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常维钧同志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心香一瓣

忆常维钧同志
李霁野
维钧（常惠）九十三岁无疾而终，就他自己来说，算是幸福的了。但是我突然失去一位结交六十多年的老友，仍然悲感丛生，许多往事闪现心头。
谈到这位老友，我想起多年前，我们同住时，一天大雪纷飞，维钧突然来访，约我们外出，我们自然很高兴。他领我们走到地安门外，进了一条胡同，上了一座小楼，窗外什刹海已经有很厚积雪，大雪还在纷纷飘落。他告诉我们，这里是有悠久历史的烤肉季。我想大概是“入晚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引起他的灵感吧。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幅诗情画意中的友情图。
1926年冬，韦素园肺结核病发大咯血，维钧先为请来北京大学校医德国大夫，他说病已绝望。他又代请来一位法国大夫，也是北京大学校医，他说尚可治疗，不过要长期静养。维钧又托朋友把素园送进法国医院，几月后可以到西山疗养院，休养到1932年8月去世。安葬的事，和以后刻鲁迅先生书写的墓碑，我们也都请维钧协助办理。
鲁迅先生对碑刻很满意，他原早就认识维钧，请他译出莫泊桑的《项链》作为《苦闷的象征》附录。先生在编《中国小说史略》时，维钧也帮助找书并校印稿。先生两次回北平省母，维钧在西三条、未名社、同和居都曾同先生欢聚畅谈。一次先生回上海，维钧代买车票，虑及先生的安危，他为先生想了一个化名，送先生上车后，他特向乘务员介绍，托他沿途照料，实际为把化名告诉他。先生在维钧结婚时赠送给他们夫妇的书，陆续赠送给他的译著，他都一直珍藏着。
1928年未名社印行了我译的《文学与革命》，社被查封，一个友人同我被捕。情形严重，但我们却受“优待”，两名警察“侍候”我们，无拘无束，随意谈天睡觉。我们猜想这一定是维钧营救的结果。以后知道，他托了一位大官僚和一位著名的、同官场有交往的中医。维钧认识的有三教九流的人物，但他爱憎分明，绝不同流合污。通过警察，我们同维钧每周通信一次，他每次付给送信人三块银元。他知道我们要被释放了，就忙着找铺保。
文贞同我是在卢沟桥事变的隆隆炮声中结婚的，维钧用玻璃板的旧照相机为我们照了几张相，照得满好，经过几番风风雨雨，居然没有损失，我们有时笑谈这是受爱情与友谊的魅力保护。维钧陪同我们去买家具，我们买了一张旧钢丝床，他特意为我们找来四个方木块垫床腿，同时告诉我们，电击赵少侯的钢丝床架，火花四溅，幸未伤人，所以要特别小心。
1938年秋，我到尚未受日寇干扰的北平辅仁大学任教，维钧约我们与他同住白米斜街三号，他常以从别人偷听的抗日情况相告。辅仁大学几个教授组织了一个秘密的文教委员会，想为不与日寇合作的文教界人士谋生路，维钧同我都加入了，他因此被捕，但日本宪兵队知道他并非重要成员，给点苦吃，不久就将他释放了。他告诉我，他家原有一个工人，以后做了警察，让他转告我，日本特务很注意我的行动，要注意些。我每天上午去学校，下午同妻用小车推两个孩子到北海公园，几乎每天如此，以后形势越来越紧，但我们认为这大概是日寇越来越处于劣势，太平洋战争一起，我们当然就更乐观了。一次他说，有人告诉他，八路军游击队到过玉泉山，因而谈起一位在冀东游击队的朋友派人约我去，我因为家累不能前往，但答应可以在我家设联络站，维钧连声说道：“好！好！好！”以后听说辅仁有女生被捕，也许带冀东来人见我的就是她们，所以联系中断了。
辅仁陆续有人被捕，维钧在我出走之后，把儿子送入解放区，自己也逃到四川，只身在外，很觉寂寞，写信嘱我为他寄几本译著，我把唯一的一本《简·爱》寄给他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回北平，我去台北，直到解放后才见面，访访旧地，谈谈往事。一天经过一个人家，他告诉我说，这是我们出走前，女儿被日寇逮捕的友人住处。这位友人用大笔款子把女儿救出，以后她进入解放区，加入游击队，为祖国奉献了年轻的生命。
我到天津工作后，每去北京总去看望他。他不改常度，对好事大力赞扬，对坏事敢发牢骚。也许为了这个缘故，在十年动乱中也受了折磨，但他最关心的还是几位朋友的遭遇，谈起时他竟用拳击桌，大叫“岂有此理！”这在他是很少有的事。
维钧，你已经离开我们长眠了。我记起你说过，你还在灯下翻阅我最后赠给你的《妙意曲》消遣，现在让我在你的灵前默读其中的两行诗：
今夜我用叹息回忆
对你表示神圣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