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高储蓄率”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专论

日本的“高储蓄率”
周斌
战后日本经济发展速度迅猛，有多种原因。而它长期形成的高储蓄率，对促进经济的繁荣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据统计，日本的私人储蓄率（实际收入中用于储蓄的比例），经常保持在20％上下。以1975年为例，日本为22.1％，美国为8.8％，英国为9.1％，联邦德国为15.2％，法国为15.3％。1985年，日本家庭平均每户存款额超过七百万日元（约合四万美元），以每户三点七人计算，人均存款额已突破一万美元，相当于每个就业人员平均二十九个月的实际收入。
高储蓄率表明，日本成功地把大量民间零散资金，转化为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建设资金，把消费需求中的相当一部分，转化为扩大再生产的资本积累。实际上，日本国内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就一直高于其它发达国家。六十年代，日本为14.6％，美国为5％，英国为5.1％，联邦德国为4.1％，法国为7.7％。七十年代，日本为3.3％，其它国家依次为1.3％、0.3％、1.1％和1.3％。
显而易见，正是日本的高储蓄率，为高投资创造了有利条件，而高投资又为扩大再生产、实现高速度奠定了物质基础。因此，不论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相对顺利的六十年代，还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相对困难的七十年代，日本的发展速度都能稳稳地高于其它发达国家。
日本究竟是怎样实现并保持高储蓄率的呢？
首先，战后日本财政金融政策的指导思想比较明确，即主要依靠筹集国内资金来进行经济建设。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间实行资本自由化前的1950至1966年，日本使用外资总额不到五十一亿美元，而且多数用来购买能够迅速增强经济实力和出口创汇能力的先进设备与尖端技术，纯外债才七亿美元。1967年资本自由化后，日本一面不断增加资本输出，但依然严格控制任何形式的外资进入国内，防止自己的一些重要产业落入外资手中，更不因为盲目借债而背上日后不得不支付高额利息的包袱。
其次，日本人民在历史上深受以节俭为美德的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加上日本是个四面环海的岛国，台风、地震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积谷防饥”、“以丰补歉”的思想颇有群众基础。更重要的是日本战后初期曾极度贫困，六十年代才开始富裕起来，生老病死等社会福利事业不如欧美完备，住宅、教育费用尤为昂贵，许多人都把储蓄作为维持和改善生计的一种“自卫手段”。
再次，日本众多的中小企业者和大量的自由职业者，在激烈的竞争中经济地位经常处于不稳定状态，迫切需要有所储备，以防万一；日本独特的奖金、分红制度，即每年夏冬两季各支付一次相当于二至三个月工资的现金，往往被人们视作一种“份外收入”而转入储蓄。
最后，应当归功于日本政府与有关部门的积极倡导和得力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门类俱全，形式多样。日本承办储蓄业务的机构，除各类银行（国家银行、城市银行、地方银行、信托银行等）、邮局、生命保险公司、有价证券公司外，不少行业和群众团体也大都设有自己的信用金库（农协信用金库、中小企业信用金库等）和互助性信用组织。它们按照政府有关法律、法令规定，开展不同领域和各有侧重面的金融活动，但在争取私人储蓄这点上，是“自由”的，可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同时，日本储蓄形式灵活多样，既有一般的定期、活期、普通储蓄，又有特定目的的有奖储蓄、住宅储蓄、购物储蓄，还有购买国债、地方债、有价证券等，供人们随意选择。
利率合理，信用可靠。这是日本实现和维持高储蓄率的决定性条件。利率过低，人们得不到实惠，谁愿意储蓄？利率过高，金融机构负担不起，谁愿意赔本？日本确定利率的主要依据，是利率必须稍高于物价上涨幅度，尽量做到不因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而使储蓄者吃亏。政府为鼓励储蓄，还对一定限度内的利息收入免征所得税。日本是资本主义国家，企业倒闭时有发生，但金融机构倒闭者极少，即使发生，政府也有义务保证储蓄者的利益不受损害。
存取方便，服务周到。金融机构间的激烈竞争，促使它们竞相为顾客提供各种方便。日本储蓄网点稠密，工作人员态度热情亲切。许多金融机构都配有一批训练有素的外勤“储蓄员”。他们在自己分管的地段内，挨家挨户拜访居民，劝诱储蓄（完成定额状况直接影响他们的收入和地位）。近年来，许多金融机构普遍采用电脑系统，存取款的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一些银行在繁华街道、商业中心、车站码头相继设置了完全自动化的营业网点，即自动存取款机，不分昼夜地为顾客服务。一些金融机构已经逐步替代不少机关、企业分发工资、奖金，即由电脑记入每个职工的储蓄卡，职工用钱时再去取出现金（某些大笔支出还可以用信用证，或把储蓄卡号码告诉对方而不付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