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尽生命化奇花——记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科技工作者的榜样彭志忠教授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燃尽生命化奇花
——记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科技工作者的榜样彭志忠教授
本报记者　何黄彪
脸庞瘦长、年仅五十三岁的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矿物晶体结构学专家彭志忠教授因患肝癌，正昏睡在病床上。一次次，他喃喃说：“把窗帘打开，我想看看窗外……”、“我还要去参加人代会……”、“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消息传出，一个个蜚声国内外的老科学家不顾劝阻，硬是一步一停，走到他的床前。国家科委、地矿部、卫生部的领导同志纷纷来到病房，请医生竭尽一切力量，抢救这位中年科学家。
为国家，他时时想着争第一
五十年代初期，一个冬天的傍晚。厚厚的积雪铺洒在北京地质学院的校园。彭志忠吃罢晚饭，夹着讲义，上学生宿舍做辅导。一个学生突然问道：“彭老师，这晶体结构，是研究矿物的重要基础，而世界上已测定的几百个矿物晶体结构，为什么没有一个是中国人搞的？”
彭老师无言以对。刹那间，只见他脸上掠过一道惨淡的笑容：“这的确与伟大祖国的地位很不相称，既然我们在科学的盛宴中来迟了，那就只好去啃别人尚未啃动的酸果，去争得我们中国人的席位。”
1956年，党中央号召向科学进军。彭志忠，这个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二十岁调到北京地质学院任教并参加翻译了《结晶学原理》五本教材、二十二岁为苏联专家带的研究生开“测角”课、二十三岁编写出版《结晶学教程》的青年教师，怀着强烈的愿望来到北京大学进修。在唐有琪教授指导下，他了解到葡萄石的晶体结构是当时国际上的一个难题，被外国矿物学家称之为“没有搞清楚的最后一个重要的硅酸盐结构”，就下决心向着这个高峰攀登。他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地工作。为了挑选一个合格的单晶，专心致志地干了整整三十天。他按照当时在国际地质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布瑞格“经典理论”的岛状、链状、层状、架状的四种类型连续进行了四次设计，结果都失败了。往左闯，不行；往右闯，堵住。五光十色的矿物晶体结构，闪耀着令人眩目的光彩。半年过去了，突然，他在焦思中，从X光照片上捕捉到奇异的现象：葡萄石有几个衍射点和一般的硅酸盐矿物不同。这些不同的衍射点就象胜利女神的眸子，诱使他继续苦战了两个通宵。终于，一个新的发现得到了：原来，葡萄石结构的硅氧骨干与布瑞格经典体系完全不同，它是介于层状和架状之间的过渡类型。当此成果发表后，立即震动了国际地学界，被认为是“突破了二十五年来在国际地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布瑞格体系”，在世界矿物晶体结构领域里，第一次写下了中国人的发现。
“为祖国争第一”，他一步紧似一步。
那是1960年，二十七岁的彭志忠又带领一些青年人，不分昼夜，苦战十三天，提出了包头矿的一个试用结构，经过运算，完全正确。这个具有一百八十四个原子的复杂晶体结构成果，比正在加紧研究这种矿物结构的苏联某研究所早五个月发表了。
那是1963年，刚刚晋升为副教授的三十岁的彭志忠，又带领他的学生马哲生，向着另一个新的星叶石结构挺进了。他每天上完课，不是蹲在实验室，就是钻进图书馆。有一次，他腋下夹着书籍，一路思索，误入了他人宿舍，竟坐在一张桌前翻阅沉思。主人回来，笑笑说：“彭老师，你又走错啦！”他这才醒悟，带着歉意离去。在第六届国际晶体学会上，一位英国学者把星叶石结构作为重要成果宣读时，苏联一位院士当场指出：中国人早已发表了！这“中国人”，就是彭志忠和他的学生。
二十多年来，彭教授正是凭着这种精神，领导实验室完成和参加完成五十余种矿物的晶体结构，约占全国完成总数的70％；单独或与有关单位协作发现或确定的新矿物和新变种达三十多种，约占全国发现总数的一半。他满怀对祖国的深厚感情，把自己指导发现的许多重要矿石命名为安康矿、湘江铀矿、大青山矿、锡林格勒矿、张衡矿，实现了他青年时就立志用中国地名、人名来命名新矿物的宏大理想。不仅如此，他还在国际上新发现十多种具有重要意义的晶体结构现象，在国内外发表了八十多篇科研论文。早年留学英国、同世界上第一个晶体结构的测定者布瑞格一起测定过晶体结构的我国著名物理学家叶瑞璜教授在一次大会上激动地说：“英国有个布瑞格，苏联有个别洛夫，我们中国也有个彭志忠了！”
对自己，不计名和利
彭志忠一分到北京地质学院当助教，就二话不说，十分愉快地承担起整理、制作大量教学用的矿石标本和矿物晶体原子结构任务。那时，正是学校初创时期，从各处运来的大量标本、模型，杂乱无章地堆在一起，他一一清查、分类，再制作说明。这些琐碎、繁杂的工作，没有使他生厌，他一心一意地做下去，曾用五年多时间，制作了上万块晶体模型和晶体原子结构模型。正是在这种枯躁单调的同这些标本模型打交道的工作中，他越来越熟悉这些没有生命的石头，为他的科学研究，打下了十分坚实的基础。
他从不计个人名位利禄。国际新矿物学会拟请他担任委员，他却请一位有名望的地质学界老前辈担任。他的助手或研究生研究的课题，不论他花了多大的力量进行指导，成果发表时，总是实事求是地安排署名顺序，自己的名字经常不署或放在最后。我国发现的新矿物和测定的矿物晶体结构，其测定分析工作大都得到他的指导和帮助，甚至得出了新结构，但都算作兄弟单位的成果。有的同志想不通，彭教授总是循循善诱：“不要计较这些，只要是中国人的名字和成果，咱们就应该高兴。”在学术上，他从不搞封锁，有什么新的科学构想、甚至是十分宝贵的构想，都毫无保留地同有关单位的研究人员交流。他已经不仅是本单位的学术带头人，实际上已是被全国同行推崇的学术带头人。
荣誉和颂扬不能使他迷恋，挫折与逆境也无法使他消沉。1957年，批他走“粉红色道路”，说“实际上是白专道路”；1958年，他否定了几处劳民伤财的“铁矿”，而被拔了“白旗”；在十年动乱中，他被下放湖北丹江，在繁重体力劳动和卫生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可恶的肝炎病毒侵入了他的肌体。即使处于这样的逆境，只要在野外见到矿物岩石标本、遇到奇异的地质现象，他就着迷。就是他，在前人认定没有化石的前寒武系地层中发现了化石；也是他，使一个有千余民工开采的煤矿起死回生。
1972年一天夜里，他背着一个沉甸甸的地质包回到北京，他爱人顺手一摸，原来是一袋石头。她望着丈夫那灰暗、憔悴的面容和那虚弱无力的身躯，禁不住眼泪直掉：“你已病成这个样子了，千里迢迢，还背些石头干什么？”彭志忠低声回答：“宝贝，这是宝贝啊！”他一头钻进实验室进行分析，发现里面含有四十多种矿物，其中钒的含量很高。于是，他心急火燎放弃了暑假休息，提前赶回向湖北省地质局作了汇报，后来在逶迤跌宕的鄂西山区找到了一个大钒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志忠光荣地入了党，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获全国自然科学奖等两次奖励，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硕士研究生。五年里，他测出的晶体结构数，就接近于过去二十年的总和。
生命的最后冲刺
当彭志忠做了胆结石切除手术、并被发现肝硬化的时候，另一个国际上正争相研究的“五次对称轴”和“准晶态”重大课题，又迷人般地召唤他去攻克。于是，他拒绝了组织上多次安排的疗养和住院治疗，立即象一位奋不顾身的战士那样，向着世界先进水平的高峰进击！
“时间不多了，我要抓紧有限的生命为国家抢速度！”他在这个既有数学、又有物理，还要引进新的概念、建立新的模型的前沿科学领域里，又着魔了，有时一坐一整天，不跟谁说一句话，只是闷在文献里沉思。有时，他站在洗脸池旁，不知是个什么问题缠绕了他，用干牙刷刷了一个小时还在刷。有时，已是黑夜沉沉，他仍伏在灯下，拿着自己做的模型紧紧凝视着，偶尔又嘻嘻笑上几声。
冬去春来，他门前的鲜花绽开了。一天，他兴趣盎然地望着望着，突然叫唤起来：“五瓣花……五对称……多好呀！”他高兴得象个孩子，忙拿出照像机，对着那开着五瓣的花朵，啪啪地照下来。
“老彭呀，得肝病，身体本来就虚弱，可你还那么紧张思索，把血调到脑上来，怎行啊？应该好好换换脑子。”室党支部书记杨光荣屡次痛惜地劝他。“神经绷得太紧，就会断，我陪陪你上公园”，她妻子疼爱地说。好不容易，彭志忠答应了。他们来到了颐和园门前。可是，当他一走过小摊，就嘎然停住脚步，在那塑料玩具和积木玩具中想开了，他左挑挑，右挑挑，买了一大堆，连公园门也没进，就折身回家，伏在桌上拼凑起来，做出了一个“五对称”的新模型……
艰苦的拚搏，终于开出了一朵朵绚丽的科学之花。从1985年9月起，一连四篇闪着奇光异彩的有关“五对称”和“准晶态”论文陆续发表，引起了强烈的反应。科学家们认为，他在国际上首次提出了“准晶体具有分数维结构”的理论和准晶体的两个构造原理，“是对物质结构认识的一个突破，影响深远。”
去年10月，病魔向他进一步伸出了毒爪，医院查出他的肝病已出现“实质性病变”，也就是肝癌信号。可是，他仍在争分夺秒，为祖国科学发展进行最后的一击。他三次风尘仆仆，到长沙、武汉等地参加重要学术会议，作出内容新颖的长篇学术报告，在北京参加科技成果评审会；主持研究生论文答辩，频频接待来访，赶写学术论文，指导着十一名研究生……。
他爱人为少接待一些来访者，曾在门上贴了个小纸条，敬告诸位不要在十二时到下午三时找他，可他连连劝说妻子，终于把纸条撕掉。他所在的党支部想以组织名义在他门上贴字条，但也被他再三谢绝。
今年2月13日，医院明确诊断他的病为“肝硬变晚期”加上“肝癌晚期”，组织上要他立即住院，可他仍在一再拒绝：“我现在研究的这项课题，比我过去所有研究成果的总和还重要得多，要抢时间，哪能停下呢！”经过再三劝说，才提了一个小包登车住进医院。在他病情急剧恶化、处于肝昏迷的状况下，他的助手把小包打开，才发现这是一包为准备写第五篇更为重要的“五对称”、“准晶状”论文所搜集的资料。此时，他们望着彭老师那焦黄的脸、那干瘪的手、那腹水漫于腹部的身躯，再也抑制不住哭泣起来：“老师啊，你生命即将燃尽，可还想写完这篇未完的论文！”彭志忠（中）教授同助手一起分析测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