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故友话汉学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国际副刊

域外故友话汉学
刘绍棠
去年8、9月间，我访问了南斯拉夫、民主德国和苏联三国，所到之处，见闻颇多，更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国外的汉学研究。
南斯拉夫的汉学家大多数是七、八十年代到中国的留学生。三年前我访问南斯拉夫，结识了刚从复旦大学毕业归国的李良娜。李良娜回国后没有找到固定工作，生活比较清苦，但是这个娇小玲珑的塞尔维亚女子，宁愿收入不高也不肯改行，潜心致力李清照词的翻译和研究。她热情好客，敏而好学，邀请我们到她家吃茶点，谈论起中国文学如醉如痴。三年后，我又到贝尔格莱德，听说她在以惊人的毅力翻译《红楼梦》。可惜这次我未能见到李良娜。
但在风景如画的斯特鲁卡，我却遇见另一位李良娜。
她叫薇拉·莫达努，是马其顿共和国的一位年轻的女汉学家。她身姿娇小，聪慧，精明，礼貌周全。她和我们初次见面，穿的是中国女式服装，表示对中国的思念和对中国朋友的尊敬。她工作很忙，挤出业余时间来看望我们。幸好她每周休假两天，便应聘担任马其顿共和国首府斯科普里电视台的采访记者，对我们进行电视采访，请我介绍中国乡土文学，我们才有机会亲切交谈。在第十四届国际翻译会议上，薇拉翻译的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获奖，我们向她表示祝贺和谢意。翻译稿酬极低，薇拉翻译出版这部长篇小说，所得稿酬只相当她半个月的工资。国际翻译会议的嘉奖，也只是一张奖状和一点纪念品，没有奖金。薇拉对中国文学的献身精神，令人深为感动。
到民主德国进行访问，我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灿烂辉煌的德意志文学，久已为我所崇敬；德国伟大诗人歌德对中国小说的推崇，大大增强我的民族自豪感。同时，由于我三十多年前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曾经辅导、结识德国留学生。我曾辅导白定远学习《中国文学史》的先秦和两汉部分。由此我俩同窗之谊与日俱增，他这个深沉内向的人，也向我敞开心扉，讲述他的身世。他的妻子兰燕妮，是已故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兰茨的妹妹，当时在历史系学习。白定远和兰燕妮的结合，是来中国之前，由组织上作主“搭配”的，所以他戏称自己和兰燕妮是古老的中国式婚姻的实行者，应该补行坐花轿和拜天地等仪礼。不过，他们的“包办婚姻”的效果，却是爱河永浴，白头偕老。
可是，这次我访问民主德国，白定远和兰燕妮正在国外度假，久别而未重逢。
没有见到同班同学白定远，却见到了比我低一班的“师妹”梅薏华，而且想不到她就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洪堡大学教授埃娃·米勒夫人。
梅薏华现任洪堡大学亚洲院中国部主任。二十多年来，她出版了不少研究中国文学的专著，学术价值很高，同时也培养了一批新一代的民主德国汉学家。她治学严谨，见解独到，成就很大，经过几十年的刻苦努力，从一个“汉盲”成长为一个汉学权威。1951年她进莱比锡大学学中文，教他的是一个曾经在中国青岛做啤酒生意的商人。这位啤酒商人的中文知识，连“洋泾浜”的水平也不够。他不会说汉语，也不会讲解汉语词汇，只会教学生们通过汉语字典查阅单字。因此，学生们在课堂做汉语翻译练习，竟将“斯大林万岁”，译成“多么广大的森林万岁”。由此可见，民主德国的汉学研究本是一片空白，是梅薏华这一代汉学家建立和发展了民主德国的汉学研究事业。然而，梅薏华虽然已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却极谦虚，对自己的汉学水平很不满意。她对我说，老舍描写北京劳动人民群众生活的小说和戏剧，是个难以跨越的高度。老舍写知识分子生活的作品有德文译本，但是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和《茶馆》，还译不出来。民主德国放映《骆驼祥子》影片，请梅薏华口译，结果却成了解说，因为把《骆驼祥子》中的语言译成德语，每句都要涨出50％—60％。梅薏华一直想翻译我的中篇小说《蒲柳人家》，也因语言难译而终未译成。她说，从1951年进莱比锡大学学中文，到196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坐科九年，但是所学都是学院语言，对生动活泼的中国人民大众的语言很不熟悉，因而翻译具有中国特色和民族风格的作品深感困难。其它国家的汉学界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所以对中国文学的介绍是不全面的，未能展现中国文学的真正水平。她又说，全世界的汉学家的立场观点不尽相同，介绍中国文学的选取标准大有差异，中国的权威部门应该向国际汉学界推荐真正代表中国文学水平的作家和作品。
布兰卡·施奈德，是民主德国的新一代的汉学家。先在莱比锡大学汉学专业毕业后，又到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留学，以《论曾朴的〈孽海花〉及中国晚清小说》获副博士学位。她的学位论文纠正了一些苏联汉学家对中国晚清小说研究在考据和引证上的差错。
这次我们相处时间长了，免不了开一些戏而不谑的玩笑。她对自己的口译准确性颇为自负。但是，我使用一些农民口语，她可一筹莫展了。连连央求：“刘绍棠同志，你不要再这样说话啦！我一句也听不懂。”我故意怄她，急得她眼里噙着泪花喊道：“刘绍棠同志，你把我的信心都搞没啦！”然而，她并未向困难低头。在长途旅行的汽车上，别人在打瞌睡，我们之间却进行口传心授。她把我在交谈中难以理解的字眼儿记录在小本子上，要我给她讲解。她非常希望能够到中国人民群众中学习语言，成为一个中国文学翻译家。
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民主德国之后来到莫斯科。
我这一代的中国作家，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曾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因此，来到苏联，我是非常高兴的。
在通过莫斯科机场海关时，我因身穿中山装而受到优待。海关人员非常友善地微笑，只用了三分钟便宣布放行，我那几位西装革履的朋友却被查询了半个多小时。
苏联对汉学的研究已有悠久的历史。老一代的汉学家从事中国古今文学与历史研究，著书立说，成就卓著。新一代汉学家逐渐成长。今天苏联的汉学家们正在多方面地介绍中国文学作品。莫斯科大学的一位汉学教授正在翻译我的《蒲柳人家》，他也是五十年代北京大学的留学生。
出访一个月，行程数万里。我遇见了许多从事汉学研究朋友中的几位汉学家，从他们热情亲切的交谈中，我进一步了解到，国外很多汉学家为介绍中国、传播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为增进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正在孜孜不倦地耕耘着、播种着。一想到他们的刻苦钻研精神，敬佩之情油然而生。而且，我的所见所闻也使我更加坚信，我们必须充满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心，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才能对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才能使祖国获得崇高的地位和无上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