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功在人间——南开大学原秘书长黄钰生忆南开老校长 [复制链接]

第4版()
专栏：

张伯苓功在人间
——南开大学原秘书长黄钰生忆南开老校长
本报记者　肖荻
天津图书馆，肃穆幽雅。万千书籍，似在细语沙沙。
他介绍起教育家张伯苓，时而凝神沉思，时而夹叙夹议，时而感慨万端。使记者惊异的是，这位八十八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南开大学原秘书长黄钰生，思维如此有条理，记忆如此清晰。也许，我们叙及的这位故人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已故爱国教育家张伯苓桃李满天下。今年清明节是他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此时此刻，海内外南开校友都会忆及老校长的音容笑貌。黄钰生从1912年进南开中学读书，到1951年为张伯苓起草遗嘱，近四十年风风雨雨，目睹老校长在漫长曲折的办学道路上拚搏苦斗，如今想来更是心潮难平。
他在记者眼前打开一本活的书……
南开——“难，开！”
威海卫。降下日本旗，升起中国旗；第二天，却又降下中国旗，升起英国旗……
甲午战败，年轻的海军军官张伯苓目睹这一丧权辱国的转租仪式，悲痛欲绝。他亲眼见到，英国水兵魁梧剽悍，中国水兵猥琐萎靡，痛感我中华虽然广土众民，但国民身体不如人，精神不如人，非从根本上改造不可！
“从那时起，张伯苓弃武学文，决心办教育。在当时，用教育救国只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但张伯苓先后兴办南开中学、小学、大学、女中，重庆南中、南开经研所、化研所，以至参预办西南联大，真是凄凄惶惶，席不暇暖，奔走呼号，惨淡经营，数十年如一日。那种重视智力开发、重视人才培育的奋斗精神，还是弥足珍贵的！”
黄老谈到这里，谈了他过去很受感动的一些事。
当时，许多“官立”学校常因捉襟见肘，发生教员索薪纠纷。南开各校是私立，却从不欠薪。不仅如此，当时南开大学有名的一些教授，如当代数学家陈省身、吴大任的老师姜立夫及杨石先、邱宗岳等，北大、清华等校用高出一倍的薪金，都请不去。张伯苓向司徒雷登说：“我要跟你们燕京比赛！”
还有，张伯苓为集资办学到处募捐，但他并不是伸手乞求。卢木斋是黄钰生的舅舅，常慨叹自己早年清贫未能多读书。张伯苓听说后请严范孙传话给卢：“我总想给卢先生留下一个纪念他的东西。”一拍即合，卢木斋很快向南开捐款十万元，建了木斋图书馆。
黄钰生说：“我任南开秘书长，月薪二百二十元，张伯苓兼五校之长，只拿月薪二百元。他理财公私分明，自奉甚俭，一切讲‘苦干、硬干、实干’，为办学耗尽心血，这是很有感召力的。”
“九·一八”前夕，强敌压境。天津宁园举行华北运动会。一声哨响，南开同学举旗排成“勿忘国耻”四个大字，全场振奋。在座的日本领事气急败坏，向当时的河北省长抗议。张伯苓虚与委蛇，把领头的学生严仁颖说了几句。事后又悄悄告诉严：“下回还这么办！”并在校内成立了东北研究会，编出教材让学生们了解富饶的东北。这一切都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入侵华北时专门派机轰炸南开，木斋图书馆也被夷为平地。“南开，真是难开”，有人慨叹。
张伯苓却说，“那要加一个标点：难，开！”
在“公、能”的摇篮里
黄钰生认为，张伯苓有许多教育思想值得今人借鉴。
重体育。张伯苓说过“中国人之身体软弱以读书人为甚”，竭力提倡体育。最初甚至用两个椅子放上竹竿让学生跳高。中国人在国际体育比赛中第一个获奖者是南开中学学生郭毓彬，他在四百米赛跑中得过冠军。这以前中国搞体育竞赛，主事者多是外国人，自张伯苓任体协会长和总裁判后，所有裁判都是中国人。在南开中学的住校生，当时每天都要早早起来跑步，谁恋被窝，会被同学掀掉被子。
重道德教育。嫖、赌、烟、酒、早婚均属禁戒，犯者退学。张伯苓律己很严。黄钰生说：有一回，张校长训斥一个犯禁抽烟的学生。那个学生说：“那您干嘛也抽烟？”张伯苓憋了半天说不出话，然后把手里的烟袋一撅两段，说：“我不抽，你也别抽！”从那以后，他真的不抽烟了。黄钰生有一次和他谈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梦是欲望的满足。张伯苓笑着说：“有道理，我戒烟之后好久还作梦吸烟。”但，他终于再未吸烟。
重科学实验。张伯苓从日本购进大批仪器教材，教学生做理化实验，其操作之认真和设备之完善使来参观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表示钦佩。
张伯苓还重视开展课外活动，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他把办学的宗旨概括为“公、能”二字。“公”，就是为公不为私，“能”，就是知识、技能、本领。南开确实培养了大批办事公正的人才。
周恩来同志1950年到天津视察母校南开中学时，黄钰生也在场。周恩来对学生们说：“我在这里受过资产阶级教育。那时候也只有资产阶级教育。我在这里学了些基础知识。通过课外活动，锻炼了些组织能力……”1957年，周恩来陪波兰政府代表团访问天津，在全市高等学校欢迎会上讲话时说：“我每次来到天津，总是告诉我过去的师友说：我还是感谢南开中学给我的那些启蒙的基本知识，使我有可能寻求新的知识，接受新的知识。”周恩来还说过：“我是爱南开的。”
老校长和他最杰出的学生
对于张伯苓和他卓越的学生周恩来之间一些重要的交往，黄钰生多有了解。这位老先生和记者谈到这些，如数家珍。
张伯苓晚年曾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对这件事，黄钰生和很多同学不赞成，曾问他：
“先生一个人还能挽回国民党的颓局吗？”
张伯苓叹了一口气说：“蒋先生要我去跑龙套，我只好去。”言下不胜凄凉，但后来他断然拒绝去台湾。黄钰生说：“周恩来同志对于张伯苓作出这一正确抉择是有着很大影响的。”
周恩来晚黄钰生一年，即于1913年考入南开中学，他品学兼优，才华出众。在南开中学早期，张伯苓就发现了周恩来的见识和能力。学校成立暑假“乐群会”时，张伯苓是名誉总干事，任命周恩来为总干事。周恩来带领同学进行反日请愿活动被捕，张伯苓去警察厅看望。后来，又支持周恩来旅欧勤工俭学。他曾说过：周恩来是南开最杰出的学生。
1940年，黄钰生在重庆，曾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看望周恩来和邓大姐，周恩来也多次到津南村张伯苓家中聊天。那时，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吴国桢也常去。周、吴两同学见面，常就时局各抒己见，有时辩论激烈。张伯苓在旁听着，间或打趣：“几时你们两人不吵了，天下就太平了。”这一时期，针对蒋介石掀起的反共高潮，周恩来就“抗战、团结、进步”还是“投降、分裂、倒退”问题，多次给张伯苓分析形势。张伯苓受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世界观的局限，思想上自有种种矛盾，但周恩来的犀利分析给他留下了印象。
1950年5月，周恩来听傅作义报告张伯苓希望北归的消息，便派机从重庆接张伯苓夫妇到北京，住在傅作义家，周恩来匆匆赶去看望。黄钰生每周从天津到北京会见一次张伯苓，常常看到周恩来去问候老校长和师母，相谈甚欢。1950年9月，张伯苓回津定居，周恩来嘱天津市的负责同志妥为照应。
到1951年2月14日，张校长中风不语，生命危在旦夕。南开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提议为校长写一遗嘱，大家公推和张校长最接近、相处时间较长的黄钰生起草。
“您是怎样起草这个遗嘱，又怎样取得张伯苓同意的呢？”记者插问。
“遗嘱的内容，关于教育部分是根据张伯苓先生五十年来一贯的教育思想写的；关于大局，是根据他离开南京到重庆及回到北方后和许多学生讲话概括而写的。”
黄钰生谈到这里，想起两个重要依据。他说：
“还有，北京解放后，张校长从重庆曾致电周总理，拥护联苏政策；再有就是周总理到伯苓先生在北京暂时寓所去看望他时的许多谈话。”
“您起草后，张伯苓神智还清楚吗？”
“那时，他虽然不能说话，但听力还好，心里也清楚。我一段段念，他一段段点头表示同意。当时在场的还有师母王夫人，校长的子、媳三人。张锡年的爱人最后还大声问老先生：‘您说写得行不行？’张伯苓挑起大拇指来表示赞赏。这个遗嘱我记得很清楚，有以下几段：
“余致力于教育事业垂五十年。凡余所致力之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爱国教育而力有未逮者，今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见诸实施。
“余所尝效力之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众将在人民政府之下日益发达。
“今日之人民政府为中国前所未有之廉洁的政府。其发展生产，友好苏联之政策，实为高瞻远瞩之政策。凡我同学，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九泉以待之。”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去世后，周恩来同志立即赶到天津张宅吊唁，向校长遗体行礼默哀，慰问了张师母，然后到客厅同校友们见面谈话，说自己很遗憾没能早点来，又说道：
“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讲述到这里，黄钰生老先生感慨地说：“一个爱国教育家，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他们近四十年的交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也是南开教育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他托记者寄语海内外南开校友：“我们，无论在台湾、在美国、在大陆，都是热爱我们祖国、热爱我们母校、热爱我们老校长的。发扬‘公、能’精神，坚持爱国进步，促进祖国统一，我看是对张伯苓老校长最好的纪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