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教育事业必须从实际出发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发展教育事业必须从实际出发
中共凤阳县委书记　王予新
我们县委在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时，开始曾设想在1990年前全县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但通过仔细算帐，才感到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
我县1985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是四亿二千万元，人均收入四百五十元，是中等发展水平的县份，属于普及基础教育的二类地区。1985年我县财政收入一千八百一十一万元，能够拿出来办教育的钱难以超过四百万元。这中间还包括了71％的教师工资，能投入校舍建设的仅有四十四万元，而要达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按省定标准，需新增教室一万三千五百间，这一项就需投资二千多万元，加上添制教学设备，全县至少得三千万元。1990年前拿出这么多钱，是县财政能力所无法承受的。党的三中全会以前，我县也曾几次提出大办教育和扫除文盲，但都收效不大，除了政治原因外，经济条件达不到是根本原因。
按照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指导思想，在讨论我县教育规划时，我们注意了各乡、镇发展的不平衡。全县七区、三镇、四十五个乡，不仅经济发展不平衡，文化基础也有不小的差距。我县20％的乡1985年人均收入已超过五百五十元，但也有少数乡人均收入只有四百元，个别的乡还达不到这个数字。
从教师队伍和教学设施来说，府城、临淮两镇和县城周围的六个乡，师资力量相对过剩，校舍等条件也较好，而边远山区和经济比较落后的乡，不仅教师严重缺乏，教学设备也差。从经济基础看，我县三个镇及较富裕的乡，每年都可从乡财政中拿出一定数量的钱来发展教育，其中府城镇今年就有五十万元的机动财力。而全县有六个缺乏资源、乡镇工业没有发展起来的乡，全年工业产值还不到三十万元，利润更是微乎其微，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办教育。因此，府城、临淮两镇同周圩乡今年已普及了五年制义务教育，1987年就可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全县有40％的乡，1991年也可以实现这一目标。但有15％的乡1995年也难以实现九年制义务教育。其中渔业乡渔民的子女，如果县里不采取特殊办法来解决他们读书难的问题，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更难在规定时间内实现。面对现实，唯一正确的作法就是在统一规划下，分阶段、有步骤地按照各乡、镇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实施不同的普及教育规划方案，使各地教育都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我们认为，经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教育的发展。处于不同生产力水平上的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也是不一样的，群众对科学和文化的需求程度不同，也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发展。这必须作为我们制定教育规划的一个制约因素来加以考虑。我县实行大包干生产责任制前的1978年，全县农民年均口粮只有三百多斤，人均收入只有八十一元。温饱问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又怎能够去重视知识和教育呢？所以，1978年我县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75％，巩固率不足60％。到1982年时，随着党的富民政策深入人心，随着群众致富愿望的增强，想要以新的技术手段致富的人多起来了，认识到知识就是财富的人也比较普遍了。大庙区一位干部通过对全区四十户社员家庭的调查发现，智力结构不同，收益有很大悬殊。这个区一位农民说：“小麦要亩产六百斤，不能靠蛮干，要靠智力。”这种发自内心的语言反映了农民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正由“苦力型”向“知识型”迈进。学习的自觉性增强了，办学的热情也提高了。几年来，我县农民集资四百三十五万元用于办教育，现在已基本上改变了校舍缺、漏、破、旧的状况，实现了校校无危房，班班有教室，人人有桌凳。适龄儿童入学率与巩固率都达到了90％以上。
尽管几年来我县教育事业有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经济状况不同，较落后的地区不但经济上难以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思想的认识程度也不同。有的农民说：“开天辟地数千年，不学科学也种田”，认为“劳力多可以挣现钱”。这也增加了我们抓好落后地区普及教育的困难。解决这个困难，不仅要靠发展生产力，还要靠我们经常不断地向群众宣传教育在现代生产中的巨大作用。如果教育与经济都比较落后的地区，不从思想上彻底扭转不重视教育的状况，那么其经济落后和教育落后的状况必将相互影响，形成恶性循环。
总之，从经济承受能力出发，从事物发展的不平衡出发，从人们思想认识的现状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地制定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规划，改革教育体制，我们的教育事业就能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