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厌不倦风范长存——沉痛悼念朱光潜同志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不厌不倦风范长存
——沉痛悼念朱光潜同志
钱伟长　陶大镛
一代学人、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同志同我们永别了。朱老的逝世，是我国文化界、学术界和教育界的一大损失。就个人而言，我们也为失去一位素所敬慕的前辈而深深地悲痛。
朱老毕生致力于美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他的学问博大精深，融贯中西，创立了自己的美学理论，成就卓越；他治学严谨，教学认真，半个多世纪来，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他所树立的良好学风，有口皆碑。朱老虽然逝世了，但他给我们留下的，是一笔极其珍贵的精神财富。
朱老属于我国当代第一批学术造诣很深的教授之列，对于新学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就我们所知，朱老从小刻苦自学，历尽艰辛，但是他始终充满信心。早年他在国内打下了旧学的基础，并阅读了大量达尔文、赫胥黎等人的作品。后来他飘洋过海，在英、法攻读八年之久，从那时开始就一边学习，一边研究，一边著述。回国后，他在北京大学执教，我们还处在学生时代。由于他已是很有成就的学者，在青年中颇负盛名，我们也很爱看他的作品。在我们的印象里，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文章深入浅出，别具一格，读来非常亲切。有幸跟他结识后，在长期交往中，更使我们感到了他的温厚、纯朴和循循善诱。作为一位学者，朱老身上最可贵的是他那种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从来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正是这种学而不厌的一贯作风，使他成为一代美学宗师。朱老这一生，为我们留下了六百多万字的论著和译文，这些作品文笔优美，条理清晰，令人爱不释手。他的名著《西方美学史》，更是脍炙人口，可以说是他的一部代表作。我们知道，朱老二十年代到西方学习，首先接触的就是克罗齐的美学思想。但经过他长期潜心研究，终于做到了“移西方美学之花，接中国传统之木”，创建了独具特色的美学理论。这样，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学术界，朱老都是很受尊重的。朱老以他对学术的炽热感情，一直把创作的生机保持到耄耋之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朱老怀着老骥伏枥的壮志，更加勤奋地忘我工作。他甚至说：“我一直在学美学，一直在开始的阶段。”正是这种惊人的毅力，使他在八十高龄，又动手翻译出意大利史学家、西方美学奠基人维柯四十万字的《新科学》一书。学无止境，从朱老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代学人那种活到老、学到老的可贵品格。
1983年盛夏，民盟中央举办了“多学科学术讲座”。办这个讲座，是考虑到经十年浩劫，学术界青黄不接的状况十分严重，特别是学有专长的老专家、老学者为数不多了，如何把学术界这批带头人的知识传给接班人，亟需采取抢救措施。举办讲座的消息一传开，老专家、老教授们纷纷报名参加授课。当然，象朱老这样的一代宗师，正是大家翘首企盼的。可惜当时他因病住在医院里。没有想到，当他听到这个消息后，也提出要上讲台，并对我们说，可以先录音，把讲义搞出来。接着，果真在病榻上录了音。为此，他深感欣慰。讲座开课后，许多学员为能聆听到朱老毕生研究的精华及其最新成果而深感庆幸。那时正当酷暑，朱老不以此为满足，又执意要从医院出来，要我们派车接他上课。当这位白发苍苍、步履艰难的老人出现在大家面前时，许多学员都饱含热泪。
由于十年动乱，学术界出现了一些不正之风。就在那次讲座中，朱老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在认真阐述本人学术观点的同时，以满腔热忱的态度批评了学术界存在的某些不良现象。他提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一代学风。他认为与年轻同志交流学术，泛泛谈些空论并无多大意义，“必须对症下药”才好。他还用“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来表明自己的一片真诚。朱老对年轻一代和我国的学术事业寄托着何等殷切的期望啊！那时，他曾在医院勉强撑持着病体读年轻同志的论文，对他们取得的成绩，流露出分外喜悦之情，还谦虚地说“读后耳目为之一新”。同时，他也谆谆告诫年轻的同志要“练好基本功”，要首先学好马克思主义和精通一门外国语，也呼吁老一代要担当起帮助年轻同志不断进取的重任。
记得是1983年3月，钱伟长正在香港讲学，赶上学术界的一件盛事——朱光潜和钱穆这两位居住在台湾海峡两岸的著名学者在香港会晤了。钱穆是钱伟长的叔父，也是我国当代第一批学贯中西的历史学家。他们二位尽管各自学有专长，但彼此十分熟悉，先曾在北京大学，以后又在昆明西南联大一起任教，情谊很深。这一次，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金耀基院长邀请朱光潜教授到香港主讲“钱宾四（即钱穆）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朱老本以年迈不便远行而推辞，但当他获知到港后可与阔别四十多年的老友钱穆见面时，便欣然启程了。当满头银发、身穿深色中山装的朱光潜教授演讲完毕，身穿长衫的钱穆先生策杖走上讲台，与朱老并肩而立。顿时，一千多名听众中爆发出热烈掌声，台上台下交织成一幅动人的场面。记得当时朱老曾以诚挚的语气说：“大陆和台湾、香港都是一家人”。他还希望彼此多作学术交流。这不是一次普通的会见，这两位老人的重晤具有极不寻常的意义。年逾八旬的朱光潜同志以实际行动，为早日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作出了努力。
自奉节俭，忧国爱民，是朱老一贯的品德。解放前夕，他毅然决定留在北京迎接解放，就是生动的证明。不用说，象他这样杰出的学者，在国外绝不会无法立足，但他想到的是为祖国培养人才，发展学术文化。早在三四十年代，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国内教育界、学术界发表过不少宣言，呼吁抗日，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那时钱伟长担任一些联络工作，每次朱老一问明情况，就挥笔签名，政治立场是很鲜明的。当然，朱老走过的也是一条曲折的道路。解放以后，朱老积极拥护党的领导，从未动摇对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可贵的是他为追求真理，自觉地学习和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五十年代，朱老亲自参加了全国范围的关于美学问题的大讨论。在讨论中，朱老始终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同时，也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他诚恳地听取批评意见，却绝不轻易接受那些尚不成熟的东西。正是通过这次大讨论，朱老下决心认真学习和钻研马克思主义的美学思想，他深切地感受到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指导美学研究的必要性。而朱老学习马克思主义总是力求掌握其精神实质。尽管当时他已年过花甲，却又开始从头学习俄文，为的是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各国有关马列主义的美学名著。由于朱老勇于追求真理而又不人云亦云，由于他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而不是敷衍了事，使他在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研究中避免了教条主义。朱老的美学造诣在解放后之所以受到国内外的称颂，跟他这种追求真理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朱老在漫长一生中表现出的一代学人的风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朱老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跟随时代的步伐不断进步。记得六十年代初到“文化大革命”前的那几年，民盟中央学习组第四组的政治学习是在北京大学里面进行。每周的学习活动，朱老都是风雨无阻，积极参加。在学习会上，他总是坦率发言，在思想上与大家赤诚相见。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的“左”的错误影响下，朱老曾遭到不公正的批评。他自己却都能正确对待。记得“文革”以后，我们到北大去看望他，那时正在落实政策，校方已决定恢复燕南园的暖气，但尚未修复。我们进门时，朱夫人自己正在烧炉子，朱老对我们说：“党中央好，党中央很关心我们这些行将入木的知识分子。”这些话，充分表现了他对党的深厚感情和无限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