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幕后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长征》幕后＊
（美）哈里森·E·索尔兹伯里
每个革命都在自己的传奇的鼓舞下进行。美国人奋战过的福奇谷深深铭刻在爱国者心中，经历过那场严酷的考验，千锤百炼，乔治·华盛顿和他的士兵走向了胜利。
法国人冲进巴士底狱，而1917年在彼得堡则是冬宫。巴士底狱只有七个犯人；布尔什维克们进入的冬宫，只有几个少年和妇女守卫。没有关系。这些都构成了革命的象征。
中国1934年的长征却是无以象征的。它是人类的一首伟大史诗，一首考验了中国红军男女的意志、勇气和力量的史诗。
长征不是通常概念的“进军”，不是一次军事战役，也不是打了一个胜仗。它是人类谋求生存的胜利，是一次生死攸关，没有尽头，为了挣脱蒋介石的魔爪而进行的撤退；是一次又一次距离失败和灾难间不容发的战斗。战斗没有预定计划。毛泽东被排除在准备工作之外，只是在最后时刻才被告知。但，长征终于为毛泽东和共产党人赢得了中国。在本世纪，没有哪一个事件如此地触发世界的想象，如此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未来。它象牵了一条直线，从中国红军1934年10月16日渡过南方水浅的于都河，联结到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就是说，在居住着地球上四分之一人类的国土上，共产主义得胜了。
这是经过了漫长岁月的。清皇朝的衰落是缓慢的、痛楚的，它被内部的虚弱和外来的西方军事、技术和经济的强暴力量所腐蚀。革命经过一百年才成功。先是太平军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神秘的、假基督教的起义。之后，是1900年的义和拳，又是神秘莫测、宗教狂热、仇视外国。最后，1911年孙逸仙博士的民主主义的、组织松散的革命者推翻了旧皇朝，中国陷入了自从公元前四百年战国时期以来未曾有过的混乱。
从1934年10月16日到1949年10月1日，中国这个舞台充满着英雄主义、悲剧、阴谋、流血、背叛、低劣表演、军事天才、政治诈骗、道德目标、精神追求以及人间怨仇。莎士比亚也难以写出这样的戏剧，戏剧尚未终场。也许永不会终场。
向全世界报告这个杰出戏剧的最初消息的是埃德加·斯诺，他于1936年在陕北黄土高原小山上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住处访问了他们。他们是前一年到达的，经历了六千英里行军、打仗、忍饥挨冻，在地球褶皱最粗深的部分——中国的穷乡僻壤——渡过了二十四条江河，据毛计算，爬过了一千座山。
据说，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出发时约有男女八万六千人，一年以后，1935年10月19日，可能有四千人同毛泽东一起到达陕北。
我最早从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译注）一书读到长征。大部分中国人也是从此书的中译本得知的。它抓住了我的想象，犹如其他成千上万人的想象一样。那时斯诺写道：“有朝一日，有人会写出这场激动人心的远征的全部史诗。”他一度曾希望自己去写，由于许多原因未能如愿。
经过数年的努力，我于1972年首次去到中国。过了些时，我向已故的周恩来提出建议，让我追寻毛泽东的红军的路程，写一本关于长征的书。杰克·谢伟思，那位老中国专家，也加入了这个建议。十几年中，我们曾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申请。
没有回音。那正是毛泽东晚年的动乱岁月，“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年代，参加过毛泽东的长征的同志们，那些曾由艰苦和献身精神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的战友，正处于散乱之中。许多人故去了，许多被“文化大革命”的恐怖压倒了。有些被杀害了。不少还在狱中受着折磨。在那些年月，是长征的英雄就意味着被正在争夺继承毛的权位的人戴上了大坏蛋的帽子。
在那样的情况下，没有多少写历史的机会。1976年毛逝世，他的遗孀江青及其同伙被逮捕审判，但长征之路仍未迅速地重新开通。直到邓小平逐渐掌权，老一辈英雄恢复了名誉并在政府中重居要职，而最重要的是，对待历史有了一种新的（比较而言）实事求是的态度，才使重寻长征之路看来可行了。
岁月流逝，变化诸多，但我欲尽人事之所能及记下长征历史的决心却始终未渝。1983年8月，终于从北京传来信息：通向长征之路的门打开了！人力物力、文献档案、历史资料可以向我提供。我可以作长征旅行了，二万五千里的旅行，一里也不少。后来我得知，作出这个决定的主要是两个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杨尚昆将军和前外交部长黄华。
1984年3月1日，我的妻子夏洛特和我飞往北京，着手旋风式的一系列访问。我们访问了尚健在的高级将领、党的领导人（其中有些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难）的遗孀、文献工作者和历史学者。不久，杰克·谢伟思也来参加了。在北京工作一个月后，我们踏上了长征的征途。陪同我们的有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副馆长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的高级翻译张援远。
我们飞往长征起点的江西省的省城南昌。我们探访了共产党人最初扎根的偏僻山区，访问了几十位长征的幸存者，有男有女。这使我们的脑海沉浸到当年很可能酿成一次“致命退却”的灾难和冲突之中。
这是开端。接着，我们跟踪红军走过的路线，但不是一里不差。这里或那里，我们略过一些地方，特别是在贵州，略去了一些曲折迂回的路程，选择了非中央红军走的侧面地带。我们爬上了陡峭的通向金沙江的小路，经过离西藏不远的火焰山和狮子山，饱尝了红军行军的极端疲惫。我们骑驴、骑马出了群山，又攀上了大雪山，在5月末的季节仍在雪野里穿行，然后是过那可怕的草地，在这里，当年红军士兵有些曾滑进无底的泥淖，谁前去伸手拉一把，便会被拖入没顶之灾。
我们在道路和小径上走了七千四百英里，乘吉普车、小公共汽车、军用指挥车，共花了两个半月。然后又是访问接着访问。1984年秋天，再到中国去了一次。
只有实地经历过沿长征之路的旅行，才具有真情实感来传达毛和他的男女战士们所经受的一切。途中仍然是穷乡僻壤。没有城市。没有外国人。一个乡镇接一个乡镇，没有人记得任何时候有外国人来过。
没有一个人，中国人或外国人，曾作过这样的旅行。恐怕近期也不会有人重复我们的经历。
这样，就有了这部五十年前长征的记录，由数以百计的访问、文件和文献编织而成。我向中国人提出所有我能想到的难以解答的问题。他们尽最大努力予以回答，有时一遍又一遍地查找材料，直到发掘出漏掉的事实。
长征的故事是一部史诗。这不仅是由于参加长征的普通士兵和他们的指挥员的英雄主义气概，也是因为实际上长征变成了中国革命的熔炉。它锤炼出打败蒋介石并在毛领导下掌握了政权的一支情同手足的队伍。
这种兄弟情谊在毛最后年月的暴乱中被破坏，使英雄史绩蒙上了一点悲剧色彩。但是现在，令人惊异的是依然健在的长征幸存者再度身居高位。在邓小平领导下，他们正推动中国进行着被称作“新的长征”的事业，一桩象五十年前的长征一样艰巨的事业，一桩可能成为标志我们这个时代的伟大社会政治实验的事业。不过，这场“新的长征”，还有“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的惨败，又是另一个故事。这里讲的是长征的故事——在中国史学家和长征幸存者的帮助下我能汇集写出的全部故事。
这里或那里，或许还会有一些插曲浮现出来。但是本书已有充足的叙述证明这件人类的壮举是无与伦比的。或许，它有一点象古代犹太人的奔离埃及，有一点象汉尼拔（公元前247—183年迦太基大将，曾对抗罗马，侵入意大利——译注）挥师跨越阿尔卑斯山，有一点象拿破仑进军莫斯科。同时，使我有些惊奇的是它也有着美国征服西部，横跨大山和草原的伟大进军的回响。
但是，任何比喻都不确切。长征是独特的。它的英雄主义点燃了有十一亿人口的大国的梦想，使中国走向迄今尚无人能以预窥的前程。
（一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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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是美国著名记者兼作家索尔兹伯里去年新出版的《长征：未透露的故事》一书中未称为前言的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