束后，营长、教导员为左荣华请了功。
（四）
特务连连长孙思广，身高一米八五的山东大汉。他有一手好武艺，除了侦察兵的擒拿格斗工夫外，还有一手祖传的短拳和八卦掌。侦察排练功，三四个小伙子同时上去，几下就被他打翻在地。几年来他多次带侦察分队在边境一线搞训练，战前他又在敌人鼻子下带侦察分队渗透侦察，秘密开辟道路。他是立有大功的人。每次抵近侦察，他都在第一组，多次与越军遭遇。他熟悉各种地雷的性能，那不是因为他学过工兵，而是因为什么压发雷、绊发雷、跳雷、挂在树上的挂雷，他都打过交道。侦察排的战士们为他算了一笔账，四年来他在边境地区的“死亡地带”走了整整六千六百公里。可是四年来，他没探过一次家。四年来，他爱人两次来队，他们相聚的时间加起来只有八天。1982年他爱人刚来队，他就接到了参加上级组织的侦察大队的紧急任务。1983年他爱人再次来队，商量盖房子的事，他正在参加集训，部队接受了作战任务，又要他带侦察分队出去。团里想法让他赶回来，见了一面，第二天就匆匆上路了。他图什么呢？一官半职吗？不是的，他家庭十分困难，早就写了转业报告。团里舍不得他走，也上报过他担任副营长，三十四岁了，超过了提升年龄，根本批不了。4月27日战斗打响前，团长决定他留在指挥所负责警戒，可是他坚持要带穿插营，这条路线地形、情况复杂，别人带队他不放心。团长只好命令他到位后迅速返回。他走了，再也没能回来。当证实他牺牲的消息后，特务连干部战士失声痛哭，这些都是出生入死、有泪不轻弹的硬汉子，流血牺牲对他们早已是家常便饭，此时却无法关闭感情的闸门。清点遗物时，找到一封尚未发出的他给妻子王盛芳的信：
“盛芳：我走时不能把真实情况告诉你，我怕你哭，我不是进城，而是到前边去，别怪我吧！因为我是军人，是一连之长。
这几天我心里总是象压了块大石头，难受极了。盛芳，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啊，你嫁给我十三年了，没过一天好日子……由于我读了几年书，干了半年宣传队，就自命清高，不满意咱们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嫌你没文化，现在想来真是无地自容。1973年我当兵了，你用你的新手帕包了块土坷垃放在我的挎包里，说是到外边不服水土，看看这个就好了。可车一开，我就把它扔了。1977年你来部队看我，我不理你，赶你走。你把小霞的照片放在枕头底下就走了，你在昆明一个旅馆住了一个星期，哭了一个星期。最后你买两件衣服，买了包水果糖，买了块大蛋糕回家，把蛋糕给老人，说是我孝敬他们的，给你买了件衣服，老人来信夸我，说我当兵出息了，……从那我醒悟了，这样的好媳妇打着灯笼也难找啊！
我总想报答你，以偿还过去欠你的债。可是偏偏妈妈病了三年，过世去了，父亲又瘫痪在床上，我的工资除了伙食费都寄回去用上还不够，你不得不跑回娘家去借钱。1982年你和小霞来队，娘儿俩都穿着补了疤的衣服。我心里真不是滋味。你怕小霞误了功课，要让她去部队小学跟班听课，把补牙齿的十块钱，拿出来买了套平布衣服给她穿上。小霞高兴得对着镜子反复照。盛芳，我是一个多么无用的父亲啊！没过两天，我到前边去，我只好叫你们娘儿俩回山东。这回可不是我情愿的，我从心里不忍，可咱是军人，咱得服从命令。
盛芳，我今天不该提那些使你伤心的事，可我又感到不说出来心里不好受。我总觉得咱们的好日子不远了。首长给我谈过了，他们考虑了我的转业问题，等打完仗就批准我走。回家后我一定加倍地对你好，盖几间新房，小霞都十二三岁了，总不能都挤在一起。
这几年你吃够了苦，不怪国家，也不怪部队，都怪我。
最后，反正你收到信时仗也打完了，就透露点军事机密给你吧！我们要打的地方叫老山，这几年我都在这一带执行侦察任务。还不错，在执行任务时搞了点公私兼顾——采了一袋老山的茶叶，等转业回家咱们一起喝……”
这就是孙思广内心灵魂的剖白，透过它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军人身负重荷的一生。这样的人是没有感情、没有个性的所谓“理想化、标准化”的木头人吗？不是的！他们有血有肉，他们不是完人，他们也一样热爱人生，期望过上合家团圆的幸福生活。他们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决不是没有内心活动和缺乏丰富的思想感情，他们的心中燃烧着炽烈的火。但是，在祖国人民的需要面前，他们甘愿默默地承受一切牺牲。
（五）
接受作战任务后，我们团党委作出决定，所有在机关的“学生官”一律下到战斗连队。两个主攻连的突击排排长配的是“学生官”。
六连排长谢明曾经被战士们叫做“姑排”。“姑排”者，姑娘排长之谓也。这个书生型的军人性格内向、文质彬彬，说话轻声慢语，还脸红。尽管他战术、技术并不弱，但由于他“有脾气也发不起来”，被看成军人的一大缺点。我到六连开座谈会时，战士们调皮地说，跟班长打仗嘛充满信心，跟排长嘛信心有点不足。战斗中他指挥的这个排伤亡小，战果大，他一个人就毙敌四名。九连排长江沛也是个“学生官”。他父母都在云南大学工作，当母亲知道他偷偷报考了军校时，流下了眼泪。战前，他患肠炎，一声不吭。战斗中他冲锋在前，夺下高地后便昏倒在阵地上。一连“学生官”排长康勇，父母都是国家干部，他是个独生子。在军校时因为他常躲在被窝里给妈妈写信，同学们都取笑他。这次作战，一块弹片打穿了他的钢盔，在后脑勺上拉开了个口子，他坚持指挥，不下阵地。
“学生官”，这帮皮鞋擦得锃亮的年轻人，终于用自己的汗水，自己的奋斗，也包括自己的牺牲，赢得了基层干部战士的尊重和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