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个民族同说“北京话”——采访政协少数民族委员札记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五十六个民族同说“北京话”
——采访政协少数民族委员札记
本报记者　傲腾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的一个重要议程是：列席六届人大四次会议，讨论第七个五年计划草案。因此很多委员称这次会是“当家理财”的会。那么，他们是怎样履行这个职责的呢？记者采访与会少数民族委员时，他们用“我们五十六个民族同说‘北京话’”这样一句形象的话来表达自己的主人翁精神，听来十分感人。
西藏大学数学系教师、藏族委员大洛桑朗杰由于是职业的关系吧，他应用统筹学的方法对记者说：“我们这些委员来自祖国各地，每个人都从事某一方面的工作，因此对自己所在地区或行业情况了解较多，而对全局了解甚少，在考虑“七五”计划投资比例时，每个民族、每个地区、每个行业都从自己局部情况去说民族话、地方话、行业话，事情就难办了。而应该把自己熟悉的局部情况放到全局的天平上称一称，才能掂准分量，才能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的关系。我来北京开会前，西藏有一些同志找我，要我在会上呼吁：要国家给西藏多投资，争取给每个县教育部门配备一两辆北京吉普。我知道西藏教育部门是艰苦的，可我也知道还有一些地方教师还没有住房，我能提坐车的要求吗！”
鄂温克族委员涂景福过去长期担任一个旗里的领导工作，他结合自己的体会说：“‘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国家乃至一个家庭都一样，‘家底’就那么多，你多拿了，别人就必然少拿，我们不能只要求自己的行业搞上去，把别的行业搞下去。现在我们来北京参加政协会共商国事，就得以‘当家’的身份考虑问题。犹如一家过日子，既要照顾到老的小的，也要保证主要劳力的再生产能力。我们鄂温克族就人数来说，在全国各民族中是个‘小弟弟’，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急待开发、发展，这些都需大批资金，但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往内地的‘大哥’那里投资，效益可能要比我们那里高，所以‘小弟’与‘大哥’之间不能争投资。”
新疆民委副主任、回族委员朵文祥1942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在新疆担任领导工作，他对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有较系统的研究。他拍着记者的肩膀直截了当地说：“关键不在钱多少，而在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用来发展生产，而不是去盖楼、堂、馆、所。钱用好了，可以增值；用不好，可能还要成包袱呢！多少年的经验证明，对一个地区或是一个行业，光给钱，光‘输血’是很难扶持起来的，重要的是提高‘造血’机能，这才是治本。在这一点上与其说给钱重要，还不如说给政策、给配备好干部更为重要。这些年来国家每年给新疆财政补贴二十亿元，同时又给了很多‘减免’税收的优惠政策。现在的问题是抓好落实与检查。”
七十五岁的蒙古族委员阿拉腾仓老人几天来身体不舒服，但他谈起“七五”计划草案来就兴致勃勃了。他笑着对记者说：“我退休了，不在其位，有‘旁观者清’的感觉。我看在‘七五’计划中各行各业的投资都比‘六五’有了大幅度的增加，例如教育投资比‘六五’增加72％，保证了重点。投资不能光靠国家一头，还应该发挥地方、部门的积极性，现在群众手头也有钱，是可以用来兴办事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