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可把改革想得困难些——菜篮子引起的思考之一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述评

宁可把改革想得困难些
——菜篮子引起的思考之一
本报记者　艾丰
国务院一位领导同志问北京市副市长韩伯平：
“经过一年实验，菜的问题，能不能摸出点规律？”韩伯平回答：“花三年时间，摸出规律，就不错了。”
确实，从营养学角度看，蔬菜有益于人体有助于消化；从经济学角度看，蔬菜改革，是比较难“消化”的。
蔬菜是一种“尖端商品”。访问商业部时，几位同志帮我明确了这样一个概念：说“尖端”，自然不是火箭、卫星那类技术尖端，而是经营上的尖端。鲜活商品是各类商品中较难经营的，而蔬菜在鲜活类中更显特殊。第一，它比鸡肉鱼蛋果更难储存、保鲜；第二，比其它鲜活商品更难运输；第三，单位重量价钱低，限制了保鲜、储运可支出的费用；第四，需求量大，城市人口每人每天要一斤菜；第五，生产是季节性的，供应却要一年四季均衡。这五点加起来，就足以说明蔬菜这种商品是多么难“伺候”了。正由于这样，我们“消化”一下它，也会对其它方面的改革提供启发。
“菜篮子”曾是1985年经济改革中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最近，国务院有关部门召开了十五城市蔬菜工作会议。在此之前，记者也曾走访了一些蔬菜产供销部门，找一些消费者座谈，结果发现，对去年蔬菜改革方面的得失，各方面的评价大体上是一致的。
得的方面：上市蔬菜质量提高，可食率提高，垃圾桶里的烂帮老叶
“过时”菜大大减少了；供应品种增多，一年四季吃到细菜，不再成为难事；购买方便了。以北京为例，除一千二百个基层菜店之外，还有农贸市场八十八处，自然摊群三百三十五处。过去那种围着新鲜蔬菜排长龙的景象少见了，居民们挎着菜篮子穿行于各个菜摊子之间，这是多少年未有的。
失的方面：有的城市，有的时期，菜价涨得过猛、过高；有的地方，蔬菜供应量有时还嫌不足；有的城市，蔬菜补贴有所增加。
在这些得失的背后，隐藏着哪些带规律性的东西？就这个问题，我向商业部、北京市蔬菜办公室、北京市蔬菜公司一些领导同志讨教。他们在具体业务上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有一点认识却是共同的：一年的实践说明，改革要比他们原来预想的困难得多。
人们常说这样一个公式：放则活——活则高——高则多——多则廉。理论上，这是价值规律作用过程的具体化；实践上，广东的鱼已提供了例证。但不应忽略的是，每步之间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有的过程要伴随着“阵痛”。
这就需要考虑人们对过程长短、阵痛强弱的承受程度。放则活，好做到。活则高，就有高到什么程度的问题；而由高到多，则需要几个月乃至更长的时间——蔬菜是按季节生产的。如果“活则高”成为“过高”；“高则多”的周期又“过长”——消费者不能“忍受”，那就会出现不安定的因素。也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有的城市去年并没有全部放开蔬菜市场，改革的步子就慢一些。
这方面的改革难度，可以称为“纵的难度”。
还有一个“横的难度”问题，这就是横向的制约因素问题。
为什么放开了，菜价会高？因为原来菜价偏低，而偏低则挫伤了菜农的积极性。北京市朝阳区农办提供的一份调查材料表明：这个区1984年蔬菜上市量为四亿九千多万斤，比上一年增加一千二百万斤，但收入却减少了一百七十六万元，减少6％。其它近郊菜区也大体如此。收入减少的原因之一，是蔬菜生产需要的钢丝、薄膜、架柴等价格上涨，成本提高了。这就是横向因素的影响。既然成本提高了，那么是否可以大幅度提高菜价？这又受到了我国目前工资水平较低的制约，而工资水平的提高，则又要受到更加众多因素的制约。这些都是改革中“横的难度”。
记者在十五城市蔬菜会议的一份资料上看到，去年广州市蔬菜平均零售价格比全国其他城市每斤高出八分到一角三，蔬菜供应不错，国营商业的补贴也有所减少。向生活在广州的人问及感受，他们的回答是：比较满意。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情况：因为那里的居民收入较高些，所以菜价略高些，他们也就不那么“计较”了。这是整个地区的经济水平对菜篮子的影响。就全国来讲，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情况，应当允许有不同的做法和进度。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某一方面的改革，也是如此。我们既要把某方面的工作当作一个系统来加以认识，又要估计到其他系统对本系统的影响，还要考虑到作为“子”系统受到“母”系统的制约等等。改革也并不总是每迈一步都会立竿见影地收到效益，“阵痛”也常是难免的。“立见功效”的事例，并不难找；宣传这类事例，可以为改革鼓劲，但要防止造成错觉，更要纠正“改革就是来钱”的误解。从整体看，改革并不象从马路上搬掉路障那样简易。
宁可把改革设想得更困难些。有了这种思想准备，有关方面可以把改革方案、改革步骤设想得更慎密些；老百姓也可以更正确地对待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这，就是我们消化“蔬菜”时需要摄取的一种重要营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