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改革 为实现“七五”宏伟目标献计献策——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部分委员发言摘要（三）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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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改革 为实现“七五”宏伟目标献计献策
——全国政协六届四次会议部分委员发言摘要（三）
坚持把改革放在首位
刘延东委员（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说，赵总理的报告把坚持改革放在首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改革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研究、完善。要正确认识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新体制的诞生，本身就是对旧体制的否定。我们国家旧的经济体制已经存在几十年，现在要用一种新体制去代替旧的体制，人们还不适应。改革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只要是对国家，对大多数人，对全局有利的，就要坚持。不能因少数人的利益受到影响就指责改革。改革过程中出现点问题，是新旧体制在更换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只有改掉不适应历史发展的条条框框，才能使改革顺利进行下去。
吴克清委员（民盟中委、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说，现在，社会上出现许多不正之风，这是由于在新旧体制的转换中，有些人为了谋取个人利益，利用管理上、体制上出现的一些“真空”，进行不正当的或犯罪的活动。赵总理的报告指出，要清楚地看到在新旧体制转变过程中改革的艰巨性。我认为不正之风是可以扫除的，不正之风与改革、开放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是改革所不能允许的。我们不能因为社会上出现不正之风就放弃改革，而是要更坚定地改革，才能真正刹住不正之风。
费孝通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说，几年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我们所走的道路，不是资本主义大产业发展的道路，也不是象当前第三世界一些国家如墨西哥、南朝鲜那样的道路。我们所走的道路，是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己创造的，有中国特色的道路，为第三世界由穷变富的途径提供了一个新的模式。八十年代初，我国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践证明，要使农民富起来，要实现工业化，就要发动农民群众自己来搞工业。他们没有花国家的一分钱，靠自己的一点积蓄，办起了乡镇企业，有了活力。尽管开始时破破烂烂，被人瞧不起，但还是发展起来了，而且前途十分广阔。我们下去参观，感到耳目一新。第三世界国家有劳力，有资源，这是优势。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乡村工业，其意义是深远的。我们不能仅从目前的利益，或者某个乡、镇的利益来看待这个问题，要从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以至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第三世界力量的高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姜庆湘委员（上海市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说，赵总理在报告中谈到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的艰巨性和复杂性问题，非常重要。在改革中新旧两种体制并存，必然会产生许多漏洞和真空，产生一些矛盾和摩擦，加之我国经济底子单薄，干部素质不能完全适应改革需要，封建思想意识根深蒂固，所以我们的改革只能采取渐进的办法。改革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以前我们没搞过，马列经典著作中也没有现成答案，国外经验也不尽如人意，所以工作中难免会有些缺点、失误。只有这样看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对当前改革的利弊得失才能有比较全面的认识，把改革坚持下去。
申健委员（前中国驻印度大使）说，事实证明，改革的方针是正确的。目前，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但没有一个完全成功的模式。这几年，中国的改革路子是成功的，不仅解决了中国的问题，也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改革会有困难和失误，但必须坚持下去。“七五”计划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展望未来，信心很足。
尤仁委员（内蒙古自治区工会主席）说，搞好企业改革，增强企业活力，是“七五”期间的重要任务。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厂长（经理）负责制，必须在企业管理中理顺厂长——书记——职代会的关系。在企业中，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厂长负责生产经营，职代会实行民主监督，党委保证监督。现在很多厂长（经理）注重民主管理，重视职代会的作用，重大问题都在职代会上讨论，然后再决策，这样可以使决策更完善，而且也行得通。
李大维委员（空军某航校副校长）说，企业中现在一个致命的弱点是产品质量差，经济效益低。要改变这一点，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提高职工素质。大的工业企业应办自己的工业学校，社会要多办技校，要舍得搞智力投资。
过家芳委员（军队特邀）说，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当前，更重要的是对于九十年代的经济振兴和繁荣，对于本世纪末宏伟目标的全面实现，以至对于下个世纪前五十年在经济上、技术上接近和赶上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这就是说，改革是经济振兴的关键，不管在经济建设中出现什么问题和曲折，只要坚持改革就能得到解决，继续前进。我们一定要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坚持下去。
坚持对外开放提高出口创汇能力
经叔平委员（中国国际经济咨询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说，五年来，我国在引进技术、吸收外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引进技术、吸收外资有以下两个特点：（1）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快，中外经济合作领域日益广泛。（2）我国对外开放的目标更明确，步伐更坚定，有关法规日益完善。近几年来设置了四个经济特区，开放了十四个沿海城市和三个三角洲；已颁布涉外经济合作法，这次人大会议还将通过外资企业法、民法通则，这些法规的完善从法律上保障了在中国的各种外国投资企业的合法利益和地位，改进了对外合作的投资环境，延长了合资期限，保持了外汇平衡。我国的开放政策是总结了我国历史和现实的经验教训而制定的根本政策，经实践检验是成功的。但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缺乏统一规划，管理分散，政出多门；审批权下放后，缺少行业性的指导；信息不灵，重复建设、重复引进很多；企业经营自主权问题没很好解决。我建议：（1）从国家到地区行业都要加强管理，统一规划；（2）引导投资方向，该鼓励的鼓励，该限制的限制，该禁止的禁止；（3）企业管理部门要为企业服务，帮助企业解决问题；（4）进一步健全涉外的经济法规，按法律办事。
沈日新委员（民建中委、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副主任）说，当前我们国家外汇管理多头、外债统管不起来的问题急需解决。建议：一、外汇应由国家外汇管理局统管，负责编制外汇收支计划，报计委综合平衡后实施。二、外汇、外资、外债（包括欠款、借款）要统一管起来，各地方、各部门自借自还的外债，包括借入时间和还本付息的安排，事先要报告人民银行外汇管理局，并由中国银行和国家批准的金融机构担保，否则视为无效。
张化东委员（原外贸部顾问）说，在引进技术和成套设备方面，有重复引进现象。许多设备至今还压在仓库里，没有发挥应有作用。在引进问题上，我们应按周总理生前提出的“一学、二用、三改、四创”的精神去办。要把有限的外汇，用在国家最急需的方面。
田一明委员（中联部顾问）说，目前大量外币流散国内，中国银行应改变外币存款办法，要简化手续，并为储户保密，使流散在社会上的一部分外币游资，能为国家建设服务。
闻邦椿委员（东北工学院教授）说，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对引进项目的消化工作。日本引进项目能很快消化，我们有些单位对引进项目根本没研究，看到有钱，就去争。我认为应采取投标的办法，谁有能力消化就让谁搞。另外，要进一步健全引进项目的审批手续。国家去年外汇用得过于松，出去考查的干部太多，今年却连参加学术讨论会的外汇都卡得很死。
钱椿涛委员（北京市工商联副主委兼秘书长）说，“六五”后期出现外汇紧张的原因很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外汇使用不尽合理。以制药行业的一些实例说明，从1983年开始，有进口权的单位多了，竞相进口，一些多年来一直使用的国内原料和国内投资研制成功的药品，也都去进口。对生产单位来说，用进口原料可能便宜一点，但国家算外汇帐就不合算了。而且进口国内已有的和能够生产的东西，也不利于我们工业的发展。
周宝芬委员（广州市工商联副主委）说，对外贸易中的收费应合理，不要雁过拔毛。去年广州从美国空运引进了一批高产奶牛，产奶量比荷兰良种牛还要高一倍。一架飞机装一百八十头，可是降落时机场要收费三万元，今年又增至三万七千元。询问原因，有关方面答复是为了和美国对等，我们货物运美也要收降落费。其实要区分，人家是实行保护主义，我们是为了引进优良品种。
罗桂祥委员（香港豆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说，赵总理的报告中提到，“七五”期间要进入国际市场。我认为，要进入国际市场，扩大出口，增加收汇，除了国家要订出一个目标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培养一大批外贸人才，分派到世界各地，调查了解各地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等，做到充分把握外销市场情况。同时，要积极地多派些人员去世界各地招揽生意。香港的贸易搞得好，与香港贸易发展局的作用是分不开的。
孙城曾委员（香港中侨国货公司董事长）说，香港有许多国货经销商，经过几十年的经营，他们有众多的客户、很好的推销系统和服务网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是金钱难以买到的，国家要很好加以利用。开拓贸易市场，开辟新的推销渠道是应该的，但不能丢掉原有的经销系统。五十年代国货质量好，加上国货商店服务态度好，国货很受欢迎。七十年代后期，产品质量下降，超级市场兴起，加剧了竞争，加上近年来“水货”充斥香港市场，使国货经销商困难重重。希望有关部门设法解决“水货”问题。
蒋文桂委员（中国银行香港管理处主任）说，“水货”问题确实使国家遭到了损失，但要解决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回到以前由经贸部独家经营、垄断贸易的做法是不可能的。建议国家在外贸、海关、外汇管制等方面多做工作。目前国内在港设立机构太多也是造成“水货”的原因之一，有关部门必须对此进行清理和整顿。
蔡体铨委员（上海电工仪器厂副厂长）说，机电产品出口额与工业总产值比较微不足道，整个行业创汇少，用汇多。建议：1．提高经营能力和水平。可否聘用懂行的华侨、华裔，作为可靠稳定的代理商。2．采取有激励作用的出口政策，使出口企业得到的实惠比同类企业内销多，鼓励出口生产。3．财政部门和各级管理部门要切实扶持出口企业，促成出口合同的落实。4．出口产品生产计划要列为国家指令性计划，其所需原料、配件、燃料、动力要确保优先平价供给。5．要鼓励企业以进养出，扩大出口。6．推进技术进步，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提高出口产品的开发能力，可采取委托国外开发或中外联合开发，以适应国际市场的需要。
树立教育先行的战略思想
陈一百委员（广州师范学院院长）说，赵总理的报告把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同国民经济的发展结合起来，说得很好。教育先行这个思想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但字里行间包括了这层意思。邓小平同志讲过，不重视教育就是没有真正实现工作重点的转移。现在有的政府行政部门并没有真正重视教育，他们往往只抓经济生产的发展而忽视教育事业，其实这是一种没有远见的做法。全社会特别是政府有关部门都必须树立教育先行的战略思想，国家也要在财政及其他有关方面支持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张志公委员（人民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说，赵总理的报告对教育重要性的论述十分深刻透彻，也很有针对性，强调学生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全面发展。但是目前各职能部门对教育的重要性真正重视了没有？有没有把自己的本职工作与教育事业的发展挂上钩？特别是教育职能部门是否真正采取了有力措施来贯彻执行发展教育的计划？真正让教育先行，不是一句空话，需要做许多实实在在的事。
吴富恒委员（山东大学顾问）说，现在我们仍然存在一个对教育认识不够的问题，总有些人把教育看作是软任务，虽然我们多年大声疾呼，可是反响不大。教育应当先行，起码也应和经济发展同步前进。我建议：1．高等学校要办初级学院，两年制，培养一些中级职业技术人才，这样可以少花钱，较快地培养所需的人才；2．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到来，边缘学科日益发展，我们要办多学院综合大学，改变院系调整时期带来的毛病；3．学校中的各项改革要慎重，不要一阵风，比如党政分工问题、评定职称问题、使用干部问题都要周密考虑。
罗元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所研究员、教授）说，教育是个发挥人才价值的社会系统工程，有五个环节：（1）重才。重才才能求才，求才才能聚集人才。重才的问题应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不少中年知识分子的工资不如儿子，待遇、报酬体现不出来就谈不上重才。（2）爱才。爱才才能知才，知才才能吸引人才，避免人才外流。（3）育才。要形成培养人才的体系。我们往往认为毕业就算成才了，其实，毕业只是新历程的开始。目前，青少年教育和中年知识分子知识更新问题是薄弱环节。（4）选才。邓小平同志指出：“改革成败的关键是能否发现人才，提拔人才。”选才不能只靠伯乐，应形成科学选才的制度，让人才真正脱颖而出。（5）用才。选好人才使用不当也是浪费，只有会用人，才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五个环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顾正秋委员（鞍山钢院副院长）说，我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中还存在着不够完善的地方，需要进行改革。建议：（1）培养研究生应采取淘汰制；（2）缩短硕士研究生的学制，学生一开始就应进行专题研究；（3）防止“近亲繁殖”现象，招收研究生和教师不能仅限于本校学生；（4）研究生应重视生产实践，现在有的研究生毕业后没有能力带领本科生去工厂实习。招收研究生应降低应届生的比例，控制在20％左右。有许多应届生为了考研究生，要花费一年的时间准备，影响本科后期的学习和实习。另外，在全国高校招生中，由于各地的录取分数不同，有时相差达100分，容易埋没人才。
洪晶委员（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说，教育有经费不足的问题，也有各级领导是否重视的问题。中小学由地方负责，中央也要加强宏观管理，经费上给个数字，中央拨多少款，地方上拨多少款，对中小学的现状应认真调查一下。原来提出要使教师的职务成为人人羡慕的职务，可是不少实际问题没有很好解决，教师的职务并不令人羡慕，很多人还想调走。
李乃暨委员（航天部西安第四研究院高级工程师）说，中小学教育是基础，容易被忽视，要尽快改变目前条件差的状况，保证经费来源和用好经费。
王鸿祯委员（武汉地质学院院长）说，现在教育投资不高，不能简单地纵向比，应考虑到历年欠债太多，应给更多经费。
王光英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说，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一、要更新知识，把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传授给学生。现在有的学校用的讲义，还是四十、五十年代的老本子，很不适应了。二、要发展实用学科，多设置一些实用课程，这样学生毕业后，学到的知识就可以用到实践中去了。
陈立委员（杭州大学校长）说，幼儿教育比其他教育更深更专，它不同于中小学一般文化知识的教学方法，幼儿教育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现在有一种现象，重视高等教育而忽视幼儿教育，大学教师地位高，幼儿教师地位低，这是不对的。国家要大力培养幼儿教育师资。弱智儿童的教育也很重要，但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方面教育也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王振远委员（天津蓟县苦梨峪小学教师）说，我国大学是公费，中小学是自费，不合理。现在要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然而目前师资队伍的质量和数量都不能适应这一发展的需要，必须多渠道地培养师资，以适应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急需。
臧慧芬委员（上海一师附小教师）说，近年来，学校不够注意积极引导和组织学生参加必要的体力劳动和接触社会实际。一些学生不关心公益活动，存在着轻视劳动、轻视工农的思想。学习目的也不够明确。教育部门应组织教师开展劳动在教育中的地位和意义的学习和讨论，并将中、小学学生的劳动锻炼制度化，以便将中华民族勤劳的美德传下去。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关键是教育，这个教育包括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现在对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是很重视的，但对家庭教育还不够重视。建议通过多渠道（特别是电视台）宣传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在师范院校中开设家庭教育课。
进一步搞好科技体制改革
林雨委员（中国科学院半导体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室主任）说，赵总理报告中强调，科研部门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要进一步面向经济建设，通过技术有偿转让以及共同开发新产品、新技术等形式，发展同生产单位的横向联合，形成新型的科研和生产的经济联合体。这非常好。目前，的确有些科研项目与国民经济建设脱节，钱花了不少，成果却得不到应用。搞新型经济联合体，必须改革旧的科技体制。不改革，科研工作就无整体性和系统性，就会造成人才浪费，科研项目混乱重复，盲目竞争。
李苏委员（原化工部副部长、中科院副秘书长）说，科研体制要改革，包括改革拨款制度，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不能一刀切，也不能太急。在税收管理上，特别是对研究所，地方税种过多，税收过重，义务性开支增加也过多，费用上涨过快。实行所长负责制是好的，但由于目前缺少政策配套措施，执行起来困难很多。科研改革需要研究和解决在执行中碰到的新问题。
汪厚棩委员（原上海内燃机研究所所长兼总工程师）说，现在横向合同赚钱多，而同国家重点攻关项目签定纵向合同的研究单位获益很少。建议中央能增加科研基金，或使奖金分配在纵向合同和横向合同中，提取的比例有所不同。
周季婻委员（建材研究院水泥耐火室主任）说，现在科研工作改革中有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1）科研经费渠道须疏通。应该开发科研基金的各种渠道，企业应留有科研基金。（2）科研单位一、二、三线工作人员的奖励分配比例要适当，否则不能充分调动各线人员的积极性。前个时期对奖金分配控制后，以为中央要收了，因此又重新拿出一部分吃“大锅饭”。另外，按劳分配应主要体现在工资上。如果奖金的比例大于工资，容易刺激人们的积极性向另一方面发展。（3）科技人员的工资评定应和劳绩挂钩，才能奖勤罚懒，稳定队伍。现在科研单位有不少年轻人，热衷于考研究生、出国进修等。还有的人在机构改革中调到外单位，靠机遇得到提升，使其他人产生搞科研无出路的想法。因此科技人员流失严重。（4）由于国家对科研所有优惠，现在挂科研牌子的单位很多，但有的所竟只有一个人。建议对科研机构的设置加强管理。
苏子蘅委员（台盟总部主席）说，我们在科技和生产的结合以及加强应用科学研究的同时，要特别注意加强基础科学的研究。否则只能一味的模仿，跟在别人后面。我们从日本引进了许多条彩电生产线，因为我们还没有能力制造电子元器件，需从日本进口，所以它不担心我们会威胁它的市场。事实告诉我们，要重视科学技术的创新，没有创新就不能赶上别人。现在各个部门只顾提高经济效益，而几乎把基础科学研究全砍掉。如果不改变这种短视的做法，它所产生的恶果将会随着我国工业化程度的提高日益显现出来。
成俊卿委员（中国林科院研究员）说，我是搞木材应用基础研究的，有关领导没有把这项工作摆在应有的位置上，只重视开发、出产品，觉得基础研究可有可无。经济体制改革后，上面不给拨研究经费，认为我们吃“大锅饭”，致使许多课题无法进行，使本来薄弱的基础研究工作濒于绝境。基础科学研究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是生产向深度和广度进军的前驱，不能用直接经济效益来衡量，希望引起领导的重视。
文化建设应有战略规划
姚雪垠委员（湖北省文联主席）说，不用讳言，我们经济建设年年前进，有一套很好的战略计划，而思想文化战线上似乎还缺乏战略计划，有时显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领导薄弱，有时显得混乱，许多人为此担忧。请中央重视。
陈荒煤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说，在“七五”期间，文艺工作仍要坚持“双百”方针。任何事情不可能都十全十美，中国有句古话：“大河奔流，泥沙俱下”。我们不能因为经济建设中出现了一些问题而怀疑改革，也不能因为一二部不好的作品而否定了文艺的主流和成绩。
文艺事业在“七五”期间的发展应有个整体规划，现在从事文艺工作的人数不少，演出却不多。文艺经费都被人头吃掉了，没有个规划，越发展人头越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一些国家级水平的剧团不宜只指望他们赚钱，应该扶植的就投资。文艺事业的发展应有层次，有重点。
桑弧委员（上海电影制片厂导演）说，对文艺，国家主要是加强宏观控制，不能“一刀切”，创作人员还是应该写他自己所熟悉的东西。我国近代文化史上的杰出人物蔡元培，提出“兼容并包”的原则，他并不是没有倾向，他倡导的是民主、科学，在“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出现了一大批优秀学者。
现在文艺战线有的事是不符合文艺规律的，“以副养文”的作法效果并不好，“青艺”为了消“肿”办了旅馆、餐厅，演员不干服务员，还得另雇临时工。去年北京上映外国影片《黑郁金香》时，二十多家影院同时演，而国产片只能插空上映，这叫以外国片养国产片。
新凤霞委员（中国评剧院演员）说，我离开舞台已多年，对文艺的现状了解不多，但对文艺改革的必要性还是很有感触。前一时期，一些不恰当的提法对文艺冲击较大，一些文艺工作者心散了，连艺德都不要了，只知道钱。改革是必要的，但必须对症下药，改革也要有一定的规章制度，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搞改革不是自由化。
杜近芳委员（中国京剧院演员）说，赵总理在报告中提到：“我们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我认为改革是一个新课题。文艺界有些人名声很大，可是却向钱看，有五百的扔下二百的，有八百的扔下五百的，拉起一班人马就跑，这不应该是改革的目的。
张瑞芳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上海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名誉团长）说，“以副补文”不是长久之计。文艺工作者必须接触生活，一方面学习，一方面宣传，可以经常组织下基层演出，群众欢迎，同时还可以改变文艺队伍的精神面貌。这种工作政协是否也可以做一些。
邹德华委员（中央歌剧院艺委会委员、演员）说，文艺单位怎么管理，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国外在文艺团体的管理上有许多可以借鉴的经验。一个单位只要设一个管艺术的院长，一个管行政的院长，再加上一个党委书记就行了。应该有人说了算。有些艺术家当了领导什么杂事都管，根本无法搞艺术。有的艺术家名义上挂一个职，要参加各种会议，实际上提出意见无人听，也无权作主。这种体制上的问题希望文化部与有关部门研究一下给予解决。
冯亦代委员（民盟中央执行局委员）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出版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现在存在不少问题，表现在：1、作家出书难，读者买书难，出版社销售难；2、对出版社不问性质、产品质量如何，一律要求实行企业管理，自负盈亏，以至印数少、读者寡而质量高的学术论著不易出版；3、国家对出版社课税较重，对书刊的思想内容和经济管理相脱节，甚至冲突，使出版社很难做到既注重社会效果，又不忽视经济效益。建议对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事业加强领导和管理。对出书严肃，质量高的出版社应给以补贴，用经济和行政方法限制产品质量低劣，专事谋利的出版社。鉴于作家、出版社和书店的许多权益得不到保障，必须尽快制订一部出版法。希望在最近的时间里召开一次出版、印刷和发行体制改革的会议，以解决当前出版事业出现的问题。
许立群委员（原社科院顾问）说，要形成正常的学术批评和争鸣的空气，使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学术争论可以指名道姓。报刊杂志应划出一定的争鸣园地。争鸣中，既要防止“左”的粗暴的批评，也要反对借口争鸣搞资产阶级自由化。
冯骥才委员（天津文联副主席）说：赵总理的报告给我们国家设计出一幅辉煌又清晰的蓝图。我们的文艺界应创造一种良好安定的气候，促使这个蓝图的实现。前几年，文艺界某种不正常空气与我们对某些作家作品的批评方式有关。一部作品，社会效果不好，往往局限在某个范围内。如果把它放到过高层次上，过大范围内批评，会造成文艺界内外情绪波动，影响社会心理的稳定，造成不好的社会效果，值得我们慎重考虑。对作品的批评应当通过文艺界的正常讨论来进行。
必须重视法制建设
林亨元委员（民盟中常委）说，赵总理报告中提到的“充分认识加强法制对于改革的促进作用和保证作用”是非常正确的。从最近处理的一批经济和刑事犯罪案件来看，党中央对加强法制是下了决心的。健全法制必须认识到法律是有科学性的，处理案件要慎重、严肃。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作到无纵无枉。培养大量法律人才是很必要的。现在，有一部分法律工作者不合格，要对他们加强法制基础教育，并实行考试制度。
洪朝生委员（中国科学院低温技术实验中心研究员）说，纠正不正之风要靠法制，要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还要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这是根本的东西。
翟暖晖委员（香港《广角镜》月刊社长）说，健全法制是改革的重要措施，也是改革顺利进行的保证。中国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观念和习惯势力，是贯彻法制的阻力，一些人法的观念很淡薄，不能经常地、自觉地坚持法制。法制的宣传教育不应侧重于公安人员的破案过程，“公安”不等于“法”。“法”是有尊严的，法令一旦颁布，任何人都要依照执行。要搞好法制，要求人们放弃或改变以前的那种办事讲人情、讲关系的方式。要加强法制教育，维护法律的尊严。
莫艺昌委员（民建中常委、北京市民建副主委）说，目前在法制建设方面还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法律宣传教育不够，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不懂法。二是执法不严，在有些问题上不敢碰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还有官官相护的现象。中央机关、北京市机关要以实际行动为全国人民做出表率。政协和民主党派要加强民主监督作用。
刘尚之委员（原司法部顾问）说，要加强法制建设，（1）必须在领导干部中牢固树立法制观念。目前以言代法和以权代法的现象并非个别。（2）要对广大群众进行法制教育，法制教育是一个长期任务。（3）必须加强对司法人员的再教育。有些司法干部，看领导的眼色行事，执法不公正。（4）应加快司法部门的人才培养。（5）要加快立法和法规整理。该立的法应赶快立。有些过去立的法规和新法相矛盾，要清理。
王悦尘委员（原司法部副部长）说，人大的几个报告都提到法制问题，但提得不够。如提到要加强好几个方面的教育，就是没有提到法制教育。有一些专业人员愿当法律顾问，不愿做辩护律师。讲到精神文明，我认为最不文明的就是不懂法律。
李宗坊委员（四川省工商联副主委、成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说，近年来政法部门在打击经济犯罪活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发案多、立案少、查证慢、处理轻的状况尚未完全改变，还存在以权代法的问题。由于权大于法，所以经济犯罪案件的关系网大，保护层厚。有些严重渎职罪被作为官僚主义放过了。社会主义法制同资本主义法制应有区别。资本主义法制着重追究个人法律责任，而我们社会中的一些犯罪问题，往往是集体研究、集体决定的，有的大案要案涉及的不是一个人、几个人，而是一网人，对这种团体犯罪应绳之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