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再等待——全国人大辽宁代表团讨论会侧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莫再等待
——全国人大辽宁代表团讨论会侧记
本报记者　洪天国　王谨
宁佩英听完赵总理的报告，就横下一条心：“‘七五’期间一定要把二万多纱锭的旧织布车间彻底改造过来。”这位来自辽宁的全国人大代表是大连纺织厂厂长。
有六十年历史的大连纺织厂，三分之一的厂房漏雨、不通风、水道堵塞，还有几百台五十年代技术水平的老设备，不抓紧改造，说不定哪天机器就会停转，全厂产值利润将减少三分之一。几届前任厂长也知道问题严重，只是躺着等待。等谁？等国家。理由还蛮充分：这么大的破烂厂光靠自己改造哪成？三十几年我们上缴利税五亿多元，国家能眼看着工厂倒下吗？
1984年冬，宁佩英上任后，即对职工说明：“职工住房人均四平方米，是拥挤些。可工厂不抓紧改造，一旦厂房倒塌，岂不难上加难！一定要集中全厂的大部分利润改造旧厂房。”这就是宁佩英的施政演说。
有人劝女厂长：你真傻，改造旧厂房，在你任期内收不到效益，工人干活多，实惠少，会骂死你的！
宁佩英也有点犹豫了。一颗心七上八下，来到北京参加人大会议。赵总理的报告如一阵风，吹散她心中的疑云。
“到‘七五’期末，除极少数企业外，绝大多数都要实行自负盈亏。”看来，光想躺在国家身上是不行的。她下决心走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道路。她对记者说，回去马上着手盖临时厂房，从第四季度开始拆迁危险厂房，“七五”期间一定完成二万纱锭更新换代的艰巨任务。这五年，产值利润只能略高于“六五”期间，为了“八五”期间的起飞，我甘当一步台阶！
全民所有制大中企业，长期在旧的经济轨道上运行，要在“七五”期间陆续走上自负盈亏的道路，确实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面前坐着的是有着几十年交情的“兄弟俩”。“哥哥”富平伯，61岁，抚顺钢厂副总会计师；“弟弟”吴量，48岁，抚顺新抚钢厂副厂长。说他们是“兄弟俩”，不光指年龄，还因为新抚钢厂是抚顺钢厂1958年一手扶持起来的。多少年来，新抚钢厂生产能力一直落在抚顺钢厂的后面。去年，“老大哥”产量二十七万吨，“小弟弟”才二十万五千吨。“小弟弟，更忧虑的是，由于原材料涨价和第二步利改税的推行，新抚钢厂今年可能亏损一千多万元。
怎样摆脱劣势？吴量在发言中说，新抚钢厂“七五”期间将采取内紧外争的决策，在横向联系中用八十万六千吨超产钢材换取辽宁省物资局金属材料公司等单位的一亿五千二百万元贷款，以便完成四项大的改造工程。然而，1989年以后，新抚钢厂的产值可望从1985年的一亿二千多万元增到二亿零五万元，实现利税将从1985年的三千二百多万元猛增到七千万元。
“你们为什么能下这么大的决心？”记者问吴量。
“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政策造成的压力啊！有些职工责备厂领导是‘父负债子孙还’，我们说，不对，是‘前人植树，后人乘凉’！”
富平伯也坐不住了。抚顺钢厂虽说实力雄厚，可还有不少伪满时留下的设备亟待更新，加上二千五百多名职工的生活福利欠债甚多，如不尽快提高企业自我积累、自我改造、自我发展的能力，往后的日子会越过越紧！
富平伯口吐真情：“听了赵总理的报告，感到压力更大了。听了吴量的发言，老大哥的优越感消失殆尽了。”
“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超过你。”吴量冲着富平伯说。
“我们一定要奋起直追！”富平伯也把劲鼓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