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一只歌》谈起——谈谈绿原在挫折中对诗的追求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从《另一只歌》谈起
——谈谈绿原在挫折中对诗的追求
黎之
得绿原新诗集《另一只歌》。很高兴。集册不厚，却颇有些份量。其中诗意清新，浓郁，深邃，表现了作者对于诗的真与美的不断追求。从一九四二年出版第一本诗集《童话》算起，绿原在诗歌创作道路上曲曲折折探索了四十多年，共出版了近十本诗集。他带着浪漫憧憬的“童音”走上文坛，又带着直面人生的政治抒情的呼喊跨进学生运动的行列。面对着旧社会的黑暗统治，发出愤怒的呼声，他的诗情如江河激荡，引起广大青年学生的共鸣。他当时奋笔直书，一发而不可收，在短短的几年间，写出了《破坏》、《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们》、《终点，又是一个起点》、《悲愤的人们》、《伽利略在真理面前》、《复仇的哲学》、《你是谁》等为当时青年学生所争相传诵的诗篇。
全国解放以后，绿原满腔热情地投入宣传、新闻工作，在工作之余又写了一些歌颂新生活的诗。1953年他出版了新时期的《从1949年算起》，这些诗虽然并不十全十美，作者的感情却是真挚的。但是，由于“十分复杂”的原因，诗人在探索道路上遇到种种困难。1955年的所谓反“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使诗人受到意想不到的不公正的待遇，由于人民内部的思想、艺术上的不同意见而被作为敌人审查。此后二十余年，绿原完全失去了发表作品的机会。就在这种情况下，绿原没有失去对党的信念，他仍然坚持在挫折中写作，《又一名哥伦布》、《重读〈圣经〉》等名篇就是这个时期写的。在隔离几年间，他为了不浪费光阴，同时为了将来直接阅读马恩经典原著，还勤奋地学习并掌握了德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为胡风错案平了反，并纠正了对绿原的错误处理，恢复了他的中共党籍。随着党的拨乱反正，随着祖国的“四化”大业的开展，绿原在工作、创作上又开始了新时期。他在《献给我的保护人》（1980）一诗中写道，一想到党，我的冤屈，我的折磨，我的痛苦，我的悲伤／又象轻烟一样，淡雾一样／完全化为乌有——一切都过去了／唯愿自己象一朵蒲公英／把最后一点微甘的苦汁分泌出来／唯愿对您所领导的／亿万父老兄弟所奔赴的／未来世界／子子孙孙所迎候的、所接应的／伟大的‘四化’长征／贡献出一点点即使不到／一达因的力量”。诗人正是以这样诚挚的态度对待过去对他的不公正待遇的。但是，1955年“材料”中有关诗人的一些不实之词，至今尚未公开澄清。多年来以讹传讹，不能不严重影响读者对诗人的正确了解。
1955年发表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中摘录了“1944年5月13日绿原给胡风的信（自重庆）”。这份材料公布以后，绿原不仅作为一名所谓“胡风分子”受到批判，还作为一个“中美合作所的特务”受到了声讨。他过去所写的那些热情诗篇都被当作“特务”的宣言，甚至连《从1949年算起》这样的书名也被看作是反革命的暗语。事实上，这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绿原在中学时代就追求进步，大学时代又写了不少革命倾向鲜明的诗作，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44年，国民党当局要征调一批大学生充当来华美军译员。绿原当时学的是英语专业，也随着被征调，但在分配过程中却被认为“有思想问题”，并被通知到“中美合作所”去“洗刷”。那时绿原并不了解这个机构的性质，当即写信与胡风先生商量（即《材料》中的那封信）。他的朋友们（包括胡风）都认为，因“思想问题”而调“中美合作所”是十分危险的，并帮助他在国民党当局的暗令通缉下逃离了重庆。
他的这段经历，早已由公安部调查清楚，证明他根本没有到过“中美合作所”，更不是什么“特务”。但是，读者长期以来没有也不可能了解绿原的这段历史真相，而是根据当年的宣传材料，一直保持着先入为主的不符合事实的印象。甚至在“四人帮”垮台以后，有的文章和书籍还继续这种以讹传讹的诬蔑。时至今日，有人在报刊上看到绿原的诗作，仍满腹疑团。“曾参杀人”的故事今天还在重演，早已查清的事实竟然讹传了三十多年，不能不令人遗憾。
绿原在他的坎坷人生中已经跨过了几个阶段。诗人年过花甲，但壮心不已，仍立足于新的起点。他在满腔热情地从事出版工作的同时，仍然勤奋地致力于诗歌创作和文学翻译。三中全会以后，他出版了三本诗集和一些外国文论的译著，就是证明。曲折的经历使他思考得更加深沉，长期的磨练使他在诗艺上更加纯熟。《另一只歌》的出版使我想起，除了这本诗的本身价值外，更应当谈谈诗人在重重挫折中的追求精神。祝诗人写出更多的优秀诗篇，愿读者能更好地理解诗人和他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