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民主运动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学点革命史

“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民主运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的政策，致使东北大片国土迅速沦于敌手。日本的侵略和蒋介石的卖国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义愤。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领导和影响下，北平各大学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就组织了抗日救国会，进行抗日宣传。9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又发出代电，要求国民党政府“速息内战，一致抗日”。接着全国各地，从上海到成都，从天津到广州，成千上万的学生纷纷罢课、抗议、游行。9月24日，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还派出代表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提出：一、集中兵力，驱逐日兵出境；二、惩办不力外交官员；三、令张学良迅速出兵；四、发给各大学学生枪械，武装全国学生；五、实行革命外交，不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请愿未得结果，上海各大学抗日救国会决定28日再次赴南京请愿。这次请愿，由于南京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也有学生参加，使请愿队伍扩大到五千多人，声势浩大。中央大学的学生在路过外交部时，还殴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蒋介石在学生的强烈要求下，不得不出见学生，并向学生保证：“政府将在最短期间收复失地，如日本再进，必以全力抵抗。”
11月初，日本一方面唆使便衣匪徒在天津暴动，一方面命令多门师团进攻黑龙江。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政策，激起广大学生的更大义愤。13日天津各校派出代表三百余人组成南下请愿团，到南京向正在召开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请愿，接着中央大学一千多名学生也于17日向大会请愿；要求大会命令政府即日动员武力，收回东北失地，退出国联，积极扶植民众救亡运动。蒋介石出见学生时，依然重弹要学生不要荒废学业，准备以学力救国的陈词滥调。蒋的答复当然不能使广大学生满意。18日，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五卅中学、金陵中学及一些小学共四十六所学校一万多学生多次向大会请愿，要求武力收复东北，以实力援助黑龙江守军马占山部。蒋介石为了欺骗民众，抵制国民党中反蒋派别要他下野的要求，19日在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诡称：“个人决心北上，竭尽职责，效命党国”。于是，南京各大中学校在中共南京市委的领导下，趁机发起了一场“送蒋北上”的活动。
11月25日，南京各校抗日救国会在报上发布了一条消息说：蒋氏已决定北上，拟定日内联合沪杭两地学生及首都全市学生假公共体育场举行欢送大会。各地学生闻讯陆续赶往南京。26日，南京十九所学校二万多学生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欢送蒋介石北上讨日大会，上海、杭州、苏州、北平等校代表也出席了大会。会后，学生们赶到国民政府门口，与正在那里请愿的上海学生一起，要求蒋介石签署出兵日期。上海抗日团体“中华警钟会”还将他们从上海带来的一口大钟悬挂在国民政府门前，轮番敲打，表示“不答应出兵日期，誓死不离开国民政府”。就这样，请愿学生不顾风雨饥寒，在国民政府门前一直鹄立了一天一夜。第二天，蒋介石被迫出见。他看到群情激愤，众怒难犯，被迫表示：“三日之内不出兵收复失地，杀我蒋某的头以谢国人。”学生要他写下笔据，他先说“以人格担保”，后又借口到办公室去写，就再也不露面了。
11月底，日军进攻锦州，再扰天津，国民党政府竟指示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在国联会上提出“锦州中立，天津共管”的卖国主张。爱国学生闻讯又纷纷起来。11月30日，北京大学学生在中共北平党组织领导下，组织了一个三百多人的南下示威团，于12月3日到达南京，5日在南京街头举行第一次示威，队伍行至成贤街靠近教育部处，遭到一千多军警的包围，三十多名学生被殴打致伤，一百八十五名学生被捆绑，囚禁于孝陵卫，这就是有名的“一二·五”事件。
为了抗议国民党政府压迫学生爱国运动，营救被捕同学，全国各地学生先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12月7日，上海一万五千多名学生举行了总示威。9日，上海各校抗日救国联合会召开代表大会，听取北大、中大代表作“一二·五”事件经过的报告。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和公安局公然指使特务闯进会场闹事，并劫走北大代表许秀岑。当天下午，上海各校学生数万人愤怒地包围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迫使当局于第二天上午释放了许秀岑，并交出了绑架学生的凶手。10日，上海学生组织了人民法庭，公审凶手，并票传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陶百川和公安局长陈希曾。
在南京方面，自10日起南京全市学校总罢课。15日，北平学生示威团捣毁了外交部，殴伤了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17日，北平、上海、南京、济南、天津、安庆、武汉、广州、无锡、苏州、太仓等地一万多学生举行了联合总示威，愤怒地捣毁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中央日报社。此时，早已作好准备的反动派，终于露出了狰狞面目，南京警备部队和警察从报社附近的马路两旁，向徒手的学生进行了毫无人性的屠杀。不到十几分钟，就有几十人被打伤，倒卧在血泊之中，六十多人被捆绑逮走。上海文生氏英文专科学校学生、共青团员杨同恒的头部、胸部被打伤后，掉在珍珠河中壮烈牺牲，演成了“一二·一七”南京珍珠桥惨案。
具有反帝爱国斗争传统的工人阶级也掀起了反日救亡运动。他们纷纷组织起各种抗日团体，向政府请愿，要求对日采取抵抗政策。许多城市的工人举行罢工，或直接退出日商工厂，给日本以沉重的打击。如9月24日，上海三万五千多码头工人举行大罢工，迫使满载煤炭、器材、货物的大批日本船只停靠码头，无法行动。11月初，日商同兴纱厂工人开全体大会，一致表决，即日退出。广州及香港等日商厂的中国工人，自动地一律辞工，宁可挨饥受饿。沿长江各埠的工人一致停装日货，使侵占我国长江航权的日清公司的大批轮船不得不停班。
全国各城市的爱国工商业者，在全国工人、学生提出一致对日经济绝交、抵制日货、组织日货调查团的形势推动下，也纷纷表示抵制日货。这一抵货运动给予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以严重打击。
这一时期，代表城市工商业者舆论的报刊如《申报》、《国闻周报》等，也纷纷指责国民党政府，要求它在政治上改弦更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呼吁国民党政府以对外的“镇静”工夫来对内，以对内的“强硬”态度来对外。
与此同时，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也发生了分化。东北马占山的部队首先违抗了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于11月在黑龙江嫩江桥、三间房等地痛击日本侵略者，歼灭滨本步兵联队和高坡骑兵队。12月，在江西进攻红军的第二十六路军一万七千余人，决心停息内战，一致抗日，在宁都举行了起义，参加了红军。
在抗日民主运动的冲击下，蒋介石于12月15日被迫下野，国民党政府一度出现统治危机；日本帝国主义妄想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也被彻底粉碎。
（刘树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