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事业燃烧 记优秀共产党员、长城风雨衣公司经理张洁世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

他为事业燃烧
记优秀共产党员、长城风雨衣公司经理张洁世
刘娟　张延军　耳青
张洁世，北京市长城风雨衣公司经理，自去年8月被诊断患巨大型肝癌后，已卧病在家一个多月了。职工们牵挂他，惦念他，想再见见他……
“回公司？太好了！”1985年9月29日这天，听了工会主席张秀琴带来的接他回公司“探亲”的信儿，一向沉静稳重的张洁世显出了少有的激动。他拄着椅背撑起身子说：
“走，这就走吧。”
望着经理憔悴的病容和日渐消瘦的身体，张秀琴心中泛起一阵酸楚，为让经理“精神”点儿，劝张洁世换件衣服再走。
打开衣柜，拉开抽屉，掀开衣箱，张秀琴帮着张洁世的老伴挑选着。然而，除了那套出国时定做的西服，张秀琴竟找不出一件挺括象样的衣裳。她直觉得鼻子发酸。她控制着自己的感情，对张洁世的老伴说：“要不，就给经理穿上件风衣吧！”
张洁世的老伴，面露难色地轻声说：“他，哪有什么风衣呀！”
年产一百六十八万件优质名牌产品的全国最大的风雨衣公司的经理，竟没有一件风雨衣！
在改革、开拓中呕心沥血，为长城风雨衣公司奠基的人，竟没有一件风雨衣！
厂长可以不当，改革不能不搞
1981年深秋，共产党员、生产科长张洁世在厂职代会上以全票当选为市服装三厂厂长。
然而，新厂长面临的不是一条铺满鲜花的坦途，而是一个濒于“挨饿”的困境：生产了十六年的产品——棉服，严重滞销，订货锐减。
“危难”中，张洁世带领厂领导班子作出决策：转产风雨衣，在改革中“杀”出一条生路。
当改革触到企业最敏感的一根神经——分配制度时，厂里掀起了轩然大波。
为了使全厂职工人人有压力，个个有担子挑，张洁世提出，打破“大锅饭”，实行岗位经济责任制，搞浮动工资。从每个职工的基本工资中拿出十元，加上月人均奖金十元，捆在一起浮动。
浮动工资的方案一实行，人心首先浮动了。有的干部说：“怎么把‘野麦岭’那套搬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哪里去了？”懒的、泡的也嚷开了：“工资是国家给的，你凭什么浮动？”有人甚至把工资扔到地上拒领。
状，告到报社，告到有关领导部门。
在厂里召开的一次厂职代会上，这场风波达到了顶峰：八十六条提案中，责难、反对浮动工资的占六十四条。有人提出：“我们选他、拥护他，没想到，他一上台就给我们一刀……”
“我们有权选举他，也有权免他！”
厂党委书记李毓菁站出来说：“不管选谁，改革的步子不能放慢，浮动工资不能不搞。”
张洁世心里暖烘烘的。他建议职代会增加一项议程，由他汇报实行浮动工资的情况。
这当口，这火候？不少人投来担心的目光。
“没关系。如果我张洁世确实错了，免，应该！如果是对的，说明群众还不了解情况，我的工作没做到家。”
第二天，在职代会上，张洁世从实行这一改革的意义到具体的效果，从道理到事实，从微观到宏观，侃侃而谈。
“事实说明，只有改革，咱们三厂才有生路，才有希望。厂长，我可以不当，但改革不能不搞！”当张洁世结束他一个半小时的发言时，会场上响起了一阵比一阵热烈的掌声。职代会决定：浮动工资照常进行。
市服装三厂终于在改革之路上起步了，腾飞了。在实现由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经营型转变等一系列改革之后，又迈出了横向联合的步伐——于1985年5月以市服装三厂为主，成立了“北京长城风雨衣公司”。
“长城”牌风雨衣被评为优质名牌产品，风靡国内五十六个大中城市，远销美国、日本、法国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
张洁世担任了五年厂长、经理，五年间，他和党委书记李毓菁一起，带领全厂干部、职工创造了喜人的成绩：
产值平均每年递增24.3％，
创利税平均每年递增20.7％。
不能拿国家的钱买好
“权威、权威，权可以由党和群众授给，而威信要靠自己的行动一点一点赢得。”这是张洁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正是用一颗无私的心，用一个个无私的行动，赢得了对改革工作的领导权。
1985年，一些单位刮起了滥发职务津贴的歪风，有的领导借机一月多拿个百八十元。有的干部提出三厂也应该实行职务津贴制。三厂各方面的工作均属上乘，要搞，别人也说不出什么。张洁世考虑再三后，对大家讲了这番话：
“现在条件还不具备。首先，改革的目的不是干部先富，而是国家先富，群众先富，等群众的生活提高了，干部再提高不迟。二是干部的素质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平，拿了津贴群众也不服气，反而影响干部的威信。三是群众的觉悟还没到那儿，没有认识到实行职务津贴制的必要性，我们搞了，会影响干群关系。”
就这样服装三厂一直没有实行干部职务津贴制。
在三厂，干部不仅不拿津贴，奖金也只拿一线工人平均奖的95％。以此往下分五个档次，按岗位经济责任制考核打分。厂长和看门人如果都拿满分，奖金只相差四元钱。可是，干部职务越高，责任也越大，出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多。张洁世严格按照责任制给自己扣分，下面是他从1985年1月到8月住院前几个月的扣分情况：
1月扣七分（工作质量五分，工作任务一分，会议缺勤一分），
2月扣六分（工作质量），
3月扣九分（工作质量），
4月扣六分（工作质量），
5月扣五分（工作质量），
6月扣八分（工作质量），
7月扣十四分（工作质量十三分，会议缺勤一分）。
由于实行利税和工资总额挂钩，1984年三厂可以提出几十万元发奖金，当时社会上也正时兴发各种奖金和物品，张洁世却按兵不动。有些人急红了眼：“就跟发他自己的钱似的！”“有权不使过期作废，人家哪儿的厂头不乘机多发钱买个好？”张洁世坚决顶住了：“不能发，不能拿国家的钱买好。”
后来，看到有的企业因吃光分净而濒于倒闭时，大家心里暗自赞叹：还是咱厂长有远见！
由于前几年晋级指标没有使用，前年三厂共有5％的奖励晋级指标，按权限厂长一个人就可以决定了。可张洁世说：“给5％的人晋级，要让95％的人满意，我个人没有那么大本事。”他把晋级的事拿到厂职代会上讨论，会上工人又提了两位晋级领导小组没有提名的同志，张洁世觉得有道理，马上赞成。工人们高兴地说：“在三厂我们有家可当，有主可作，在这儿干有奔头。”
“开放”要坚持，“派头”不能引进
“长城”牌风雨衣一问世，张洁世就瞄准了国际先进水平。为了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按标准组织现代化生产；为了能在国际市场的激烈角逐中获胜，他们用近百万元自有资金，先后三次从美国、联邦德国、日本等国引进了五百台（套）先进设备，引进了新技术、新工艺。
在引进中，张洁世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保持着共产党人的廉洁。
1984年，郊区某外加工点给三厂驻厂员每人发了三百元的“红包”，作为年终分红。张洁世得知后严肃地说：“你们在厂内，工资奖金不少拿，外出有补助。农村一年才分一次红，为什么还要拿人家的一份？”他坚持让他们把钱如数退了回去。
1984年，他带队去日本考察。在日本十三天，他们马不停蹄地走访了分布在八个城市的十个商社和八家工厂，顾不上游览异国的名胜。回国时，他没给家里带什么“大件”，却用省下的零用钱给厂里买回了技术资料、风衣样品和机针等。他们把从伙食、住宿、公杂、交通费中节约的三十四万日元（约合人民币三千多元）全部上缴了国家。
1985年5月，张洁世带队去上海、无锡、南京、青岛、大连调查风衣市场情况。
这些城市里，有不少舒适豪华的高级饭店、宾馆，但张洁世不愿涉足，他总是挑一些价钱便宜的中小型旅店住。
在无锡市他们进了一家小客店。几十个人的大房间，还是上下铺。同去的同志见了直皱眉头，可张洁世却住下了。
到南京时，正赶上梅雨天，张洁世宁愿顶着雨衣，挤在人群中等公共汽车，也不肯叫一次出租汽车。
有时，同伴拉着他在公家的胶卷上留个风景照，他也总要嘱咐：“只要是个人的，咱们就自己花钱冲洗，不能占公家的便宜。”
有人半开玩笑地对他说：“老张，你这个人思想挺解放的，咋在这些事上抠抠索索的？看人家外国企业家，那是啥派头！”
张洁世听后，淡然一笑说：“咱们引进的是先进技术、先进设备，可不能引进派头！”
（原载北京日报，本报有删节）（附图片）
北京日报记者　吕坚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