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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优秀的共产党人——记上海纺织系统的三名共产党员赵仲璧徐鸿书朱品蓉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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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正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6-04-02
第1版()
专栏:

他们是优秀的共产党人
——记上海纺织系统的三名共产党员赵仲璧徐鸿书朱品蓉
新华社记者 吴复民
在有限的人生中,有的人追求奉献,有的人图谋索取,有的人崇尚理想,有的人迷恋享受。这就象一杆秤,称出了人生不同的价值。本文向读者介绍的,是上海纺织系统的三名普通共产党员。他们真诚地追求“对国家多贡献,向社会少索取”,并从无私的奉献中,看到了自身的价值,领略到生活的乐趣。人们热情称颂他们忠实贯彻了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发扬了浩然正气,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赵仲璧:
“从入党那天起,我就属于党的了”
上海羊毛衫八厂六十一岁的女工赵仲璧,退休十年,在工厂义务劳动了十年。十年来,她应领退休补差工资二千二百元,奖金以每月五元计共六百元,车贴三百元,但这些她都不要。工厂领导对她这种不计报酬的精神既感动又不安,近三年代她领了年终奖一定要她收下,她仍分文未动。而十年间,她为国家创造的利润达二万三千多元。
赵仲璧在退休后的三千多天里,除因患腹膜炎住院和参加母亲丧事请过短假外。坚持出满勤,还主动干又脏又累的活——给包装箱刷标记。去年,厂门市部开张后,她常常干完了当天的活,又挪动着一百七十多斤重的身子,赶到门市部把售完货物的空包装箱按规格整理好,带回工厂重新利用,这样又为国家节约支出一万多元。一次有人对她说:“搞义务劳动,是五十年代的老做法,你也该改变改变了。”赵仲璧回答说:“具体做法可以改变,但共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不会变,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方向不会变。”还有人问她:“你拿退休工资来上全天班,图个啥呀?”赵仲璧认真地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生命不息,就要战斗不止。”
赵仲璧退休以后为坚持上班,克服了许多困难。1982年,她老母亲卧床不起,她每月花钱把老母亲托付给别人照顾。去年她的儿媳生孩子,她又每月花四十元钱请人照料,自己照常去上班。甚至当她心爱的小孙女住院病危时,她也坚持上班,只在下班后前去看护。厂领导感动地一再说:“你有事尽管请假,没有人会说话的。”赵仲璧恳切地倾吐心音:“我不是怕人说话,我是怕耽误工作。”
赵仲璧的生活十分俭朴,但她却处处体谅着国家的困难。一次,她的独生儿子在衣厨里翻到一叠纸,一看,全是自己出生以来的医药费收据,有好几百元。他问妈妈这些钱怎么没有报销掉,赵仲璧说:“我们付得起,就自己付了。”儿子心想:爸妈两人工资才一百多元,要养外婆,还要贴补奶奶生活费,生活并不宽裕。赵仲璧告诉他:“国家就是我们的母亲,现在母亲有困难,我们就要主动为她分挑担子。”
赵仲璧一贯严格要求自己。从1951年参加工作到1976年退休整整二十五年间,她总是提早一小时上班,推迟半小时下班。1954年入党后的三十二年间,她对自己的要求更高了。她说:“从入党那天起,我就属于党的了。”1959年工厂的织机由手摇改为电动,多数工人不适应,降低了生产指标,赵仲璧却不断提高生产指标,成为全行业的一面旗帜。1964年,工厂根据她的工作成绩决定给她晋升工资,她一连几天找厂领导谈心,再三推让,直到组织上接受她的要求。赵仲璧结婚后没有房子,挤在母亲家一间四平方米左右的小屋里,厂里两次分配给她房子,她都让给了别人。后来孩子长大住不开了,厂里决定分配给她一间二十八平方米的住房,赵仲璧说:“我是党员,住房水平不能超过群众,给我七八平方米的一间就够了。”她又第三次把大房子让给别人,自己住进了一间八平方米的小屋。1979年,儿子结婚无房,她征得房管所同意,花两千元钱在空地上搭了一间小屋,始终未向组织上伸手。
赵仲璧入党的时候,群众就赞誉她敢斗歪风。几十年来,包括退休以后,她的这种性格一直没有改,为此,她得罪了一些人,但她从不后悔。她说:“党员在歪风邪气面前不敢斗争,还算什么党员!”人们敬佩赵仲璧的高风亮节。退休前,她六次获得市先进生产者、五好职工和市、区级“三八红旗手”的称号。1981年以来,她年年被评为本系统的优秀党员。
徐鸿书:
“我的理想是:向社会少索取,对国家多贡献”
去年年初,上海第十九棉纺织厂有六名技术骨干被外省一家企业以高薪和高额“保证金”的优厚待遇“挖”走了。这件事在全厂引起了一些波动,有些有技术的人也心动了。但是,这位厂里技术水平较高,甚至在上海棉纺行业都小有名气的模具行家、共产党员徐鸿书,却一再谢绝外单位的高薪聘任,默默地在平凡的岗位上作出了显著的成绩。
1983年4月,上海第十九棉纺织厂一套进口的气流纺设备全面投产了。气流纺设备上的配套易耗件筒管的补充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靠进口,要花费大量外汇;自己造,又缺乏成功的把握,弄不好反而会影响整套设备运转。就在这节骨眼上,三十七岁的徐鸿书勇敢地担当起试制筒管的任务。
他剖析实物,测试数据,构思模型,绘制图纸,探讨工艺,研究材料,在小组和工场的其他同志的配合下,经过两个月的努力,终于用凿子、冲头、铲刀等简单工具试制成功了这种筒管。
人们通常把模具比作工业的“钥匙”,以此强调它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徐鸿书为了掌握这把“钥匙”,省吃俭用,挤出钱来,买了大量有关模具设计、注塑工艺、液压原理、电子电器的专业书籍和杂志,如饥似渴地补充自己知识的不足。经过刻苦研究,他不仅掌握了开模和自行设计模具的技术,并能熟练地操作和维修各种型号的尼龙注塑机,在同行中颇有声誉。
徐鸿书不断追求事业上的创新。几年来,他在两百多副各类模具的设计、研制中倾注了大量心血,为工厂解决了生产中一系列难题。他设计的棉精梳机齿轮系列模具,成功地用尼龙注塑齿轮代替金属齿轮,改善了金属齿轮噪音大、磨损快的情况。这项革新成果已在全市棉纺行业推广。他将尼龙注塑机的传动装置由齿轮改为液压,增加了机器的功率,提高了机器性能。徐鸿书技术革新成果累累,1985年荣获“上海市技术革新、合理化建议先进个人”称号。
慕名前来用高薪聘请徐鸿书的单位很多。去年6月,外省一个单位派人到徐鸿书家里,表示愿意先付一二万元现金的劳保酬金,然后再按每月三百元薪金聘用他,而且言明每月只需工作二十天,每月一次来回上海探亲的旅差费全部由厂方支付。当时,徐鸿书夫妻两人每月工资不满一百三十元,每月还要贴补双方老人三十五元。然而,面对这样优厚的待遇,徐鸿书的回答是:“我是共产党员,要听组织的话。你们如果有困难,我可以帮助;要我辞职受聘,我不干。”有人说徐鸿书太傻了,送上门的“金娃娃”不抱;也有人说他“胆小”、“不识时务”。徐鸿书说:“厂里有搞不完的技术革新,我怎么能为了钱而离开厂呢?共产党员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不能哪里有利就往哪里靠!”
象春蚕吐丝一样,徐鸿书摄入少许的养分,却绵绵不尽地付出。长期过度的辛劳使他体质下降。有一次,在技术攻关中,他胃出血四个加号,医生强迫他卧床休息。养病期间,他听说厂里进口布机上的液压装置发生故障,就立即赶到厂里参加抢修,忘记了自己是一个病人。病情稍有好转,他就回到厂里象平时一样忙开了。去年春节前夕,家家都忙着购置年货,徐鸿书却五天五夜没有回家,饿了,啃几口馒头;困了,裹着棉衣打个盹,一心扑在工作上。有人问徐鸿书:“你年轻轻的,不要钱,还整天拚命,你在想什么呀?”小伙子朴实地答道:“我的理想是:向社会少索取,为国家多贡献。”
朱品蓉:
“人生的价值是,为社会增添一砖一瓦”
1982年底,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的女高级工程师、共产党员朱品蓉,把刚去世的丈夫留下的二万二千元存款上交给国家。她向组织上恳切地请求说:“一个人活着不是为了钱。为生存在其中的社会增添一砖一瓦,这才是人生的价值。”就在她上缴巨款的时候,她家里的家用电器只有一架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和一只五十立升的医用冰箱,家具、摆设都很普通,她的独生女儿也自食其力,克勤克俭。
朱品蓉的为社会添砖加瓦,集中地表现在她在科研道路上顽强探索,为祖国奉献了十几项科研成果上。她把奉献作为自己生活的最大乐趣。
朱品蓉1948年毕业于交通大学化工系。她五十年代在上海毛麻公司研究室工作时,就开始了对羊毛性能的分析研究工作。她先后主持的八项科研项目,都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其中有三项还填补了当时的国内空白。六十年代初被调到上海纺织科学研究院工作后,她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研究用苯蓖处理羊毛,在提高毛纤维的耐热性上取得了成功。这项研究成果运用到生产上后,造纸毛毯和烘缸毛毯的使用期分别延长了20%至25%。现在这项成果已在造纸行业推广使用,并获得全国科研成果三等奖。随后,她又马不停蹄地攻关,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十年内乱中的非法审查、下放劳动和长期紧张忘我的科研工作,使朱品蓉患了高血压、糖尿病,以后胸部又发生肿瘤,做了两次肿瘤切除手术。医生嘱她全休,她却坚持上班,甚至回家后还在查资料,写论文,为同事译稿、校稿。1982年,与她相依为命的伴侣去世了。朱品蓉忍着悲痛,把科研的进展作为自己的安慰和希望。她以顽强的毅力,又接连写出了“羊毛的风蚀”、“羊绒净洗”、“油脂的色泽”等论文,在毛纺织科学研究中不断地开拓前进。她经过大量实验结果写出的《羊毛油汗色泽对纤维性能及其加工的影响》等论文,为种羊的选留提出了正确的区分依据,也为保存我国的种羊资源开辟了一条新路。这项科研成果受到国内专家及其牧区工作者的高度评价。近年来,朱品蓉还主动承担了“羊毛酶法除草屑”的研究课题。这是一项国内没有的、开拓性的科研项目,目前已取得初步效果。这项科研一旦成功并推广应用,将对我国毛纺织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视名利如尘土,只是尽自己的心力,使国家和人民多得她工作的裨益,这是朱品蓉一贯的思想品德。1982年4月入党后,她更是处处注意维护党的形象和荣誉。在研究所,人们称颂她是讲究科研道德的典范。她写过许多论文,也和其他人合作过,而以她为主写成的论文,她总是把参加课题的其他同志的名字写在前头。她工作拣重的挑,在拿科研奖和稿费时却总是一再谦让,或者把钱分给课题组的其他同志,或者为大家买一些政治思想教育读物和技术业务工具书。近年来,有些单位以优厚的报酬聘请她当顾问或担任技术咨询工作,她都谢绝了。她说:“我要让自己的能力全部在本职工作中发挥出来。”
去年年底,朱品蓉给上级递交了一份报告,正式提出要求退休,并希望院部允许她在退休后不拿补差工资继续上班,完成她的科研项目。有人问朱品蓉:“您是高级工程师,国家规定可以干到六十五岁,而且院里正有重要项目需要您完成,为什么要提出退休?”朱品蓉有自己的打算:退休后,可以把评聘在高级职务名额让给年轻人,把课题组长的担子也交给年轻人,自己可既不占院里的编制,又不给国家增加负担,照样对国家作出贡献。她说:“身外之物我都不在乎,献身科研事业才是我最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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