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扬愚公移山精神 努力建设两个文明——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部分代表发言摘要（四）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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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扬愚公移山精神 努力建设两个文明
——全国人大六届四次会议部分代表发言摘要（四）
重视“老少边”地区经济发展
西藏代表阿沛·阿旺晋美（藏族）说，“七五”计划草案中，特别考虑到了国家如何扶持“老少边”地区经济发展的问题。从西藏的情况来看，存在的问题确实不少。当前最关键的问题是，在机构改革中如何做好精简人员的安置工作。1954年我从北京请去几名织地毯的工人师傅，帮助拉萨地毯厂发展生产。其中有一位后来当了厂长，现在退休回到北京，住房问题一直解决不了。他写信给我，说他生活上困难多。我给北京市政府去了一封信，问题是否解决了还不知道。总之，西藏这批人员的安置是一个大问题。西藏的干部来自全国二十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我最大的希望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能协助妥善安置上述人员，这是对西藏最大的支援。
新疆代表赛福鼎·艾则孜（维吾尔族）说，希望新疆认真总结一下解放三十多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过去新疆建设投资在战略布局上重北疆轻南疆，如水利建设投资大部分用在北疆地区，可以把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喀什地区几十年来的水利建设投资做个比较，分析一下投资比重。我以前讲过，北疆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以后，应该把力量转向南疆。南疆广大地区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搞好南疆的工作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人民群众生活问题、民族关系问题、政治问题。所以要总结经验，好的继续坚持，教训要认真吸取。
贵州代表苏钢说，对扶贫问题提出十点建议：一、希望中央各部门对贫困地区的特点加以研究，对贵州的开发给予扶持。二、贫困地区应以自力更生为主，同时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外援。对贫困地区，中央各部门在安排计划项目时，也应适当照顾。三、上上下下都要解放思想。不要以为贫困地区是填不满的坑。贫困地区的人民也要树立信心。四、允许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用勤劳致富的典型引路。五、从实际出发选准振兴经济的突破口。矿业、能源、林业、畜牧业、加工业是贵州经济的突破口，希望中央有关部门扶持。六、进一步放开、搞活，发展横向经济联系。贫困地区应比发达地区更放开一些。希望中央各部门在外贸、信贷等方面，给我们更多的支持。七、选派一批有经验、有事业心的科技人员和干部到贫困地区帮助工作。八、贫困地区选派干部和优秀学生到大学进修培训。开办短期培训班，解决人才不足问题。九、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十、国家按开发贫困地区的实际需要，适当增加投资比重。
广西代表龙川说，国家对重点建设项目投资采取中央出一点、部门出一点、地方出一点的方法，作为一般原则是可以的，但对“老少边”地区的重点项目应给予照顾。因为“老少边”地区本来经济就不发达，如果不给予照顾和优惠，贫困地区就拿不到项目。如广西黎塘水泥厂很有条件扩建，但广西自筹资金三千万元拿不出，项目就被抹掉了。这样势必会出现富裕的越富，贫困的难翻身。
内蒙古代表韩晶岩（蒙古族）说，依据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对经济不发达的少数民族地区可以采取灵活办法，比如压缩基建规模时不能搞“一刀切”。内蒙古的引进比各省晚一个节拍，刚搞完前期工作正赶上刹闸。因此要求：①自筹资金可以自用；②现有外汇可以在国家指导下使用；③引进项目的批复权力要放宽。
云南代表银恩铭（阿昌族）说，现在边疆、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仍有相当大的贫困面，人均收入低于百元。要加快这些地区的发展，必须实行综合配套的措施。当前要认真解决价格、信贷、流通三方面的问题。价格上，应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流通上，要多设购销网点，改变越偏僻越萧条的状况；信贷方面，在发放或减少贷款时，不要与内地一刀切，应该给予照顾。
云南代表陶发昌（哈尼族）说，云南特贫困地区的面还比较大，如墨江、昭通、威信这些县市，现在还十分困难，又是少数民族地区，各级政府应采取特殊的政策和切实的措施，扎扎实实地一年办一两件实事。对这些地区的发展资金要长期扶持。
广西代表陆俊廷（壮族）说，按照《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规定，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建设可以自主地安排基本建设项目，不同其他省一样搞一刀切。广西既是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又地处边防，经济很落后，对于用自筹资金适当扩大基建规模、放宽同国外合作、对外贸易进出口的审批权的问题，应适当解决。
意识形态领域也要有一个
比较宽松的、活泼的社会环境
贵州代表叶辛说，“六五”期间涌现了一大批优秀作品，促进了精神文明的建设。同时，文学界初步形成了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气氛，深得作家、艺术家的欢迎。改革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种种问题和矛盾复杂纷呈的局面。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由于作家本人也处在新旧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对一些现象和问题需要观察和思考，难免会有所失误。希望“六五”以来初步形成的好风气继续发扬，真正形成一个平等的、民主的、坦率的畅所欲言的局面。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经济环境，文学艺术的繁荣乃至思想、理论、学术界的繁荣，也需要一个比较宽松的、活泼的社会环境。
福建代表项南说，发展我国科学技术，应同步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加强对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定的许多重大决策和重要文件，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重要讲话，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重大突破，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很大贡献。我们应当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包括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问题，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以及“一国两制”问题等等，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总结。这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是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也是解决当前一部分人对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模糊认识的紧迫任务。
目前，一些格调不高的报刊发行过多，低级庸俗的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出得过滥，而理论、学术著作出得太少，应当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调整出版物结构。对学术著作的出版可以采取补贴的办法加以扶持，对健康有益、催人奋发向上的作品，要加以鼓励和做好书报评选推荐工作，对荒诞、淫秽、有害的书刊要坚决取缔。
河南代表何竹康说，改革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历史变革，关系到我国的发展，影响着世界的未来。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发展，我们要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加强对改革的理论研究，弄清端正党风、财税大检查同改革的关系，一部分人先富同广大群众共同富裕的关系，执行统一政策同因地制宜开展工作的关系，集资同乱摊派的关系，按劳付酬同一切向钱看的关系，从理论上、思想上划清它们的界限是很必要的。
福建代表张文裕说，我们要吸取世界各国发展科学技术的好经验，不仅要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要重视研究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要把科学实验摆到重要的位置上来。
台湾代表刘彩品说，为什么人才外流？一方面是思想教育不得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对于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年知识分子还不够关心爱护，在工作中还不能因才任用，委以重任，有些人在国内无法发挥其专长，就跑到国外去发挥。另外，这次调资，干部中当了“官”，任了“长”的，工资一下就提上去了；工人农民的收入随着经济改革也大大增加，而许多中年知识分子勤奋求学多年，又努力工作多年，却只能拿到几十元钱，处境相当困难。这种状况亟需改变。
要重视市政建设和管理
湖北代表马胜魁说，市政建设欠帐太多，国家开征城市维护建设税后，情况有所好转，但缺口仍然很大，许多应该上的项目不能上，如供水问题关系生产、人民生活，许多城镇长期得不到解决。建议国家对市政建设进一步采取措施。
天津代表刘瑞香说，提高工程质量对建筑部门尤为重要，建筑物一要经久耐用，二要设计多样化。现在住宅建设一般都很粗糙，设计也很单调，不能满足人民生活要求，也不利于美化城市。
湖北代表陈宝霞说，现在城市第三产业发展很快，武汉市旅店有十四万个床位，但每天客流量只有十万人。少数集体、个体办的旅店职业道德差。建议对第三产业加强控制和管理。
黑龙江代表孙韬说，国家对城市维护费的提留比例和办法，要区别对待，不能用一个办法，一个标准。齐齐哈尔市由于历史的原因，国防工业、铁路企业、大型重工业特别集中，轻重工业不配套，发展畸形。长期经济效益低，特别是军工、铁路企业不向地方交城市维护费。城市维护费年人均只有十七元，与同等城市相比差距很大，城市建设远远跟不上。
黑龙江代表白士明说，当前个体经济在发展中的确存在不少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很复杂，除了个体户的违法经营外，与党风和社会风气没有根本好转有联系，最主要的还是管理工作没跟上，措施不配套。建议国家：（1）尽快制定个体工商业管理法规，把个体经济纳入依法管理的轨道。（2）尽快成立全国个体劳动者协会，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个体工商户的桥梁和纽带。（3）研究制定个体经济的发展规划，并逐步解决个体工商业的经营场地以及原材料、货源供应等问题。
改革大专毕业生的分配制度
辽宁代表叶兴杰说，有些高等院校毕业生，学医的不愿钻研医术，学工的不愿到企业去，学农的不愿下农村，学师范的不愿搞教育，造成人才的极大浪费。对这种情况要采取办法制止。
云南代表李桂英（彝族）说，“七五”计划的一个鲜明特点，是重视发展科技教育事业，这对云南民族地区尤为重要。现在这些地区面临的问题是师资和经费严重不足。我认为：一、要切实改革大专毕业生的分配制度，落实定向招生的办法。目前当地在省内外大学的毕业生，回县工作的只占10％，这种人才外流的状况必须改变。二、从实际出发，解决一点农转非的指标，以便从农村选拔未考取大专的知识青年，培训急需的科教人才。三、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增加点办学的专项资金，给予重点扶持。
云南代表李光华（拉祜族）说，澜沧自治县自恢复高考以来，考取大学的共三百零三人，分配回县的只有五六人。这样搞，民族地区的面貌何时才能改变？建议国家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西藏代表措姆（门巴族）说，赵总理在报告中特别强调，四化建设离不开人才培养，离不开教育的发展。这一点很有针对性。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合格人才，在西藏显得尤为重要。西藏由于基础教育差，大学和高中的学生来源不足，送到内地培养的大学生有些毕业后不愿回西藏工作。希望各高等院校加强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对学生进行爱祖国爱人民的教育，进行以到艰苦地区为荣的教育。并建议国家教委作出相应的规定：凡是从西藏招收的学生，毕业后必须回西藏工作。
辽宁代表曲啸说，师范院校毕业生被大量截留，北京市一所师范大学每年约有50％的毕业生被截留到党政机关或从事非教学工作，有些被分配到学校的毕业生又被抽调。为解决上述问题，一是要认真办好各级师范教育，为学校输送合格的师资，并切实抓好对在职教师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二是进一步作出规定，严格制止截留师范毕业生，违者要追查责任。
河北代表邓先灿说，根据我国当前情况，应吸引最有才华的科技人才包括各类高级知识分子，到产业部门工作，而不是把大量优秀人才都聚集在科学院和高等院校。注意划清政策界限坚决纠正不正之风
宁夏代表黑伯理（回族）说，端正党风，首先对党风现状要有正确的认识和估价。一方面，要看到党风的主流是好的。试想一下，风气很糟的党能领导全国人民创造出这样的大好形势吗？与前些年相比，我们党的三大作风确实是大大发扬了，这是大家所公认的。如果看不到党风的主流是好的，就会造成思想混乱，涣散斗志，不利于精神文明的建设。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党内确有不正之风，甚至有个别腐败现象。这是我们党所决不能允许的，我们党也一定能解决这些问题。
安徽代表吴建生说，一定要煞住乱出国、乱进口、乱涨价和“一切向钱看”等不正之风，进一步端正党风。这个问题不解决好，就会影响改革和四化建设。
安徽代表陈登科说，现在有些地方在工作中形式主义、强迫命令有所抬头，群众反映大，必须制止。
北京代表杨士惠说，群众最反感的是不正之风。现在有些人搞的比刘青山、张子善厉害得多，但处理往往偏轻，不能讲情面。
陕西代表刘志鸿说，最大的不正之风是人事上的不正之风，有的人没本事，靠拉关系当“官”，有的走后门，行贿受贿。建议采取坚决措施精简机构，清除官僚主义陋习，转变作风，提高工作效率。
黑龙江代表安振东说，纠正不正之风有些政策界限不清，需要有个明确的界限，哪怕是大杠杠也好。
解放军代表王静敏说，对“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要全面分析，人民群众对一些事情发议论是个好现象，说明社会主义民主得到了发扬，反映了人民生活好中求好的要求，也说明我们思想工作没跟上。群众主要是对不正之风不满。
天津代表戴念慈说，在基本建设和引进工作中，由于官僚主义、玩忽职守，给国家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要追究领导责任。
浙江代表汪润生说，弄虚作假的现象还相当普遍。有的人，就是两只“口袋”装材料，你要什么给什么，说速度快了，给你慢的数字，说速度慢了，给你快的数字。我们必须强调实事求是，坚决反对说假话，否则就要栽筋斗、吃苦头。
浙江代表顾功叙说，要完成“七五”计划，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也很重要，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反对只图虚名、不求实效的坏作风。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上面有一点“精神”，下面就一哄而起，喜欢“刮风”。例如，中央提出科学技术要面向国民经济建设，搞科技开发，下面就乱开公司，想法赚钱。有的科研单位本身并无任何科技优势，也弄虚作假，“买空卖空”。起哄的原因，有的是缺乏知识，有的则是借改革的机会为个人捞一把。“七五”期间必须解决这些问题，否则将干扰“七五”计划的完成。
对外工作打开了新局面
河北代表黄华说，“六五”时期，我们国家不仅在经济建设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对外工作方面也获得了丰硕成果。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我国的对外政策进行了适时的和必要的调整。正是由于对外政策的调整和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使我国的对外工作打开了新局面，使“六五”时期成为建国以来对外工作最主动、最活跃的时期。当前，我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斗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赵总理的报告从十个方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鲜明地指出了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的统一性和整体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论断，我深受教益。为了顺利实施“七五”计划加快我国现代化进程，我们必须继续贯彻执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完善有关立法，争取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陕西代表符浩说，我国外交工作，成绩确实很大，主要从两方面去看：一是政策带来外交工作的活力和威力。许多外国人到中国看到了巨大变化后，称赞我们真了不起。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搞活的政策，哪来这么大的变化！现在我国平均一周有一位外国领导人来访，说明我国外交形势非常好。二是对外工作与国内建设成就是分不开的。外交是内政的继续，国内建设越发展，外交工作就越主动。过去我们粮食、棉花年年进口，这几年变为出口，外贸、金融活动也不断发展，这都是国内经济发展带来的。
广东代表曾定石说，外贸工作要从实际出发，找出有中国特色的新模式，不要还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重点应放在搞好出口生产体系上，扶持出口生产企业，在资金、信贷、利率上给予照顾，提供信息、服务，促进技术改造，提高产品质量，改进包装，而不应只在进出口控制上下功夫。在宏观控制上实行统一政策，控制限额，联合对外的方针，但不要采取“一统天下”、“一刀切”的做法，特别对福建、广东和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要落实中央给的特殊政策，在进出口政策和实行许可证等方面适当放宽。
贵州代表涂光炽说，对外政策，概括了十条，都非常好。今后与国外的科技交往，应以科技合作为主。这样做，既有利于科技水平的提高，也有利于培养更多的人才，同时还节约了经费。除了加强对科技人员出国深造的领导之外，对地方各级领导和管理人员也应有选择、有目的地组织出国考察，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这对四化建设很有好处。
贵州代表刘东生说，应当加强国内外科技交流。现在，全国科技人员能够参加国际科技交流活动的仅占0.3％。希望“七五”期间增加国际交流经费，同时提倡在国内多开科技交流会，以便让更多的科技人员参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