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者的追求——访火箭制导专家宗绍录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创造者的追求
——访火箭制导专家宗绍录
本报记者　柏生
坐在我对面的宗绍录，都满五十了，还那么不善言谈。一说起自己，他真吐不出几个词。
“谈谈你在科研上的成绩，好吗？”我再一次发问。“我在航天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工作，做得很不够。”宗绍录答非所问！
自1959年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毕业、一接触航天这个特殊事业起，宗绍录就把名利淡化，干得虎虎有生气，却甘愿长久地默默无闻。
现在可以说了：从1966年10月2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到1980年5月18日向太平洋发射运载火箭，直至1984年4月8日试验通信卫星登天，这中间都凝聚着宗绍录付出的创造性劳动。这位高级工程师和同事们研究的火箭制导方案，被认为是走自己道路、在理论上有所突破的先进方案。
一
这位卓有贡献的火箭制导专家，思想驰骋在浩渺的太空，却身居狭小的斗室。我去老宗家，看到一间简陋的屋子里，住着老少三代五口人。一张大硬板床、一张小硬板床和两张旧三屉桌，两张木板椅子，一个书柜，占据了一大块地盘，这些是他和爱人、男女两个大孩子读书、学习，以及全家吃饭、睡眠不可缺少的东西。每天晚间，他还要临时给自己搭块睡觉的木板。
“你这样辛苦，从早到晚搞研究，每天搭块木板，能休息好吗？”我关心地问。
“房间确实小了点，能有个睡觉的地方，也算可以了。”老宗不介意地谈着自己的生活，还说所里已在别处给他分了一间房，可惜相隔远了些，从时间和距离上来考虑很难利用。
宗绍录获得的“空间”虽小，但赢得了“时间”。他说：“我舍不得花时间为房子、桌子去奔忙，更不愿为生活上的琐事生些闲气，找人去扯。”老宗不愿排队买东西，更不愿逛商场。生活琐事，能从简就从简。因为屋子小，常常是一吃过晚饭，他就骑车再回到办公室看书、学习、工作。因此，所里的值班警卫说，他是个“连轴转”的人。老宗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哪顾得上管家事？
宗绍录的爱人左域卿，也是位从事航天事业的工程师。她笑着说：“你看看，老宗的精力用在哪里？我生下第一个孩子时，在医院等了好长时间，都不见他的影子。直到医生给他打了几次电话，都快要发火了，才把他请来。
“1961年，老宗得了一场大病，连续十多天高烧，昏迷不醒，医生都说他不行了。后来，经大力抢救，才脱离危险。大病初愈，他谢绝了休养一段时间的医嘱，又去干那些事了。”
勤奋出智慧，刻苦出成果。有时，宗绍录一连好几天坐着，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那繁琐的公式，有人说他发呆了，殊不知，他正在苦苦地思索。有时连夜里说梦话，也是他那火箭制导理论。一天深夜，他在朦胧中爬起来，顺手在桌上一张报纸的空白处写满公式，思考了几天的难题竟有了眉目！然而，有回他去洗澡，居然拿发乳洗头，还擦了两遍，愈洗愈粘。回家责问爱人：“你买的洗头膏怎么没有泡沫？”惹得对方哈哈大笑。
我问宗绍录，是什么力量支撑你如此拚搏。他微微一笑：“一般人是不太理解我们这些科研人员的心情的。我国搞火箭制导系统方案研究，经历了二十余年的途程。刚起步的时候，我们的科学技术还落后，电子工业、精密加工、电脑技术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导弹要精确命中目标，卫星要准确入轨，这的确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不可能沿用国外那套做法，必须走自己的道路。这逼得我们想办法去探索，去克服一系列难以想象的困难——一种不甘落后的进取精神催人哪！”
二
几位和宗绍录共事过、并听过他讲课的青年科研人员对我说，老宗对我们青年可严哩！
宗绍录惜时如金，一时一刻都不愿白费，以致人们不敢轻易找他。可是，老宗呢？从不把帮助人的事置之度外。他过问青年的学习计划，开列专业阅读书目。他从长计议，区别不同情况，对室内每个青年人的专业方向提出要求。有一位同志在科研工作中遇到难点，连续十多个星期天，找老宗请教。他不厌其烦地一个概念一个概念地讲。有一次，正值要出差，临行前，他还在讲。一看表，开车的时间快到了，他连生活用品也来不及收拾，就匆匆登上公共汽车。进火车车站时，开车铃声已经响了。
去年6月，所里要他为青年科研人员做一次“如何锻炼自己成为国家的栋梁”的报告。他准备了好久，以自己的一桩桩事例，启发青年人培养良好的学风，敢想，敢说，敢做；严格，严肃，严密；善于思索，善于积累。他特别谈到要虚心向老专家和同事们请教、学习。对这一点，老宗有着深刻体会。他对我说，自己能在研究工作中取得成绩，与老专家的培养分不开，也与一起工作的同志，尤其是林金同志的帮助、支持和互相切磋分不开的。一位同事说：“我没有见过两个技术尖子在一块工作，能象老宗和林金合作得这么好。”老宗自己也常说：“若要进取，就得承认有强者。别人超过自己是好事，因为有了学习的对象、请教的老师。”
宗绍录审阅、修改中青年科技人员的技术报告，认真，严谨，从计算数据的核对，到标点符号的圈正，任何一个细小的地方都不放过。有位同志因此要在技术报告上署上老宗的名字，他一再谢绝。二十多年来，有水平的研究报告，他写了不少，他也为学术刊物审过不少稿子。但是，因工作需要，他很少出头露面。各种学术讨论会，能别人参加的就让别人参加，能由其他人发言的就让其他人发言。
人们常说：生死关头考验人。其实，名利对人何尝不是严峻的考验？有人视它如命根，为它寝食不安，甚至不惜沉舟折戟。宗绍录心中最看重的却是他的那些工作，那一套套科研方案。他说：“我们搞的制导系统，好比运载火箭的大脑。衡量导弹运载火箭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就是导弹是否准确地击中目标。导弹击中目标的精确度和卫星入轨的精确度要求极高，对运载火箭制导系统精确度的要求自然更高，‘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洲际导弹射程——自发射点到目标距离，约一万公里，要求在一万公里内击中目标，比古代射箭的百步穿杨要精确得多，它相当于在一百米内用弓箭击中一个小蚊子。而发射一枚导弹要用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弄不好，就会在政治上、军事上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在这项重大使命面前，我们不应有任何别的想法，也无暇他顾。”事实上，老宗始终认为，自己的主要任务就是埋头苦干，并帮助青年成长；老宗一直觉得，牺牲一个“小我”，将会使更多的人才脱颖而出，去攻克国防科研上更多的难关。
三
谈火箭，谈事业，宗绍录兴致勃勃。然而，我几次欲打断他，想问问他个人和家庭情况，都被他的“火箭”挡了回来。
我也多次问他在事业上的成就，他总是把话题岔开。其实，他是为我国航天事业立了功的人。他曾多次立功受奖：1961年5月，他因研究制导系统方案有贡献，荣立三等功一次。1963年6月，他因研制创新的导弹制导系统方案，又荣立三等功一次。1964年2月，因在制导方案研究中取得成就，再度荣立三等功一次。由于这些功绩，他被破格提前晋衔晋级，他的名字被列入技术尖子的行列。1978年，以另一位出色的火箭制导专家林金和他为主要负责人的研究小组，荣获科学大会奖。这个集体还荣获国防科委重大科研成果一等奖。1984年，他又因成绩显著，荣立二等功。所有这些，他都不愿意谈及。
我换了一个话题：“听说1980年到1982年，你曾作为访问学者到国外研究航天工程，临登飞机前，还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的愿望？”
宗绍录沉默了，过了片刻，他说：“是的，不过，我首次要求入党不是在1980年，而在1961年。二十多年中，我写过十几份入党申请书。可惜，我的条件不够，但我至今没灰心，一直在努力争取。”
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我也没答话。还是他继续开口，打破了一时的沉默：“我在吉林家乡工作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都已是共产党员了。我，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受党培养上了大学，无论感情上，还是理性认识上，真是从心眼里爱我们的党……”
真没想到，我的一句话，竟使这位书生气十足的火箭制导专家动了感情！
今年1月，宗绍录又郑重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上面写道：“大好形势更加鼓励我努力学习，努力工作，通过自己的实际研究工作，完成党和上级交给我的任务……”
入党申请书上写的，完全是宗绍录实际生活中想的、做的。三年多前，他谢绝了国外同事的邀请，没留在那里共同开展一项研究工作，按期回国，怀的是一颗急切报国的赤子之心，希望通过自己一点一滴的奉献，在科研工作领域一步一步地攀登，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尽一分力。尽管目前研究工作的条件并不理想，共事的研究人员还很少，但老宗很乐观。他微笑着伸出两只大手，又拍拍自己的脑袋，激动地说：“我们有用不完的劲，头脑还在不停地运转。困难总会克服，我们还是要为国家做更多的贡献！”
这，就是一个创造者的追求！
我结束了最后一次采访，走出研究所的大门。一路上，想着宗绍录其人其事，内心无法平静。如何对待一个创造者的追求？如何帮助一个创造者去实现自己的追求？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附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