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来贺风赋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史来贺风赋
本报记者　陈勇进
把错误公布出来才有力量
去年12月间，我访问新乡的刘庄，虽是隆冬天气，前来参观的人仍然很多。在刘庄，最惹人们话头的，是全村二百一十户人家，全部住的是宽敞的二层小楼。屋内的陈设，大体上是电视机、洗衣机、缝纫机、电风扇之类。人们议论说，这与中央的部长、司局长的生活水平不相上下。从银行的存款也能看出他们生活水平，去年平均每户存款一万二千元。人们不约而同地称赞刘庄不愧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称赞刘庄的党总支书记史来贺领导得好，作风好。
史来贺虽然是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仍然是一位朴实农民的穿着，谈吐间，显示出耿直倔强。因为人人谈端正党风，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他，刘庄的党员干部中，有没有不正之风？“有。”史来贺爽快地回答，“秋天，苹果成熟的时候，第二支部书记史世兰的儿子，领着几个孩子偷了一篮苹果，纸厂的同志揭发了，他们给党总支提意见说：都象干部的孩子一样偷苹果，公家的苹果几天就摘完了。摘点苹果看起来是小事，但对一个村庄的风气影响却很坏！特别是支部书记的孩子带头。”
史来贺找史世兰谈话说，支部书记的孩子带头破坏村子里的制度，是他教育不好，要他在党支部会上检讨，挽回影响。
史世兰在支部会上作了检讨，他的孩子在学校里认了错。史世兰觉得自己是干部，孩子犯错应当从重处理，要求罚款五十元。群众讨论的结果罚款十元。
我问史来贺，史世兰的孩子偷苹果，他的名字能在报纸上公布吗？
“当然应当公布。”史来贺严肃地说，“刘庄的党支部有个习惯，不管是谁，有了错误都要点名批评。共产党员可不能隐瞒错误啊！”史来贺把他的孩子偷桃子的事也翻腾出来：1982年6月间，他的儿子世会领着几个小孩偷桃子，被群众揭发了。史来贺在家里开会批评，说自己是党总支书记，孩子带头偷公家的桃子是个大错误，他叫世会在学校里承认错误。史来贺除到学校里作检讨外，还在群众大会上检讨，要求赔偿公家的损失。
刘庄的群众，从史来贺、史世兰孩子犯错误的处理中，看到共产党员的品格，称赞他们是无私的好党员。史来贺在政治经历中有一条，就是无情地揭露错误，才能使党员进步得快，才能更有力量，才能得到群众的信任。中国有句古话，叫作“恶恐人知便是大恶。”这话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县委副书记被拿掉后
史来贺在刘庄当了三十二年的支部书记，一届一届地连任，既不是靠上级党委的指定，也不是靠什么势力，而是靠着一个共产党员的品格。史来贺说：做一个共产党员不敢担风险不行。他对付风暴的方法是“脚跟要站稳，白天不怕刮风下雨，夜里不怕雷轰。”
“文化大革命”前，史来贺被提拔为新乡的县委副书记，同时也担任刘庄的党支部书记。“文革”的风暴刮到了新乡，“造反派”整天逼着史来贺写检讨，还叫他在新乡游街，说他是黑劳模。史来贺对“文革”有一百个想不通。刘庄的党员对“造反派”批斗史来贺也想不通。支部副书记李安仁，夜里找史来贺谈话：
“章妞哥（史来贺奶名），乱成这样子，你天天挨斗，这个县委副书记干脆别当啦，回刘庄还当你的支书去。”“这是什么世道，光斗好人，不搞生产！”
史来贺吸着闷烟，说话也很冲：“胡闹。看他们能搞多久？”
史来贺打起简单的行李和李安仁一起回刘庄去了。路上，他觉得天昏地暗。突然，周恩来总理的话在他耳边响了。那是1959年全国的劳模会上，周总理对史来贺说：你们一千亩棉花单产一百斤皮棉，带了个好头，希望你认真地总结经验，高产再高产，彻底改变贫困面貌，给全国树立一个榜样。
史来贺有了力量，看到了光明，他大着嗓门说：
“有些人整天拿着路线吓唬老百姓，咱们走咱们的路，到年终分配，咱们分粮食，叫他们分路线。”
“咱们刘庄的党员决不分派，大家还是叫你领着干。”李安仁说。
“说千道万，我们共产党员还是要为国家多作贡献，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才算数，其他都是假的。”史来贺说，“这年头，共产党员不豁出来不行啦！”
史来贺回到刘庄召开村干部会，会上决定：
“谁写大字报，谁自己出钱买纸笔，贴大字报自己做浆糊。”
“刘庄人外出串连，不报销路费，生产队不记工分；对外面来造反的人，说服教育，不讲理的轰走。”
在这样的风浪面前，刘庄的党支部，执行纪律更严了，五十多个党员按时过组织生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决把生产搞好，实现周总理说的，彻底改变贫困面貌。
一个姓刘的从外地回家，散布流言蜚语，组织一帮人要斗史来贺，党支部批评了他们一顿。有一个人贴大字报，经教育，他也作了自我批评。
任它外地狂风起，刘庄的群众团结在党支部的周围，鼓足劲头搞生产。功夫不负有心人，1967年，刘庄的粮食单产超过了八百斤，过了长江；棉花达到一百一十斤。刘庄这年向国家贡献了十一万斤粮食，十七万斤棉花。
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国家贡献的增长，使县上的“造反派”人物对刘庄也有几分怕意，说刘庄的史来贺不好斗。
1975年，更大的风暴袭击祖国大地。刚刚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同志又挨批判了。有人说邓小平同志搞“唯生产力论”，史来贺埋头生产，不抬头望路，也是搞“唯生产力论”。史来贺对付妖风的办法是：叫群众认真讨论。
全体党员在村东头的大苹果园里开了三天会。他们真敢解放思想，有的党员愤怒地说：邓小平刚把大家领到正路上来，又批起来了，这到底想干啥？按着邓小平说的办，大家都好过啦！有的说：批唯生产力论，农民不生产咋着吃饭？史来贺跺着脚大声说：要豁出来干才行，他们能开除我的党籍，还能开除我的生产籍，我看他们能撑多久！
当时新乡地区和新乡县委有些人对刘庄的评价是：刘庄光会搞生产，思想境界不高。
“什么思想境界，他们那种境界我不要！”史来贺一头火气。
尽管这风那风，1976年给刘庄带来的是：粮食单产超千斤，棉花单产达到一百五十斤，加上多种经营，刘庄的收入达到一百万元。
学习别人不能照搬
在“文革”的风浪中，除了喊打倒走资派的口号外，就是农业学大寨。
史来贺去过三次大寨。第一次，他觉得大寨有值得学的东西，大寨的山地种得好，对国家的贡献大。史来贺第三次去大寨时，觉得那里不搞多种经营，想再富起来就困难了。当时，刘庄每年调换牲畜要花两万元。史来贺和几个干部算来算去，觉得每年花那么多钱买牲畜，不如自己办畜牧场。当年，他们买回五十头奶牛、骡马，仅这一项，每年可增加收入十万元。有了这样多奶牛，他们又办了奶粉厂、冰糕厂、食品厂，变原料为商品，一年增加收入三十万元。
“四人帮”的代言人，看着刘庄经济发展得快，派人来挑毛病，叫史来贺转弯子，把精力放到农业生产上来。史来贺一听就恼火，说：“我早就转到棉花地里去了”（史来贺为提高棉花单产，夜里住在棉田里）。他还说：“真怪，不办畜牧场，哪里有这么多的肥料；不办食品厂、奶粉厂哪里有钱买机械。在那满口政治、不讲商品生产的时代，就是来批判史来贺的人，也不得不从刘庄的商店里买点奶粉等食品带回去。
就在批判刘庄搞“唯生产力论”的时候，刘庄的机械厂建立起来了。机械厂的第一个新产品是“66型排气喇叭”。史来贺亲自参加试验，虽然失败多次，毕竟制造出来了。河南省汽车公司有的人说，生产队制造的喇叭不能销售。史来贺掂着喇叭到郑州推销，竟有二十多个省市前来订货。这年，机械厂盈利二十万元。
刘庄的人们尝到队办企业的甜头，狠抓农产品转换为其他商品的工作。农业增长快，秸秆用不完，他们积极筹建造纸厂。为了建设造纸厂，史来贺亲自把人分成建厂、采购、安装三个班子，史来贺自己日日夜夜泡在工地上。厂址离他家不过一里路，他竟很少回家。纸厂建起来了，正要试车生产，史来贺的母亲病危了。待试车生产成功，他的老母亲已经离开了人间。造纸厂的建成生产，使刘庄每年又增加了六十万元的收入。
认定的目标坚定不移
刘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对国家贡献的增长，使史来贺对群众的住房紧张看不下去了。他把建新村的蓝图与干部商量，要盖楼房，使刘庄所有的人们都住到楼里去。
刘庄盖楼房建新村的计划传开了。村里很多人象作梦一样，他们没有忘记两句形容刘庄穷相的顺口溜：方圆十里乡，最穷是刘庄。
社会上天天批判邓小平同志“右倾翻案”风，有人提醒史来贺，建新村是否等批邓的运动过后再说。史来贺不管这些，还是请专家设计新农村的模式，叫村里人反复讨论。经过村民大讨论，新村模式定下来了：一家一院，楼上楼下，向阳通风，美观大方，坚固耐用。
全村二百来家人都住进楼房里，要花多大的力气，要花多少钱，要多长的时间才能建成，不少人有疑虑。人们疑虑最大的，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说不清哪个运动会把建新村的计划冲垮，说不清哪个运动把史来贺整下去？他的县委副书记不是拿掉了吗？
动摇史来贺和刘庄干部的决心可不容易呢，史来贺代表全村干部向群众保证：
“在五年里面把全村清一色的楼房建起来。不仅要建起新农村，农业还要年年增产，向国家的贡献年年增多。”史来贺还说，不管遇到多大的风浪和阻力，不能动摇建新村的决心。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蓝图，把刘庄人的劲头调动起来了。盖房子最缺的是木料，史来贺把自己院子里六棵大榆树献出来。那六棵榆树，有人出一千元史来贺没卖；女儿出嫁，老伴要留一棵做家具，史老头也没同意。村里人看史来贺和那些共产党员们带头献木料，也一声不响地跟着把自己的木料拿出来了。
正当刘庄的人们热气腾腾白天忙着田里干，夜里忙着建楼房的时候，来自上层的干部传出：要批判刘庄不抓革命光抓生产，一心建设“安乐窝”的错误。史来贺赌气说：“就是你们上面的干部能住楼，农民就不能住楼房？盖楼房是为了节约土地。”
好心的领导劝史来贺：
“刘庄盖一千多间房子，要一千万块砖，三千吨水泥，这样大的工程，会影响农业生产吧？”
“我们保证年年增产，多向国家贡献；建设新村的计划，坚决在五年里面完成。”史来贺说。
建新村确有实际困难。全村只有三个泥瓦匠，大队长刘桂英带着一帮子妇女挑泥垒砖，胳膊肿得老粗，用热水敷敷照样干。史来贺叫她们休息，刘桂英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要为子孙后代做点好事。
分房的困难
刘庄的人们，按照他们的理想与计划，在五年里把楼房建起来了。一个崭新的新农村出现在河南省北部的平原上。
楼房里的装置，和城市里的楼房大体一样，只是房间宽大一些。城市的人知道，楼房盖起后，有个分房难的问题，分房难在刘庄也出现了。
建设新村，要按照规划拆迁。每盖一幢楼房，都要有几户搬家。刘庄的领导班子规定：每建好一幢楼房，要群众先搬；群众过意不去，要干部先搬，特别是史来贺应该先搬，说他在刘庄由穷变富中出了大力。搬家问题讨论多次，领导班子决定：领导干部最后搬。不少群众提议，应当多给史来贺两间当办公室，使他能安静地办公。史来贺表示，凡是群众劳动的地方，都是他的办公室。
中路三排的楼房建成后，村里干部趁史老头外出开会，安排他家和李安仁家相邻，省得他俩商量问题多跑路。史来贺回家来坚决按照大队的决定办，领导干部最后搬家。
群众不同意干部最后搬家，结果又出了新方案：每有一批群众搬家时，也有一两户干部搬，免得群众脱离干部，而史来贺自己最后搬的主意谁也不能动摇。
副队长夏治香搬家时，七十多岁的老母亲问史来贺搬了没有？
“史来贺还是最后搬，谁也说不服他。”夏治香说。
“为建设新村，老史操碎了心，让人家先搬家才顺理。”夏奶奶说。
1981年秋天，刘庄新村的最后一排楼房盖好了，史来贺才带着一家人搬到新楼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