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族人民团结起来 为完成“七五”计谋而奋斗——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部分代表发言摘要（三）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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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族人民团结起来 为完成“七五”计谋而奋斗
——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部分代表发言摘要（三）
经济要搞活　管理要跟上
山东代表刘祚昌说，要保证改革健康发展，必须加强管理，加强监督。当前，有两种现象值得注意，一是对个体经济的管理工作薄弱。有些个体户并没有靠劳动创造社会财富，而是钻　我们在流通领域中的漏洞，通过不正当手段，发了大财。二是企业扩大自主权以后，有些企业负责人滥用自主权，任意挥霍国家钱财，买小汽车、添置娱乐设施、吃吃喝喝等，对生产及管理却缺乏责任心，企业的生产没有搞好。我们对于这些不良现象，不能采取因噎废食的态度，关键在于靠加强管理和监督工作来解决。
四川代表杨超说，计划、管理体制必须调整。县是一级财政，在这次会议的文件中没有提到，这是一个缺陷。计划、管理体制要考虑把集体企业纳入计划，要制定政策。
安徽代表佟元贞说，当前能源紧张是个突出的矛盾。对煤炭的开采、运输和使用要有长远规划，协调发展，充分发挥煤炭资源的作用。企业要把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列为改革的内容，加强民主管理和群众监督，调动职工的生产积极性。
天津代表李东升说，目前我们的统计方法不太科学，只讲生产增长多少，不讲投入了多少人力、资金；只注意总产值，不大讲人均效益；生产发展水平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和效益。
甘肃代表薛金达说，不少企业负担很重，实现的利润被大大小小的“过路财神”用提成、摊派、集资的办法拿走不少，加上原材料涨价，企业消化不了，致使企业更新改造能力很低，缺乏后劲，影响企业活力。另外，兰州炼油厂的油价是五十年代定的，比沿海地区的价格每吨低四十元，影响企业的积极性，希望有关部门研究解决。
黑龙江代表郭志坚说，目前一些个体或集体办的公司，在银行帐户上没有存款，在同国营企事业发生金钱往来时，经常转空头支票拖欠对方贷款。本来银行应即将支票收回，但有的银行工作人员得了人家的好处，便违反制度甚至成了人家的代理人。建议国家加强对银行信贷的管理，维护银行信誉，银行要带头遵纪守法。
交通、能源、通信事业急待发展
北京代表叶才民说，“六五”期间，交通建设虽然增加了投资比例，但沿海港口和内河航运的发展与经济建设仍不相适应。一个原因是建港时设计能力不足。另一个原因是外贸进口缺乏统筹安排，超过港口的承受能力。“七五”计划对交通建设从总体上做了安排，但究竟哪些是最急需的、有经济效益的项目，还需要有关部门认真研究。
云南代表李荣梦说，云南广通到下关的铁路，提了几年都没有列入计划。交通不便是制约云南经济发展的大问题，急待解决，希望国家在“七五”计划中给予考虑。
新疆代表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说，搞活新疆经济很重要的是发展交通运输。新疆许多具有优势的产品仅仅靠陆路向东运出是不行的。活羊深受阿拉伯国家欢迎，但运不出去；水果由于东运距离长，损失大，效益差。因此必须向西发展交通，发挥航空运输的作用，这项工作要主动去做。
广西代表甘怀义（壮族）说，要实现“七五”计划，电力要先行。根据我国的情况，应把水电放在发展电力的首位。“七五”计划要扩建六千万千瓦的机组，水电只占一千三百万千瓦，这个比例少了点。我国水利资源占世界第一位，应充分发挥这个有利条件。“七五”期间不优先发展水电，“八五”时期就被动。
吉林代表毛鹤年说，我国电力工业取得了很大成就，但是
电力供应不足的现象，在“六五”期间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严重了。“七五”计划中，年平均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7％，而电力仅增长6.2％，这显然是不能改变严重缺电的现状的。建议采取“倾斜政策”，就是大力压缩其他工业的投资，用来发展电力工业。同时，对电价、税收政策也需要放宽。另外，电力设备的制造也要大力发展。不在“七五”期间采取有力措施，再晚就来不及了。
河南代表陈兆华说，“七五”计划规定1990年煤炭年产达到十亿吨，我认为是能完成的。但有三个问题要解决：一是1985年的煤产量是八点五亿吨，其中一半是地方煤。而地方煤矿生命力有多长？如何提高地方煤矿的生命力是个关键问题，应当进一步研究解决。二是煤炭价格偏低，全行业亏损，加上工资改革、原材料涨价、大量的农转非等增支因素，企业负担加重。如煤价不动，单靠企业挖潜节约是担负不了的。三是企业办学校、办商店等，分散很大精力，应当改变企业办社会状态，以集中精力进行生产建设。
湖北代表赵梓森说，赵总理报告强调发展通信事业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进步的迫切需要。我国邮电事业很不发达，即使翻两番，也是很落后的。当前，一方面是国家、地方和各主管部门应该多投资，要看到通信的社会效益；另一方面，邮电部门应该充分挖掘现有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潜力，克服管理上的弊端，使邮电事业达到应有的水平。
上海代表苏步青说，邮电部规定：凡杂志发行量在一万份以下的，从今年7月份起，如需要邮局发行的，均按一万份计收邮发费。以《数学年刊》为例，一年的邮发费为此要增加五万五千元。该刊曾与国外出版商签订了合同，必须保证出版，否则要赔偿损失，影响国际声誉。因此，对学术性刊物，在执行规定时应区别对待。
上海代表周海婴说，邮电部最近对寄往香港的邮资作了调整，这是必要的。但提资没有提前公开宣布，只是在邮局贴了一张小的告示，以致许多人对此不了解。寄往香港的信件，有的被退回；有的到了香港，要收件人加倍付邮资，而且还要到总局去取，在香港引起不良影响。
加强引进技术管理工作
宁夏代表马福康说，国家要加强对引进技术的管理，促进国内的消化和吸收。今后引进技术时，首先要落实消化吸收部门，杜绝浪费。
湖北代表李觉民说，我国引进技术，互相保密，互相封锁，不集中力量进行研究和消化，因此效益低。应加强引进技术的管理工作。
湖北代表许厚泽说，要正确处理引进和自力更生的关系，现在比较注意引进赚钱的东西，对关键的技术和设备不大注意引进和研究。
上海代表王金大说，“六五”期间，我国引进了许多先进设备，能否拨出专门资金，用于这些进口设备的消化吸收，以更新改造现有老设备，提高工厂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
福建代表陈润慈说，要加强行业管理，防止重复引进，浪费国家的宝贵外汇。现在轻工部所属厦门感光厂，汕头感光化学厂，上海感光厂，化工部所属第一、第二胶片厂都在引进设备，上感光材料项目，既造成国家外汇浪费，又扩大了对配套资金的需求，而且目前我国市场容纳不了这么多产品，势必造成更大的浪费。建议由轻工部或化工部牵头，成立一个领导小组，作通盘考虑，对有条件的要积极支持，没条件的坚决不让上，把国家有限的财力用在实处。
解决科技工作发展中的实际问题
湖南代表胡克实说，“七五”计划强调把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到战略地位。为搞好科技工作，我提如下建议：一是“七五”计划中科技经费有了不少的增长，现在需要在基本建设上立个科技口子，各省、市、自治区的科委和科研机构都有这个要求。二是要增加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经费。三是对科研所和技术市场的经营管理，要采取更多的扶植政策，给予优惠待遇。四是要建立现有科技人员的继续教育制度。五是在引进技术时，引进费中应同时包括消化、吸收的专项费用，并建立一个从谈判到消化的技术班子。六是要加快科技立法，以调节科技领域里的各种社会关系。
陕西代表符浩说，“七五”时期农业要大发展，必须运用科学技术。陕西武功县杨陵地区，农业院校和科研单位十三个，一万三千多人，是全国少有的农业科研中心，是陕西和西北地区农业发展的一支重要科研力量。但现状很不适应发展需要，十三个单位分归中央几个部管理，科研项目和引进设备重复，科研经费分散，市政建设缓慢，不利于发展科研事业和调动科技人员积极性。“七五”期间，应该改革管理体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云南代表缪以瑾说，科研单位进行一些改革，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如科技人员聘用制就很好，调动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但科研、教学单位搞第三产业，有的人兼课太多，影响了业务和教学。改革应在如何为生产建设服务上下功夫。要认真总结改革经验，留利去弊。
河北代表脱师录（回族）说，要重视发挥退居二线的科技人员的作用。现在退居二线的科技人员中，有些具有较高的水平，既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迫切为“四化”多做贡献的愿望，他们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应当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江西代表罗日运说，对科技人员的管理使用不当，机关人才齐集，但生产科研第一线却很缺乏，应动员科技人员到第一线去。
广东代表罗雄才说，培养人才和合理使用人才，要解决好五个问题：一是对培养人才的人要加强培养，改变关于人才的旧观念，提高师资质量，不能把二、三等的学生放到师范院校；二是认真处理好人才的合理流动，改变人才由农村流向城市、由山区流向沿海的倾向，任何单位不得以高薪去“挖墙脚”；三是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适当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改善工作、生活条件，采取措施解决人才外流问题，特别要教育留学生为建设祖国贡献聪明才智；四是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从华侨、港澳同胞中引进人才；五是注意发挥老教授、老专家的余热，为培养人才尽心尽力。
西藏代表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藏族）说，西藏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藏族人民要热爱自己的祖国，搞好民族团结，要尊重汉族老大哥。汉族同志也要象爱护自己的亲兄弟一样爱护藏族同志，要象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期那样关心藏族人民。内地到西藏搞援助的或搞承包工程的要讲质量。西藏的财力有限，钱不多，不要在赚钱上打主意。只顾挣钱，不讲质量，这样就会影响民族团结。在援建、承包的同时，要把技术传授给西藏人民，这对于搞好民族团结、发展西藏的建设事业会起到很大的作用。要看到一个地区的落后会影响到国家的整体发展，它会拖国家四化建设的后腿，给国家增加负担。
加强和改善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四川代表马识途说，文艺工作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项目之一。文艺工作者要有历史责任感。在文艺工作中，有一些原则必须坚持：第一，文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不能宣扬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那些乱七八糟的小报小刊，淫秽录音录像，必须取缔。社会主义的文艺大旗必须高举。第二，文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鼓舞人民向上和前进。第三，创作自由是为了创作出有较好社会效果的作品，而不是相反。要坚持把社会效果放在首位，有益于世道人心。第四，社会主义文艺应反映人民的思想和生活，为人民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为此，文艺工作者必须到创作的源泉中去，深入生活，了解人民，学习人民。第五，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马克思主义，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提高认识生活、评价生活和描写生活的能力。毫无疑问，文艺工作者应当接受党的领导，而党的领导也是应该不断改善的。
四川代表胡绩伟说，这次政府提交人大审议的三个报告中，凡提及文化建设的地方，只是一笔带过。“七五”计划调整了投资结构，却把文化事业完全排除在外。这不仅会直接影响文化事业的发展，从长远看，也势必影响经济的发展。建议：1、“七五”时期适当提高文化经费占财政总支出和文化基建投资占国家总投资的比重。2、鉴于国家财力有限，不可能大幅度地增加对文化的投资，国家对于出版、电影等精神产品的生产，以及一些文化单位“以文补文”的多种经营，似应实行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3、逐步调整文化服务的收费标准和文化产品的定价标准，以利于更快地发展文化事业。
新疆代表阿不都秀库尔·吐尔地（维吾尔族）说，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要重视发展民间文艺，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民间文艺。要做好搜集整理和研究出版工作，不要使之失传。
认真抓好医疗卫生工作
山西代表徐生旺说，当前中西医结合的病房太少，应当增建中西医结合的病房。目前医护人员比例失调的问题比较严重，好多医院医生与护士是一比一，有的甚至是八比一。
新疆代表王惠义说，我国医生多，护士少，比例不协调。“七五”计划草案提出五年共培养卫生专业人员七十七万，其中医生占三分之二多，这不利于扭转比例不协调的状况。今后应强调护士队伍的建设，重视发展护理学科，培养护理人员。
新疆代表哈米提·胡达拜尔地（维吾尔族）说，现在医疗管理体制上存在不少问题，必须在改革中加以解决。对药品管理不严造成浪费的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北京代表王群说，中药在国际上声誉很高。目前生产中药的工厂底子薄，加上原材料提价，成药售价不变，使企业无力更新设备，发展新产品。另外，对一些在国际上有名气的中成药，国内的一些药厂一拥而上，竞相生产。如乌鸡白凤丸是同仁堂的传统名牌成药，现在全国竟有二十多个厂子生产，质量没保证，在香港只得摆地摊出售，影响了中成药的声誉。为此，建议“七五”期间减免生产中药企业的所得税，扶植中药生产。传统名牌成药应由国家指定厂家生产。如六神丸以上海的质量为最好，则由上海药厂生产；安宫牛黄丸是北京的金牌产品，应由北京药厂生产。
安徽代表李云龙说，应该将医学院划归卫生部门管理。目前医务人员缺乏，今年高等学校不要减少医学院的招生人数。
台湾代表陈木森说，医院实行挂牌门诊，挂号费分等级，让医生“向钱看”，这样不好。我们要提倡讲医德，提高医务人员的思想觉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广西代表唐莲英说，“七五”计划报告没有提到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控制人口过快增长是我国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建议“七五”计划报告要增加这个方面的内容。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江西代表王书枫说，为了保证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巩固改革成果，应加强立法工作，特别是要加快经济立法步伐，成熟一个制定一个。同时，还应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加强地方立法。随着经济改革的不断发展，在经济生活中出现了许多新事物，要用法律来规定。比如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不使社会成员的分配过分悬殊，就要通过法律来调整。现在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因为没有法律维护他们的正当利益，心里很不踏实。
江西代表胡正谒说，不依法办事的现象还相当普遍，以言代法的事时有所闻。因此，在一手抓改革和建设的同时，还必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法律一经颁布实施，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必须服从，不得违反。
天津代表张再旺说，赵总理报告中提出，要充分认识加强法制对于改革的促进作用和保证作用。这是总结建国以来的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我们需要尽快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这其中也包括制定地方性法规。根据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几年来的实践，制定地方性法规应抓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1、加强法制观念，切实把制定地方性法规，特别是制定地方性经济法规的工作放到重要位置。2、坚持“既积极、又慎重”的原则，凡属实施“七五”计划中迫切需要立法的，都应积极制定有关法规，把实际需要与切实可行有机地结合起来，坚持成熟一个制定一个。3、加强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计划性，根据需要和可能，搞好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年度计划和规划。4、充实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工作队伍，建立和健全工作机构。注意吸收社会上有关专家和实际工作者参加这项工作。5、大力加强监督执法工作，切实贯彻“依法办事”的原则。人大代表视察活动应主要放在法律监督上，并把监督经济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作为重点。国家计划和预算通过以后，也具有法律的性质，对其执行情况，人民代表也应进行监督。
山东代表吕鸿宾说，当前农村乱占滥用耕地的现象十分严重，建议尽快颁布土地法，坚决刹住乱占耕地的不正之风。
山东代表刘兰盈说，健全法制对农村来讲特别重要，现在有些事无法可依，使基层干部很难工作，抓轻了不顶用，抓重了又怕违法，如不到结婚年龄就登记或不登记结了婚的，超过计划生育规定生了孩子的，乱占多占宅基地等等。
山西代表王森浩说，应该尽力加快制定和完善经济法规的工作，尤其是企业法，应尽快出台，不然许多重大问题摇摆不定，对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很不利的。
甘肃代表朱宣人说，现在我们国家只有一个义务教育法的草案，准备在这次大会上审议，但这个法还不能解决教育方面的根本问题，因此急需制定一个教育基本法，以适应我国四化建设的需要。解放三十多年来，如何把科学技术直接运用于农业生产，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科技成果在农村推广运用不普及，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普及率更低。当前我们的农业科技人员都浮在县以上的机关里，实际上很难发挥作用，而农村又急需这方面的人才。所以，建议制订一个农村科学技术推广普及法，调动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为农业生产服务。
上海代表周恕说，为增强企业活力，建议早日制定《企业法》，对厂长的权力、企业更新改造的资金、企业自我消化能力等作出明确规定。
山西代表李学谦说，科技有偿转让在执行中有很多困难，科研单位与生产单位签定的合同往往不能兑现，在法律上没有保证，需要制定科技成果有偿转让法。
河北代表张孝纯说，1990年要把全国人口控制在十一亿，能否办到？建议搞人口立法。教育也应抓紧立法，除义务教育法外，还应搞教师法、教育经费法等。
台湾代表刘彩品说，赵紫阳总理的报告特别强调了法制建设，这很好。对于各级干部的选拔、使用、监督，也应有法律。应该依照严格的制度选任、考核干部，而不应因某个人的赏识而作出决定。干部贪污一万元是犯罪，要受惩处，而造成一千万元浪费的干部却不算犯罪，这就很不合理。造成这种浪费的干部同样是犯罪，同样要惩处。
台湾代表蔡子民说，应该尽早制订“公务人员法”或“国家干部法”，以利于严格考察、录用、检查干部。反对不正之风不能依靠搞运动来解决，而应当依靠法制。
宁夏代表冯茂说，目前有些法规不一致，比如，“村镇建设管理暂行规定”与“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的一些条款就有抵触。建议国务院、人大法律委员会能对现行的各种法规审查一下。
对“七五”计划的具体建议
贵州代表王朝文（苗族）说，我国划分为三个经济地带我赞成，但要把三个地带的投资和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不要顾此失彼。要正确处理“先富后富”和“共同富裕”的关系，不要人为地扩大差别。中央在“七五”期间，应合理安排，适当调整，增加对贵州的投资和开发。
甘肃代表任震英说，当前我国城市市政公用设施建设，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特别是供水、排水、交通、环境保护等方面欠帐太多，困难很大。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至今对市政公用设施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当成非生产性建设。据我调查，城市70％的供水用于工业，50％的煤气用于生产，市政道路上跑的70％以上的车辆是生产用车，怎么能说市政公用设施是非生产性建设呢？我建议在“七五”计划有关城建章节中，明确提出“优先发展城市市政设施建设”。另外为了搞好城市规划和管理，应当从中央到地方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城市管理法规。
上海代表陈植说，我对建筑设计问题提出几点建议：（一）在加强培养建筑设计新人才的同时，要进一步调动现有队伍的积极性。退休年龄不能“一刀切”，有真才实学、身体健康的应继续使用。（二）除重大项目，因引进投资对方要求自聘建筑师以外，应首先考虑国内自己设计。现在连室内设计都由外来建筑师设计，浪费外汇，挫伤了我国建筑师的自尊心。（三）建筑材料要立足于国内生产，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或引进设备国内生产，要严禁出口的材料支付外汇再倒流回国内。
贵州代表钱敏说，贵州的军工企业有很大的优势和潜力，几十万职工中技术人员就有两万多人，产值占贵州的六分之一。中央有关部门不给任务、不安排投资，军转民怎么搞？这些企业普遍吃不饱，设备和技术优势不仅得不到发挥，还有人才外流和职工不安心的问题。建议中央在“七五”期间重视军品转民品的生产问题，列入国家计划。
福建代表洪丝丝说，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补贴的办法，以实际高于官方汇率的价格来吸引侨汇，而我们正相反，国家汇价大大低于议价、黑市交易价，侨属拿到的侨汇券又几乎买不到所需的商品。如果华侨携带现钞入境换取兑换券，则好处比汇入多得多。这样，造成这些年以钞代汇、以物代汇的情况日益严重，对国家是个很大的损失。
安徽代表陈复东说，根治淮河是件大事，建议“七五”期间要增加投资，加强对淮河的治理。对沿淮行洪区国家每年要给一定的贷款，以利发展生产。灾区人民的救济粮，应按平价拨给。
普及义务教育　提高教学质量
广西代表石兆棠说，我国1952年开始讲义务教育，但到现在还普及不了。义务教育法（草案）规定的普及义务教育的最后期限在2000年，太晚了。发展我国的教育，关键在师资，焦点在经费，提高教育质量，关键在师资的水平。对在少数民族地区任教的应有特殊政策，提高待遇。现在大学毕业生不愿当教师，关键是待遇低。
河北代表潘承孝说，应稳步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保证质量。近几年高校由原来的三百多所，发展到一千零一十六所，发展太快了。建议制定高等教育法，使高教的发展有法可依，按法办事。教师实行聘任制，我并不反对。但是，当前人员超编，党风和社会风气还没有根本好转，如何安排不被招聘的教师，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希望有关部门认真解决和慎重处理。技术职称是代表学术水平的。一会儿评，一会儿停，搞得下边无所适从。晋升教授、副教授按百分比，而不是按条件，我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当。
四川代表马力可说，提高教学质量是当前一项非常迫切的任务，关键是要端正教育思想，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现在学校过分追求升学率、高分数，造成学生不能获得全面发展。
陕西代表魏至旺说，我当了几十年教师，热爱教育事业。赵总理报告中把科技进步和智力开发提到了重要的战略地位，听了非常高兴。“七五”时期教育经费比“六五”时期年平均增长8％。目前教育工作应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把重点放在普及初等教育上，特别是农村，要抓好九年制义务教育，使适龄儿童都能上学，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二是建立一支稳定的合格的教师队伍。普教战线人数不少，但高水平教师不多；有些优秀教师常常被抽到行政部门去工作；不少新分配来的大学生不安心教学工作，有的干脆不来报到。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对提高教学质量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广西代表赵明坚（壮族）说，实行义务教育，广西需要六万教师才能适应，一下子是解决不了的。我想各级机关中有不少人是师范学校毕业的，有的原来是当教师的，应动员他们去任教。高等学校的学费应该由学生自己负担，中小学应由国家包，因为高等学校是少数，中小学是多数。
内蒙古代表唐嗣孝说，我们在包钢视察中发现，学校师资不足、质量不高、学生合格率和升学率低、经费紧张是突出问题。幼儿教育和小学教育也有问题，包钢一万五千名小学生中没有一个音体美教师，唯一的体育教师还是一只胳膊。幼儿园两岁的孩子学唱《十五的月亮》，简直难以想象，令人担忧。
福建代表韩国磬说，教育经费占整个国家财政预算的比重还是低的，约占8％，还包括基建资金在内，若扣掉就更少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要解决中小学校舍破烂、设备缺乏的困难，培训大量民办教师，提高他们的水平。要做到这些，钱少了不行。
辽宁代表钱令希说，“七五”计划草案把教育事业提到战略地位上来，对教育的投资有一定幅度的提高，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但是过去由于教育经费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基数太低，现在的提高只是略高于经常性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仍然不能完全适应需要。一些地方小学经费不足的问题还很突出。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要根据“七五”计划对教育事业发展的任务和要求，相应地安排用于教育经费的财政支出；另一方面还要征收教育附加费，广开资金渠道，鼓励各种社会力量给予资助。
福建代表李温仁说，积极推行义务教育，国家有限的资金花在哪里要慎重考虑。不该盖那么多宾馆，装饰又过分豪华，不适用，许多房间空在那里，浪费很大。各地修那么多庙宇干什么？外国旅游者除日本、泰国等东南亚国家以外，对庙宇并不感兴趣。保留修复一些有文物、古迹的庙宇就行了，应该把更多的钱拿去办小学。乡间小学只要花很少的钱就可办起来。
云南代表李榆仙说，云南人才缺乏，师资严重不足，但送出去培养的人被层层截留，回不到本县。“七五”期间应制定具体办法，保证人才的合理分配、使用。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措施，也应搞得细一些，切实解决一些问题。
辽宁代表王淑云说，在中小学中搞重点学校，不符合广泛培养人才的要求。其结果利少弊多，抓了少数，丢了多数，使大多数学生和家长感到失望。建议国家早日解决这个问题。
北京代表裘维蕃说，现在高等院校的非教学人员太多，教学人员与非教学人员有的是1∶2.5，甚至1∶3。这种状况弊端很多：一是相当一部分的教育经费花在人头费上，有时开一门新课的经费只有几十元；二是人浮于事，工作互相扯皮，很多事都办不成。这个问题不解决，教育就很难上去。
浙江代表韩祯祥说，经济要上去，人才是关键。“七五”计划要把培养人才、智力开发放在重要战略地位，要舍得花点钱。每年选派一些优秀学生到国外去学习，培养人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出去的多，回来的少”，这虽然和物质待遇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感到回国后“无用武之地”。这样，国家花很多钱却为他人做“嫁衣裳”。如何把我们自己的教学力量集中起来，自力更生地培养人才，是值得领导认真考虑的问题。
湖北代表裘法祖说，现在有一个问题应引起注意，就是一些出国留学生不愿意回来。解决这个问题，我建议：一是不要送在校学生，而要选送工作一两年的毕业生出国留学，因为在校生年纪轻，思想不够稳定；二是留学生获得学位归国后，应予承认，并给予相应的经济待遇；三是在公费留学生中取消伴读制度。
内蒙古代表云曙碧（蒙古族）说，发展教育特别是民族教育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民族区域自治法》对此有一些具体规定，但在贯彻中遇到一些问题得不到解决。比如自治法规定自治区可以办各类学校，但上级有关部门不予承认。内蒙古青山大学是经自治区政府批准办的，可是教育部下了通知不予承认，自治法没有用了。希望在中央各部门的领导中组织学习《民族区域自治法》，以便使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真正能落实在具体工作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