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来题目做文章——“若打击知识分子，便是……”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借来题目做文章
——“若打击知识分子，便是……”
严秀
最近从一位作者的一大包剪贴稿中，看到了一篇涉及知识分子问题的文章，其中有“虽然不能说打击知识分子便是打击革命，但是……”这样的提法。显然，这是在正题反做，但也可能还有认识不够明确的地方。现在我要把这个题目借来，明确地把它论证到底，做做傻事。
我要说，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性质的革命和建设，如果老是打击知识分子，那就必然是在重重地打击革命或进步。不管你以任何革命的理论来指导人们干这件“神圣的”伟业，其错误的严重性都是一样的。从古到今，没有哪一个革命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反革命那面有知识分子，革命这面也必然有知识分子。项羽要是没有范增，他的力量会发展得那么强大吗？赶走了范增，他就全无章法注定灭亡了。刘邦没有萧何、张良、郦食其等，他能削平天下吗？刘备要是没有诸葛亮，单靠关羽、张飞这两个宝贝（张飞比关羽稍好一点），他能取得西川这块地盘去称王称帝吗？以上诸公是什么人？都是很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这些都是经过历史反复证明过的“学问”了，可是，在中国大概还得把这个问题继续论证几十年。
中国之大，无奇不有。中外历史上只有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发生过一次大革文化、道德和知识分子的命的“革命”，并且由林彪、江青、康生等自诩为这是马列主义最新最高的发展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第三个伟大里程碑的根本内容。对于这场稀世难找的大灾难，有人却郑重其事地要我们忘记这段历史，不要再提起它们。说，如果再写“文革”，那就不是批判“文革”，而是宣扬“文革”了，等等。套一句大家常常引用的列宁的话，就是“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据说，此话在列宁的著作中查无实据，大概是剧作家的神来之笔）！
林则徐是不是知识分子？洪秀全、石达开是不是知识分子？谭嗣同是不是知识分子？孙中山是不是知识分子？我的家乡在六七十年前是够偏僻的了，为什么十九世纪末戊戌变法时以身殉国的“六君子”中就有杨锐、刘光第两人是西蜀人？“五四”运动前后为什么有吴玉章、朱德、赵世炎、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刘伯承、刘伯坚、傅钟、杨尚昆、罗瑞卿、赵一曼这么多革命家离乡背井去发动革命或参加革命？陕北就更穷苦了，文化也落后得多，为什么那里出了李子洲、李锡九、刘志丹、谢子长、魏野畴那么多老革命家？无非都因为他们是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知识，明是非，为了救国救民，不惜把生命交给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
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中，参加革命和革新运动的人在本阶级和本集团的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无疑地，以知识分子所占的百分比为最高。这些人正是为了战胜民族敌人和他们家庭所属的剥削阶级而奋斗牺牲的。谭嗣同的父亲是一个巡抚（清朝相当于省长），鲁迅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彭湃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朱德、彭德怀本人就当过多年中级以上的旧军官，但是他们的光辉都如同日月经天，永照华夏。一切把知识分子，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或曾经在旧政权下做过一般雇员而无特殊劣迹的人，始终看作异己力量和敌人的思想，实际上就是基督教中的“原罪主义”，即生下地来就同他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一样，是在“天国”里犯了罪才降生下地来的。这种观点连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推而广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是生下地来就有罪的，因为他们也都不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
在我国，知识分子中政治立场反动的，犯罪的，直至叛国投敌、犯了反革命罪行的，当然有；但是为数极少。若干年来，我们振振有词地创造了“反革命知识分子”、“反动知识分子”这样的词汇。我以为今后不应当继续再用了——至少在法令、文件、负责人的文章和报告以及各种论文中都不宜再用了，在口头上也应该逐渐停止使用才好。工农中也有犯同样罪行的，难道我们能使用“反动工农”、“反革命工农”这样的词语么？解放军的官兵中，也有个别犯罪的，我们能称为“反革命……”什么什么的么？为什么要长期对知识分子如此另眼相待呢？这显然是一种把知识分子看作工农的异己力量的思想作怪的结果。一人犯罪，罪及整个社会集团或社会群体，这是反科学的，也是不合法的。
在民主革命中有打击贫农便是打击革命之说，当然十分正确。但是打击中农、打击个体劳动者、打击知识分子又是什么呢？当然同样也是打击革命。这些，在过去的土地革命中已经有了深刻的经验教训。至于在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离开了知识分子，更是寸步难行。今后，我们国家各条战线上所有最高级和基层的一般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同时是知识分子——革命化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一条，四个现代化建设便决不可能实现。
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原始积累、掠夺和剥削诸因素之外，就它国内而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近、现代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力。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反而不懂得这一点，要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是永不能实现的。
现在我们到处在呼吁要放手使用知识分子，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等，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但这恰恰说明有些地方，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他们还是处在一个半做客的地位。有权安排、使用、决定知识分子命运的人，有不少人还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国家中的地位，还得由他们来决定。一些发达国家从来没有提过这些口号，但他们却一直在重用知识分子。中国只有到这些口号成为多余的时候，问题才算得到了解决。
“咎已往之不鉴，知来者之可追”。是时候了，今天我们应该建立起一个坚定不移的新认识，这就是：打击知识分子便是打击革命、打击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常识，而不是任何人不加思索就可以把它骂倒的“奇谈怪论”。
1986年3月14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