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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功在人间——南开大学原秘书长黄钰生忆南开老校长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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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倒序阅读 0 发表于: 1986-04-03
第4版()
专栏:

张伯苓功在人间
——南开大学原秘书长黄钰生忆南开老校长
本报记者 肖荻
天津图书馆,肃穆幽雅。万千书籍,似在细语沙沙。
他介绍起教育家张伯苓,时而凝神沉思,时而夹叙夹议,时而感慨万端。使记者惊异的是,这位八十八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南开大学原秘书长黄钰生,思维如此有条理,记忆如此清晰。也许,我们叙及的这位故人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已故爱国教育家张伯苓桃李满天下。今年清明节是他的一百一十周年诞辰。此时此刻,海内外南开校友都会忆及老校长的音容笑貌。黄钰生从1912年进南开中学读书,到1951年为张伯苓起草遗嘱,近四十年风风雨雨,目睹老校长在漫长曲折的办学道路上拚搏苦斗,如今想来更是心潮难平。
他在记者眼前打开一本活的书……
南开——“难,开!”
威海卫。降下日本旗,升起中国旗;第二天,却又降下中国旗,升起英国旗……
甲午战败,年轻的海军军官张伯苓目睹这一丧权辱国的转租仪式,悲痛欲绝。他亲眼见到,英国水兵魁梧剽悍,中国水兵猥琐萎靡,痛感我中华虽然广土众民,但国民身体不如人,精神不如人,非从根本上改造不可!
“从那时起,张伯苓弃武学文,决心办教育。在当时,用教育救国只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幻想。但张伯苓先后兴办南开中学、小学、大学、女中,重庆南中、南开经研所、化研所,以至参预办西南联大,真是凄凄惶惶,席不暇暖,奔走呼号,惨淡经营,数十年如一日。那种重视智力开发、重视人才培育的奋斗精神,还是弥足珍贵的!”
黄老谈到这里,谈了他过去很受感动的一些事。
当时,许多“官立”学校常因捉襟见肘,发生教员索薪纠纷。南开各校是私立,却从不欠薪。不仅如此,当时南开大学有名的一些教授,如当代数学家陈省身、吴大任的老师姜立夫及杨石先、邱宗岳等,北大、清华等校用高出一倍的薪金,都请不去。张伯苓向司徒雷登说:“我要跟你们燕京比赛!”
还有,张伯苓为集资办学到处募捐,但他并不是伸手乞求。卢木斋是黄钰生的舅舅,常慨叹自己早年清贫未能多读书。张伯苓听说后请严范孙传话给卢:“我总想给卢先生留下一个纪念他的东西。”一拍即合,卢木斋很快向南开捐款十万元,建了木斋图书馆。
黄钰生说:“我任南开秘书长,月薪二百二十元,张伯苓兼五校之长,只拿月薪二百元。他理财公私分明,自奉甚俭,一切讲‘苦干、硬干、实干’,为办学耗尽心血,这是很有感召力的。”
“九·一八”前夕,强敌压境。天津宁园举行华北运动会。一声哨响,南开同学举旗排成“勿忘国耻”四个大字,全场振奋。在座的日本领事气急败坏,向当时的河北省长抗议。张伯苓虚与委蛇,把领头的学生严仁颖说了几句。事后又悄悄告诉严:“下回还这么办!”并在校内成立了东北研究会,编出教材让学生们了解富饶的东北。这一切都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仇恨,入侵华北时专门派机轰炸南开,木斋图书馆也被夷为平地。“南开,真是难开”,有人慨叹。
张伯苓却说,“那要加一个标点:难,开!”
在“公、能”的摇篮里
黄钰生认为,张伯苓有许多教育思想值得今人借鉴。
重体育。张伯苓说过“中国人之身体软弱以读书人为甚”,竭力提倡体育。最初甚至用两个椅子放上竹竿让学生跳高。中国人在国际体育比赛中第一个获奖者是南开中学学生郭毓彬,他在四百米赛跑中得过冠军。这以前中国搞体育竞赛,主事者多是外国人,自张伯苓任体协会长和总裁判后,所有裁判都是中国人。在南开中学的住校生,当时每天都要早早起来跑步,谁恋被窝,会被同学掀掉被子。
重道德教育。嫖、赌、烟、酒、早婚均属禁戒,犯者退学。张伯苓律己很严。黄钰生说:有一回,张校长训斥一个犯禁抽烟的学生。那个学生说:“那您干嘛也抽烟?”张伯苓憋了半天说不出话,然后把手里的烟袋一撅两段,说:“我不抽,你也别抽!”从那以后,他真的不抽烟了。黄钰生有一次和他谈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梦是欲望的满足。张伯苓笑着说:“有道理,我戒烟之后好久还作梦吸烟。”但,他终于再未吸烟。
重科学实验。张伯苓从日本购进大批仪器教材,教学生做理化实验,其操作之认真和设备之完善使来参观的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表示钦佩。
张伯苓还重视开展课外活动,锻炼学生的组织能力。他把办学的宗旨概括为“公、能”二字。“公”,就是为公不为私,“能”,就是知识、技能、本领。南开确实培养了大批办事公正的人才。
周恩来同志1950年到天津视察母校南开中学时,黄钰生也在场。周恩来对学生们说:“我在这里受过资产阶级教育。那时候也只有资产阶级教育。我在这里学了些基础知识。通过课外活动,锻炼了些组织能力……”1957年,周恩来陪波兰政府代表团访问天津,在全市高等学校欢迎会上讲话时说:“我每次来到天津,总是告诉我过去的师友说:我还是感谢南开中学给我的那些启蒙的基本知识,使我有可能寻求新的知识,接受新的知识。”周恩来还说过:“我是爱南开的。”
老校长和他最杰出的学生
对于张伯苓和他卓越的学生周恩来之间一些重要的交往,黄钰生多有了解。这位老先生和记者谈到这些,如数家珍。
张伯苓晚年曾出任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对这件事,黄钰生和很多同学不赞成,曾问他:
“先生一个人还能挽回国民党的颓局吗?”
张伯苓叹了一口气说:“蒋先生要我去跑龙套,我只好去。”言下不胜凄凉,但后来他断然拒绝去台湾。黄钰生说:“周恩来同志对于张伯苓作出这一正确抉择是有着很大影响的。”
周恩来晚黄钰生一年,即于1913年考入南开中学,他品学兼优,才华出众。在南开中学早期,张伯苓就发现了周恩来的见识和能力。学校成立暑假“乐群会”时,张伯苓是名誉总干事,任命周恩来为总干事。周恩来带领同学进行反日请愿活动被捕,张伯苓去警察厅看望。后来,又支持周恩来旅欧勤工俭学。他曾说过:周恩来是南开最杰出的学生。
1940年,黄钰生在重庆,曾去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看望周恩来和邓大姐,周恩来也多次到津南村张伯苓家中聊天。那时,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吴国桢也常去。周、吴两同学见面,常就时局各抒己见,有时辩论激烈。张伯苓在旁听着,间或打趣:“几时你们两人不吵了,天下就太平了。”这一时期,针对蒋介石掀起的反共高潮,周恩来就“抗战、团结、进步”还是“投降、分裂、倒退”问题,多次给张伯苓分析形势。张伯苓受其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世界观的局限,思想上自有种种矛盾,但周恩来的犀利分析给他留下了印象。
1950年5月,周恩来听傅作义报告张伯苓希望北归的消息,便派机从重庆接张伯苓夫妇到北京,住在傅作义家,周恩来匆匆赶去看望。黄钰生每周从天津到北京会见一次张伯苓,常常看到周恩来去问候老校长和师母,相谈甚欢。1950年9月,张伯苓回津定居,周恩来嘱天津市的负责同志妥为照应。
到1951年2月14日,张校长中风不语,生命危在旦夕。南开校友会会长阎子亨提议为校长写一遗嘱,大家公推和张校长最接近、相处时间较长的黄钰生起草。
“您是怎样起草这个遗嘱,又怎样取得张伯苓同意的呢?”记者插问。
“遗嘱的内容,关于教育部分是根据张伯苓先生五十年来一贯的教育思想写的;关于大局,是根据他离开南京到重庆及回到北方后和许多学生讲话概括而写的。”
黄钰生谈到这里,想起两个重要依据。他说:
“还有,北京解放后,张校长从重庆曾致电周总理,拥护联苏政策;再有就是周总理到伯苓先生在北京暂时寓所去看望他时的许多谈话。”
“您起草后,张伯苓神智还清楚吗?”
“那时,他虽然不能说话,但听力还好,心里也清楚。我一段段念,他一段段点头表示同意。当时在场的还有师母王夫人,校长的子、媳三人。张锡年的爱人最后还大声问老先生:‘您说写得行不行?’张伯苓挑起大拇指来表示赞赏。这个遗嘱我记得很清楚,有以下几段:
“余致力于教育事业垂五十年。凡余所致力之科学教育、健康教育、爱国教育而力有未逮者,今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见诸实施。
“余所尝效力之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众将在人民政府之下日益发达。
“今日之人民政府为中国前所未有之廉洁的政府。其发展生产,友好苏联之政策,实为高瞻远瞩之政策。凡我同学,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九泉以待之。”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去世后,周恩来同志立即赶到天津张宅吊唁,向校长遗体行礼默哀,慰问了张师母,然后到客厅同校友们见面谈话,说自己很遗憾没能早点来,又说道:
“看一个人应当依据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万不可用现在的标准去评论过去的人。张校长在他的一生中是进步的、爱国的,他办教育是有成绩的,有功于人民的。”
讲述到这里,黄钰生老先生感慨地说:“一个爱国教育家,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他们近四十年的交往,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也是南开教育史上光彩夺目的篇章!”他托记者寄语海内外南开校友:“我们,无论在台湾、在美国、在大陆,都是热爱我们祖国、热爱我们母校、热爱我们老校长的。发扬‘公、能’精神,坚持爱国进步,促进祖国统一,我看是对张伯苓老校长最好的纪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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