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女兵连生涯回忆——“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抒怀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山西女兵连生涯回忆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抒怀
刘晓　陈桂荣
那是1937年的4月，开封的春天还毫无暖意，我们正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开封女师教室里上课时，河南省国民党省党部通过校长翟绍武把我校民先队（全称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总领导人抓走了。于是学校一片混乱，所有思想进步的同学们的安全都受到威胁。当时摆在我们面前可供选择的出路只有一条：投奔共产党，到抗日合法的地区去。当时可以去的地方只有延安和太原，我们的总领导人被捕了，拿不到组织介绍信，延安去不了，太原是可以去的，因为1936年底绥东抗战爆发后，从开封奔赴太原的大、中学生中有几位是我们的好友。就这样，我们这些年仅十六七岁，最多不过二十岁的女同学们，也决心投笔从戎了。
当我们从太原火车站乘坐一辆人力车找到国民师范门前，正发愁已身无分文无力支付车费时，一位有着白皙面孔，眉目清秀，精明强干，看上去大约二十七八岁模样，令人感到可亲可敬的人，骑着自行车也来到大门边。他听说我们是从开封来的学生，无钱付车费，希望马上找到自己的老同学，立即热情地告诉传达室为我们付了车费，并带着我们进了国民师范大院。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早来的老同学。她们都是身着军服的女兵，从她们口中我们才知道亲自领我们进入国民师范院内的，正是我们久已渴望见到的、实际主持山西军政训练委员会全盘工作的共产党的领导干部薄一波同志。就在这一天，我们脱掉了开封女师的学生装，换上了军装，正式成了十一连的女兵。
十一连是1937年1月筹建成立的，是军政训练班中十二个连队里唯一的一个女兵连。她们来自全国十六个省、市，除山西本省以外，河南、北平、天津、上海来的居多，还有不少是东北的流亡女青年。其中有女工，但更多的是进步女学生，平均年龄不超过二十岁。有些人参军之前就是共产党员或民先队员，她们有的是因遭到国民党的通缉，党组织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送到山西的；更多的人是在党的直接、间接影响下，或因在国民党统治区“谈抗日有罪”的情况下，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存亡，辞别亲人和故乡来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
女兵连的政治指导员刘亚雄同志是1926年入党的老同志。大革命时期，她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是鲁迅的学生，参加过反抗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1926年“三·一八”惨案之后，北洋政府大肆逮捕学生运动骨干。于是，党派她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两年后，回国做党的宣传工作。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她在天津工作时被捕，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出狱后，党派她到山西做统战工作。
女兵连的军事训练是很严格的。头一个月，是在操场上进行变换队列的基础训练，以及跑步、跪下、卧倒等徒手动作。第二个月，每人发给一支崭新的六五步枪，进行持枪、瞄准、射击等基本训练。然后就与其他连队一起出城“打野操”，在野外进行阵地战训练。训练的最后阶段是进行步枪、冲锋枪、轻机枪、手榴弹的实弹射击。通过军事训练，大家脸晒黑了，劲练大了，革命意志更坚定了。
我们很认真地对待每天的政治课。那期间，我们学习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三民主义》、《唯物主义》、《列宁论帝国主义》、《苏联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妇女问题》、《民运工作》等等；课外我们还分秒必争地阅读斯诺著的《西行漫记》，以及鲁迅和高尔基的著作。经常给我们讲课的有杨献珍、周仲英、韩钧、廖鲁言等同志。周恩来、彭德怀、徐向前、肖克、周小舟、彭雪枫等同志也曾给我们作过时事报告。最令人难忘的是周恩来副主席作报告那天，国民师范礼堂内外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周副主席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走上讲台。他讲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讲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如何才能取得胜利以及一定会取得胜利的道理。那时没有扩音器，但他的声音洪亮清晰，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大家听了非常兴奋，深受启发和鼓舞。他的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
“芦沟桥事变”后，多少爱国青年曾冒着生命危险，为之奔走呼号，甚至卧轨请愿，梦寐以求的全面抗战开始了。我们这支经过“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严格训练的山西前线的女兵，更是枕戈待旦，纷纷要求上前线。8月1日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命名的山西新军正式成立。招收对象原规定为男青年，但女兵连的学员不肯示弱，也坚决要求参加决死队。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当时开展各方面工作的需要，女兵连的学员经过自愿报名和组织分配相结合，分批走上新的战斗岗位。最先成批离开太原上前线的是由刘亚雄大姐挑选出来的二三十名骨干，其中包括由河南开封来的九名高初中学生，还有东北流亡学生，以及山西本省的学生参加到当时由阎锡山当局出面组织的山西妇女战地服务团，于1937年8月10日开赴晋绥前线。这个总共有五十多名成员的山西妇女战地服务团中，一部分人慰问伤兵，到战地医院作救护工作；一部分人做地方工作，宣传组织群众坚壁清野和参加部队保家卫国。由于晋绥军抗战不力，战地服务团出发当天，太原北的崞县原平镇已是最接近前线的地带了。这里有一处战地医院，收容了很多伤兵。日本飞机每天低空扫射和投掷炸弹，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的伤口化脓，甚至有生蛆的。阎锡山的旧军医们生活腐败、官僚主义严重，只顾自己安危和享乐，不顾伤员死活。我们目睹这一情景，立即由十一连来的女兵带领服务团内受过护士训练的人，一起投入抢救伤员的战斗；另一部分同志，便分组深入到驻地附近的山村里去作宣传动员工作，早出晚归。在这片土地上，由于十一连女兵们的辛勤劳动，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火种，为最后战胜日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播火种的女兵们，在这块国土上工作到当年的10月1日。为首的女同学因被日军的机枪射伤，到正规大部队全部撤离后，才转移了阵地。
第二批离开太原上前线的是参加决死队的十一连的三十多名女战士。她们身体健康状况最好，体格特别强壮，经过体检合格，参加决死队后被编入第二大队第四中队第三排，队长是老党员胡兆琪同志。这部分女兵参加决死队之后，军事训练更加强了，每个人都发了枪枝弹药和军毯、棉大衣等行装。背包和枪弹有二、三十斤重，经常全副武装和男队员一道进行军事操练和急行军，从没有一个人掉队，更没有人叫苦。有一次出操回来，说实在的，大家已经很累了，但薄一波政委要考验一下女队员的毅力，下令：“男队员解散，女队员再跑三圈！”这时女兵们个个精神抖擞，负枪荷弹，绕大操场整齐地跑了三圈。大家高兴地瞧着政委，笑着跳着解散了，政委也笑着点头称赞说：“不错，不错！能行，能行！”在太原失守前的中秋节、日本飞机大轰炸太原后的第二天，决死队的全体队员随同薄一波政委上五台山开辟根据地去了。
除了这两部分整批分配的学员外，十一连的其他女兵，都是根据开展工作的需要，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个别地或三俩人一起地派遣到太原市区和各县的“牺盟会”作特派员、协助员之类的抗日救亡的民运工作。这部分学员占十一连总人数的绝大多数，她们中凡是党员的，除做民运工作外，更重要的是做发展党员和建党工作。太原失守后，有不少原为十一连学员的女战士转到以程子华同志为首的“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动员委员会”所属的青年工作团和妇女工作团里担任重要职务，更多的是直接参加地方武装部队或组织领导游击队。女决死队员从五台山到盂县后一部分人直接从事武装斗争。
在整个八年的抗日战争期间，这支训练有素的山西前线的女兵，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我们神圣国土失而复得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有的同志流了血，有的同志献出了年青的生命，她们在保卫山西中的功劳永垂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