陋巷知春晓——访常州市委书记陈玉英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陋巷知春晓
——访常州市委书记陈玉英
本报记者　金凤
一到江苏省常州市，就听说市委书记是位女同志。也许是历史条件的限制，即使在新中国，女同志担负主要领导职务的，依然不多。陈玉英担任市委书记，担子不轻。我很想看看她。不巧，她工作紧张，累病了，已住进医院。这就不便再去打扰她了。
我正在工厂采访，接到市委宣传部电话，说是市委书记要来看我。我立即赶回常州宾馆。
风雨中安步当车
天上正下着蒙蒙细雨。我站在接待厅门口，注视着一辆接一辆驶进宾馆的小轿车。
谁料，急风细雨中，一位中年女同志，打着把黑色尼龙绸雨伞，沿着宾馆的粉墙，急匆匆向我走来：“你是记者同志吧，欢迎你到常州来。我是陈玉英。”
我连忙握住她的手，不免感到有些意外。这几年，国内进口不少小汽车，有的还是所谓豪华型的。没有想到，这位常州市委书记，风雨中竟安步当车走来了。
我很想了解一下她的经历：“听说您是工人出身，看起来真象个知识分子。”她抿嘴而笑，没有作声。陪她来的市委办公室的小张在一旁介绍：“老陈是六十年代初华东纺织工业学院本科毕业生，当过科长、厂长，有工程师职称。她是一位新型的知识分子。”
我感到自己失言了。陈玉英毫不介意地一笑，说：“我是工人出身，而且可以说是血统工人。爸爸、妈妈都当过上海丝绸厂的工人。我念到初中一年级，爸爸生病去世，家中生活困难。我十三岁便进常州大成纱厂当童工。解放后当了干部，入了党。是党送我上了大学。虽说过去学了纺织工业专业知识，现在形势逼人，这点知识远远不够用了，还须加紧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新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
话题一转，她谈到常州市的改革，谈到市委对改革的态度和指导思想，谈到常州的经济形势和干部、群众的思想情况。我送她出门，目送着她打着雨伞，在风雨中急匆匆走去。一辆接一辆小汽车，从她身旁驰过。后来听市委机关同志说，前几年她当市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一直坐公共汽车上班。她说这样做有好处，可以多听到一些群众的反映和意见。
倾听最困难群众的呼声
“老陈最大的特点是全心全意工作，深入群众，注意调查研究，注重切切实实解决问题。”市委办公室的同志这样介绍陈玉英。
星期天，她到工厂去，到学校去，到农村去。平时在市委，只要有时间，她都到基层去，直接掌握第一手材料。常州市的主要工厂和研究所的情况，她都熟悉。1982年，常州市实行市管县的体制改革。两年中，武进、溧阳、金坛三个县的一多半乡，她都跑到了。情况掌握得具体，市委讨论工作，她能够冷静、准确地决策，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
针对工作中的重要环节或薄弱环节，她还作一些系统的调查研究。1984年，她调查了乡镇企业和专业户。1985年8月下旬，正是大热天，她又专程到三个市属县的十一个边远贫困乡作了调查。
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陈玉英下午开完市委常委会，晚饭后乘车出发了。当晚九点多钟，她赶到溧阳县去。
吉普车在丘陵、岗峦、圩冲之间奔驰着。陈玉英白天走村串户，晚上召集干部座谈。了解到的情况使她焦灼不安。常州市区人均工农业产值已经达到一万多元，而她调查的十一个乡，1984年人均农工副产值只有八百五十三元，人均年收入二百五十元以下的农户占这些乡总农户的30％。武进县和丹阳县交界处的万绥乡石巷大队第十五队二十二户，人均收入九十三元。群众生活还很清苦。
陈玉英来到老队长家里。他家六口人，五个劳力，种九亩责任田，至今还欠生产队八百元陈超支款。他家正吃午饭，没有菜，一盆酱油汤下饭，陈玉英看了，心里十分难过。
这些乡也明白“无工不富”的道理，但乡村工业起步迟，效益差。1984年，这十一个乡的乡村工业平均年产值三百七十七万元，只占全市乡均数的四分之一，效益很低。企业利润低，上交乡村的就很少，各项社会性负担还要从人头、田亩上去筹，农民的直接负担比一般乡更重。
这些乡文化教育也很落后。她到的浦河乡，近三年中，只有七名初中毕业生考上高中。学校校舍紧缺，设备很差。
陈玉英回到市里，立即召开书记办公会议、市扶贫领导小组会议、县委书记会议，研究落实尽快改变这些乡村贫困面貌的措施。市财政拨款二十四万元，无偿支援这些贫困乡，抢修村办小学危房，维修校舍，添置课桌。市、县财政各拿十二万元，给这些乡的贫困户作为生产周转资金，三年后归还，不计利息，免征这些乡的贫困户农业税三万元。市里打算每年拿出一些钱，再向上争取一点，采取“民办公助”办法，帮助贫困乡修筑道路。帮助尚未通电的自然村逐步通上电。陈玉英还组织市各有关部门，对这些乡实行信息、技术指导和商品流通服务，引导他们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因地制宜发展商品生产，帮助和指导他们办好乡镇企业……
看得出来，陈玉英的心，紧紧贴在最需要帮助的群众的心上，切切实实为他们谋利益。
居陋巷同甘共苦
听说陈玉英当了市委书记，还住在五十年代住着的普通平房里。我决定晚上去她家看看。
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我打着雨伞，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泥水，来到一所陈旧的平房门前。
叩响大门，开门的是陈玉英的爱人徐铎同志。他原是常州国棉一厂的高级工程师和纺织研究所主任，“文革”中遭到摧残，身体不好，退休了。他热情地陪我进屋，告诉我，陈玉英正接待一位来常州视察的中央领导同志，不在家。唉，真是不巧，又错过一次谈话机会。
我走进一座旧式厅堂。三开间的厅堂一分为二，住着陈玉英和另一户人家，各占一间半。徐铎对我说，这房子属于天宁区房管所，1955年他和陈玉英结婚，便住在这里，住了三十多年了。
半间堂屋放着他家吃饭的方桌和儿子、媳妇两辆自行车，还堆着一些家用杂物，显得很挤。左面一间屋便是陈玉英夫妇的住房。房中放着一张双人床，一个五斗橱，一张写字台，一个书橱，都是陈玉英结婚时买的家具。用了三十年，家具自然陈旧了。一对单人沙发是五年前添置的，十四英寸的彩色电视机和电冰箱是1984年买的。房后用木板隔了一个六、七平方米的小房间，放着一张单人床和一个衣橱。这里是陈玉英母亲住的地方。她回农村老家去了。逢年过节，由陈玉英的儿子用自行车推着她进城，和女儿、女婿、外孙团聚几天。
陈玉英只有一个儿子小鼎，今年二十八岁。小鼎和他的爱人小红现在都是常州半导体厂工人。他们安心工作，努力学习。他们前年结婚，新房原是堂屋后一间堆柴草的房子，没有窗户，四面不通风。陈玉英那时已担任市委副书记，并没有给儿子另要房子。她把柴草房翻修一下，对着过道开了两扇窗户，光线很暗，白天也要开灯，地面依然潮湿。陈玉英住的是老式平房，没有卫生设备，屋角放着一只老式的马桶。
看到陈玉英这样的居住条件，我不禁想起刚参观过的常州清潭新村中工人和教师的住房，比这位市委书记家好多了。新村中各家都有阳台、抽水马桶和洗澡设备，室中布置也很雅致，那里象陈玉英家这么凑凑合合呢？
我问老徐：“玉英同志的客人一定不少。他们来了，你怎么办呢？”他微笑着说：“人不多，我依然可以在一旁看书。人多了，我到后边小房中去。”他又笑着给妻子解释：“市委机关的同志多次动员我们搬家。玉英一直不肯。她说，几十年住下来，和邻居关系很好。当了市委书记，群众还是把她当作自己人，有事找她谈，有话找她说。这几年离休、退休的老同志一年年多起来，有些老同志的房子还没有完全解决。市里虽然建了不少新村，一些工人和教师的住房也还很挤。我家有这样的住房，就很不错了。”他说得很坦然。看来，这一对夫妻相知很深，尽管地位变了，还是把他们的位置放在群众之中，生活显得这样和谐、充实。
雨还是下个不停。想到老徐身体不好，我告辞了。打着雨伞，走出灵官庙弄。回头看看常州市委书记居住的这条陋巷，不禁想到我们的国家现在还很贫穷，还须艰苦奋斗几十年。虽则有极少数干部在“房子”、“车子”、“儿子”这些问题上张罗个人的私利，引起群众不满。但我们毕竟有更多的象陈玉英这样令人肃然起敬的好同志，处在领导岗位，甘心身居陋巷，与群众同命运，共呼吸。他们懂得，陋巷中能听到群众的声音，陋巷中能闻到春天的气息。陋巷不会永远这样保存下去。不要几年，这些陋巷将会拆除，在这里将建起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陋巷知春晓，这难道不是我们的希望与力量所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