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的激流中——记全国“三八”红旗手、北京市优秀厂长黄琳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在改革的激流中
——记全国“三八”红旗手、北京市优秀厂长黄琳
本报记者　金凤
北京市半导体器件三厂厂长黄琳忙得不可开交。她要主持厂务会议，安排每月的生产；她要跑电子工业部和国防科委；她要参加北京市经委和北京计算机工业总公司召开的各种会议；她要和外商谈判……
决策的魄力
黄琳和几位副厂长、总会计师在一间大办公室办公。在她的桌上，堆放着报表、公文和电子工业专业杂志。她中等身材，长得端庄文静，看上去就象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年女工或女技术人员。
1983年4月，半导体器件三厂一千六百多名职工民主选举四十六岁的女工程师黄琳为这个现代化企业的厂长。
1984年，半导体器件三厂进行干部制度改革。中层干部由过去的任命制改为选聘制。按照干部部门规定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的界线，半导体器件三厂的车间、科室干部需要调整百分之四五十。
黄琳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认为改革必须结合工厂实际，不能形式主义地讲年龄和文化结构。一是车间、科室干部虽然年龄偏大，学历不高，但随着工厂的发展，他们从生产实践中学到了本领，大部分是称职的。许多干部学有专长，应当集中精力做好技术工作。她和党委商量决定，只调整六七名中层干部，全厂人心安定。可是，也有人觉得“不解渴”，说黄琳“毕竟是个女的，胆子小，没有气魄”。黄琳一笑说：“难道‘赶浪头’，不讲条件地大批撤换干部，影响生产，便算‘气魄’吗？”现在，干部选聘和严格的考核制度已在这个工厂坚持下来，每年均有少数干部被调整，干部真正做到能上能下。
黄琳推行经济承包责任制，让工人的劳动收入直接和经济效益挂钩。1984年下半年，半导体器件三厂的工人要求发厂服。分管后勤的副厂长拿来两套毛涤纶西装，说是另一个工厂要和他们合起来做厂服。
大家的眼睛盯着黄琳。黄琳和党委书记、总会计师商量，坚决顶住了这股风，厂服没做，也不滥发奖金。
黄琳善于站在决策的位置上管理工厂，有开发企业的战略眼光。她说：“衡量我这个厂长当得好不好，不仅仅是在台上，更主要的是在下台之后看是不是给企业留下发展生产的后劲，是不是培养了好的厂风和使用了一批优秀人才。”
“一台戏”大家唱
半导体器件三厂实行的是厂长负责制，黄琳强调的是集团领导和层次领导。她建立了每月召开两次的厂务会议，由厂长、党委书记、几位副厂长、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经营部部长、工会主席和企业改革办公室主任参加，这实际上是工厂决策机构和“智囊团”。工厂的大事都由厂务会议讨论决定。黄琳非常重视这个集团。她一再说：“我们这个集团是个同心协力、都想干一番事业的集体。一个班子，互相拆台，缺点扩大化了，大家的水平都比原来低了。大家互相补台，取长补短，凝聚的力量比原来的水平高了。”这番话说得意味深长，看得出这位女厂长的胸怀和领导艺术。她充分发挥大家的优点和长处，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集团的核心是党政一把手的紧密团结和协调。党委书记孙连芳是1956年入党的老党员。由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转到厂长负责制，对于党委书记来说，有个“分权”、“让权”问题。孙连芳自觉地适应这个转变，放权放得彻底。他全心全意地支持黄琳，黄琳也十分尊重他。
黄琳的重大决策，事先都和老孙充分交换意见，又经过厂务会议讨论。一经决定，老孙全力支持，做好思想工作。黄琳也十分支持党委的工作，让她的主要助手、主管生产的副厂长调到党委当党委副书记。
黄琳在改革中“冲锋陷阵”，老孙常给她“打扫战场”，做好善后工作。
老孙出色地做好改革时期党的工作，工厂连续两年获得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单位称号。
“一台戏，大家唱”，黄琳善于给她的助手创造做好工作的条件，让大家有用武之地。
工厂由单纯生产型转化为经营开发型，需要进行机构改革。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黄琳果断地决定，将销售科升级为经营部；改革计划体制，由过去生产科下达生产计划改为由经理部向车间编制产品计划，以销定产。建立厂和车间两级经销体制，给车间下放产品的开发和销售权。黄琳学习国外企业的“事业部制”，决定撤销测试车间，合并两个车间，使每个生产车间都能自行设计、生产和销售。这些机构改革涉及几百名工人、干部的调动，工作难度大。黄琳放手让主管生产、销售的副厂长分工负责，机构改革进行得很顺利，当年便促进生产的发展。1984年工业产值比1983年增长65％，1985年又比1984年增长21％。
总工程师王鹏林和几位副总工程师都是六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学有专长。黄琳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使工厂产品连续获得“六五”科技攻关奖、优秀新产品奖和科技成果一等奖，四种产品获得电子工业部和北京市优质产品称号。
总会计师芦学智学历不高，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黄琳同样十分尊重他，将他吸收到决策机构内。芦学智模范执行财经制度，帮助黄琳进行经济分析，千方百计降低工厂成本，使工厂在原材料涨价和产品不断降价的不利情况下，工厂利润仍然大幅度增加。
“十五的月亮”
当代一些有事业心的妇女，常常苦脑事业和家庭生活的矛盾。黄琳，这位能干的女厂长，她的家庭生活是怎样的呢？
黄琳的三间小小住房塞满了书。连过道、储藏室和她丈夫书房兼卧室的地上，都堆满了书。
黄琳的丈夫张志是北京外语学院的副教授和国际政治教研室主任，通晓英、日、俄、德、法、西班牙和拉丁文七门外语。
“黄琳是很能干的”，他深情地望了一下坐在旁边的妻子：“不仅专业学得好，家务也很熟练，可以说是里里外外一把手。我是个书呆子，什么家务也不会干。”
张志把口气一转说：“她当了厂长，这个小家她顾不上了。早上七点离家，晚上七八点才能到家。有时她开会或参加外事活动，十点多才能回家。回家也忙着查资料，翻书，或制订她的工作计划。星期天和节假日经常加班。原来的家庭秩序全打乱了。家务活只好由上高中的女儿和上初中的儿子分担起来。我也要帮着做一点。”
我笑着问张志同志：“你对黄琳当厂长大概有些意见吧？”张志用手推了推他那副近视眼镜，微笑着说：“说真的，黄琳当厂长，一开始我是反对的。我怀疑她的领导能力。搞改革，处在风口浪尖，风险太大，矛盾集中。能干的人有的是，她干得了吗？
“只是，她是被全厂职工民主选举的厂长，我再反对，也没用，只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家庭生活，是受一点牺牲，也算是我们全家对社会改革所作的一点贡献。家里生活没有过去那么舒适、方便。两个孩子和我都得贡献出一点搞家务的时间。外语学院本来分给我四间房子。为了照顾黄琳上班方便，我换了靠近她工厂这三间房。她上班二十分钟便可走到，我上班坐车便要花一个半小时，来回就是三个小时呀！
“但是，从她的工作中我也学了不少东西。我是做理论工作的，从书本上来，到书本中去，许多概念是空的。我听她讲工厂改革中的许多人和事，感到很兴奋，很有兴趣。从她那里，我具体感受到时代的脉搏，形象而又生动。例如干部制度的改革，这对于有两千多年封建传统的中国，是件大事。”
一口气说到这里，这位严肃的学者动情地笑了起来：“正象现在十分流行的一首优美的歌曲‘十五的月亮’中所唱的那样，在她的工作中，有我的一点思想，有我们全家的支持。”
“十五的月亮”，多么好的比喻！张志开朗地笑了，两个孩子笑了，黄琳也幸福地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