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与过——福州手表厂改革情况调查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功与过
——福州手表厂改革情况调查
本报记者　洪天国
一
时间的跨度往往联结着同一事物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福州手表厂即是一例。
1984年5月10日，这个厂几名科技人员和管理干部集体承包企业，锐意改革，扭亏为盈，轰动福州。改革得到省委、市委、市政府和一轻局的大力支持。工程师郑雪华、潘小行和助理工程师黄训松等人被誉为“改革的先行者”，黄训松被评为全国百名优秀青年厂长之一，该厂提前一百一十二天实现1984年上缴税利计划。
然而，从1985年9月以来，关于手表厂的匿名信不断飞到有关部门，工厂的几个干部日夜忙于应付各种审查。看来对郑雪华等人的改革取得哪些成绩，出现哪些失误，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是必要的。
二
1976年兴建的福州手表厂，先是以每只水仙牌机械手表赔三元的亏本生意干了几年。1979年转向替港商来料装配电子表后，才有微利可以维持生计。
本来，作为全国最早生产电子表的福州手表厂可以凭借引进的先进生产流水线摆脱困境。可惜原领导班子缺乏电子专业知识，又无进取心，不重视科技人员的合理化建议和创造发明，失去了大好时机。无可奈何，市一轻局拟将手表厂“并、转”为市灯泡厂的分厂，转产注塑异型灯具。
手表厂过去尽管连年亏损，但工资照发，每年多少还有点奖金；最令人留恋的，是所谓“上班”，大小干部无所事事，时间自由支配。
当年四十七岁的厂技术股股长郑雪华，市一轻局已考虑调他去钟厂当管技术的副厂长。但这位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计时专业毕业生的心情并不愉快。一笔帐搅得他食不甘味：手表厂吃下国家投资一百多万元，还有六名计时专业技术人员和二百多名比较熟练的工人，这一切，难道要付之东流吗！
为了手表厂能开发新产品，女工程师潘小行可煞费苦心。这位福州大学物理无线电系六六届毕业生，听说工厂要“并、转”，一种屈辱感堵住了她的心。
助理工程师黄训松是手表厂的技术尖子。有消息透露，他将担任分厂的副厂长，可黄训松（天津大学精密仪器系计时专业的毕业生）却坐立不安。
就是这样一些科技人员，在工厂将换牌的危难时刻，不约而同地汇合到改革的旗帜下，订立了承包合同。“军令状”上写着：在现有资金、设备、技术力量条件下，年终实现税利三十万元。如不能实现上述指标，愿受组织处分。
从那以后，福州手表厂揭开了新的一页。
三
福州手表厂建厂以来积压的机械表零件，在帐面上的总金额为三十二万多元。由于这些零件中没有及时回收处理，长期“软禁”，绝大部分生锈、变形，成了一堆“破烂铁”。
姑且不去追究积压浪费的责任。发人深思的是，历届厂领导为什么不报废处理这些零件呢？秘密在于，由于积压的那批零件还按原值充帐，多年来，实际上亏损的福州手表厂在帐簿上却略有盈利。如果报废处理这批零件，这个西洋镜就被戳穿，企业就会戴上亏损的“帽子”。
实行承包后，新班子在得到一轻局和财政局的支持后，对机械表零件进行了如下处理：从中挑选好的零部件，加工后装配水仙牌手表四百架，出售收入一万三千多元；出售零件收入一万八千多元；下脚料出售收入八千多元，共回收四万多元。其余于1984年底经财政局批准冲减当年企业利润。
这本是新班子为国家为企业做的一件好事。而某些人却把它说成是“手表厂改革后在经济管理工作中出现的一个严重问题”。
事情就是这样地莫名其妙。这批零件长期积压生锈，造成浪费，欺骗国家，没有一个上级机关去审查，原厂领导也不必负任何责任。而新班子主动处理遗留问题，不仅无功，反倒有过。
四
关于手表厂改革后的经济效益，有人认为，该厂1984年、1985年两年实现税利二百三十六万六千二百元，两年用汇如按现市价计算，需多付人民币三百二十万元。前后两者相比，还少七十三万多元。由此引出的结论是：“从宏观经济管理上来看，福州手表厂的经济效益是不够理想的”。
这等于说，手表厂改革以来，不仅没有为国家创造财富，反而亏本七十三万元。改革不如不改革！
其实，客观地算帐是这样的：
福州手表厂两年动用一百四十万八千六百美元外汇中，真正用在为这两年生产而购买零件的外汇仅六十二万五千美元，其余的用来引进生产流水线和1986年生产备用零件等。即便按市价计算（这对于国营企业并不公平），也只多付了人民币一百三十七万五千元。与以上实现税利二百三十六万六千二百元相比，手表厂为国家多创造财富九十九万元，同时该厂两年还创外汇四十三万三千美元。
福州手表厂工厂改革的结果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承包后组成“四化”领导班子，实行厂长负责制；大胆起用一批有专业知识和创新精神的中青年技术骨干，使管理层中科技人员的比重提高近一倍；把肯钻研、有干劲的电大、业大毕业生和自学成才的工人，充实到技术开发部门和车间领导层中去；企业内部从车间、班组直至个人，从生产线直至单项任务，层层承包，层层立下“责任状”，并把企业的经营结果与职工物质利益直接挂钩；在扩大来料加工的同时，引进新的电子表生产线和具有八十年代先进水平的电脑控制自动点焊机，开发电子台历系列新产品；制订了企业党组织、厂长和工会的责权条例，实行严格的厂规厂纪和岗位责任制；加强全体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积极发展知识分子入党。
福州手表厂还为后几年的生产准备了后劲。在企业内部，维修厂房、职工宿舍、幼儿园和食堂，较大地改变了厂貌。
五
福州手表厂在改革中，也确曾有过失误，厂部曾决定以成本价拨出电子台历表一万余架（等外品占一半），让工会、团委和行政食堂销售，利润作为他们的活动经费。1985年春天，税务部门来厂检查时指出这是“违反财经制度！”厂领导立即纠正，该上缴的税金全部补缴，截留的利润分期上缴。
福州手表厂在改革中还做错以下几件事：发厂服，超标准招待来宾，供销人员外出每天加二元钱补贴，有几个部门私设小金库。对这些，厂领导后来也都自觉地一一作了纠正。
厂长郑雪华痛心地对记者说，这些失误的发生，暴露出我们这些技术人员缺乏企业管理经验和财经知识，政策水平不高。
六
就是这些失误和某些人利用这些失误作文章，使得福州手表厂的改革进行不下去了。
1985年9月以后，福州手表厂的新班子几乎用大部分精力应付没完没了的检查。10月正是销售旺季，但因为有人告状，审查期间不许供销人员出差。作为以销定产企业，不能出去推销，订货必然急速下降。11月的销售量本应上升，却从正常的七八十万元下降到二十多万元，到12月降到几万元，今年1月降到最低点，销售一万元（这个数字等于去年1月销售量的十分之一）。运往山东淄博市总金额二十多万元的电子台历，因一个诬告电话，沿途查个没完，误过合同期，不仅未拿到钱，还得赔偿损失。
郑雪华、黄训松都发出同样的感慨：“改革中碰到谁，谁就折腾你。你想改革，有人阻拦；实施改革，有人作梗；改革有了成绩，也有人告状……工作劳累未能使我们退缩一步，不署名的诬告和不负责任的审查，却几乎摧毁了我们的意志。”企业因此而面临重重困难。目前，福州市委、市政府正在着手解决手表厂的困难。
改革者的功与过，必须给以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