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嫉富”到“赛富”——中渔村见闻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通讯

从“嫉富”到“赛富”
——中渔村见闻
新华社记者　周东棣　徐祖根
不久前，我们到星云湖畔采访，住宿在云南江川县中渔村。
夜深人静，村子里传出一阵阵“嘣嘣嘣——”的声音。我们披衣而起，循声走去。呵！原来是农民们在灯下弹棉花。这个仅有百来户人家的小村庄，就有八九十户是棉絮加工、销售专业户，称得上名副其实的专业村。
“没有几个大胆的人带头致富，中渔村就不可能发展成现在这样的专业村。”村长张绍文向我们介绍说。
在棉絮运销大户李子云家，主人告诉我们，他先富起来以后，时常听到风凉话：“戴手表，穿毛料，解放前的地主都不如你罗。”
当时，如果把这种“风凉话”斥为“红眼病”了事，那么中渔村也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好形势了。作为一村之长的张绍文，了解乡亲们的心。他知道，风言风语后面有忌妒，但更多的人是看到别人先富起来动心了，只是苦于没有致富的门路。
村长把富裕户找来，向他们灌输了一套“理论”：“一个村庄穷的多，富的少，穷的会把富的拱垮；富的多，穷的少，富的才能站住脚。”
在村长的带领下，中渔村开展起先富帮后富的活动。愿意搞运销的，跟着李子云等运销户跑生意；愿意弹棉花的，拜李子云等老工匠为师。师傅不但不收一文学费，还负责包教包会。勤奋好学的，满师时还能从师傅那里得到一套价值百元的工具。很快，中渔村出了一大群弹花匠和一批精明强干的采购员、推销员。中渔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棉絮生产专业村。过去吃“大锅饭”，每年年终分红时，许多人家不但领不到“红”，还要欠队上一笔债。现在，除了最差的两三家外，其余各家每年都有几千元收入。
坐在草墩上，我们与村里的“二号穷户”祁关仓拉开了家常。老祁对着水烟筒吸了好一阵水烟才开口说话。“党的政策好了，我家没本事富起来，实在对不起党。”又说，他由于身体不好，棉花也弹不成，大包干后曾担心再过讨饭生活。现在他明白了，农民的日子只会往上走，不会往回走。他用感激的语气告诉我们，先富起来的乡亲给了他许多帮助，他靠村长赠送的一对小猪起家，如今猪牛鸡鸭狗“五畜”兴旺。他算了去年的收入：卖粮食收入三百元，卖牛犊收入四百元，卖仔猪收入一百五十元，卖鸡鸭收入八十元。现在厩里还有五头“架子”猪，随时可以出售。
我们在中渔村串了几天门，发现尽管富裕程度并不一致，但人们的“嫉富”心理逐渐消除了，代之而起的是“赛富”心理。说到村里几家首富，人们总是用赞赏的语气说他们能干；说到自家时，也不掩饰雄心勃勃的致富规划，“你富了，我要比你更富。”
看到农民这种新的精神状态，我们为之振奋。谁能说这不是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