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华人的民族歌手——访瑞士籍华人女作家赵淑侠 [复制链接]

第6版()
专栏：瑞士通讯

海外华人的民族歌手
——访瑞士籍华人女作家赵淑侠
本报记者　翟象乾
一场鹅毛大雪给瑞士首都伯尔尼披上了银装。在这隆冬时节，我专程从巴黎赶来，在伯尔尼车站楼上一间温暖、典雅的餐厅里，访问了瑞士籍著名华人女作家赵淑侠。
“九·一八”事变那一年出生的赵淑侠看起来比她的实际岁数要年轻，个子不算高，显得有些瘦削，操着一口纯正的中国普通话。她生在北京，后来随祖辈“闯关东”到了东北黑龙江省肇东县落户，她的童年是在动荡迁徙中度过的，1949年随全家迁往台湾，在那里上了大学，当过电台编辑和银行职员，五十年代末来到欧洲留学，以后便在瑞士结婚、定居。当时攻读的专业是美术设计，她现在既是一位拥有执照的美术设计师，更是一位蜚声中外文坛、被列入剑桥大学出版的《世界妇女名人录》的作家。
赵淑侠娓娓地叙述着她步向文坛的脚步。她说：我少年时便喜爱文学，后来写过些散文、游记之类，但正式写起小说来要算到1977年，当时写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王博士的巴黎假期》。1979—1980年在台湾报纸连载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我们的歌》并随之出版了单行本，得到社会各方面的鼓励，以后，长篇、短篇就接连不断地问世。她数着给我听：“去年刚完成的《塞纳河畔》，是第四本长篇小说，连同短篇小说、散文集，已经出了十八本书了。”
“那么多！”我听了不禁有点惊叹，心想才不过十来年功夫嘛。
赵淑侠微微一笑：“去年就出了三本书。”她又说：“我写小说，总感到有什么东西非要表达出来不可似的。在国外旅居了二十多年，走过很多地方，遇到各种中国血统的人，深感到大家都有一种‘乡愁’，就想把海外华人这种处境、欢乐和哀愁，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她说她大部分小说都没有离开这一个主题：用自己的笔去描绘时代和社会，歌颂民族和怀念故土的情感，通过优美的文字和动人的情节道出了海外华人苦恼和茫然，激起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反映了他们要“努力寻求自己的根，只有在找到了、靠稳了自己的根之后，生活才有意义，生命才有价值”的心愿。我想，这就是为什么赵淑侠的小说深受欢迎的原因吧。
赵淑侠沉思了一会，坚定地说：“有人问我是不是‘民族主义者’，我不否认，我们就是要自尊自信，爱自己的民族。”她目光凝视着我说：“我不是台湾作家，当然也不是大陆作家，我是华人作家，海外华人作家，我是以此为荣的！”
赵淑侠又接着说，“我希望海峡两岸能相互接触切磋问题，彼此往来，增加了解。都是炎黄子孙嘛，希望无论大陆、台湾或海外华人生活都好起来”。她还希望增加中、欧文化的交流和了解，她作为在欧洲的华人学者组织欧华学会的副会长，更有责任为此作出贡献。
赵淑侠又笑着地对我说：“现在大陆的人物也开始进入了我的小说。我对大陆某些社会现象提出过一些批评意见，令我高兴的是大陆方面不仅没有责怪，反而表示欢迎，而且中国友谊出版公司迄今已出版了我的八本书，其中就包括了《我们的歌》这个长篇”。她兴致勃勃地又向我介绍，1982年，她离开了三十几年之后的第一次大陆之行，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忆，与一些大陆作家有了来往，并访问了东北故乡。回来之后写了一些散文，编成《故土与家园》一书。
我告诉她，国内的评论认为她的这些散文写得很有乡土感情，抒发了海外华人的怀念故园的深厚感情。她笑道，“我是不能忘怀故土的，特别是对生我育我的东北怀有特殊感情，总想争取将来能写一本东北文学史之类的书，为故乡作些贡献”。
赵淑侠还同我谈到她一方面作为家庭主妇，一方面又要坚持写作的艰辛，但是她总觉得有一股力量推动她克服困难坚持在一条“至今不悔”的路上走下去。她现在正酝酿写第六部长篇小说。这回打算写历史小说，反映清末八国联军入侵时期的故事，已经收集了许多中文和德文的素材，争取一、二年内写出来。她说曾经看过一些西方人写的关于八国联军的电影和小说，感到大都是歪曲历史和丑化中华民族的，她要用真正的历史来把它纠正过来。祝这位海外华人的民族歌手早日完成这一新作吧！
临别时，赵淑侠赠给我一本她签名的成名作《我们的歌》。我回巴黎后，不顾旅途的疲劳居然在两天之内把这部近六十万字的书一口气读完了。脑海里久久回响着小说主人公江啸风的一句话：“别人的歌再好，终究是别人的，我们在国外学会别人精深的技巧以后再回来创造‘我们的歌’。”是啊，那是一支歌颂中华民族的歌，一支唤起民族灵魂的歌。（附图片）
一九八五年中国作家张洁访问瑞士时，赵淑侠（左）同她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