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写的人——悼念作家俞林同志 [复制链接]

第8版()
专栏：

一个大写的人
——悼念作家俞林同志
鲍昌
俞林同志去世了，这个好人！这个大写的人！
说起来，我同他接触的时间很少，经常是十余载的睽隔，方能晤面一次。然而，相逢何必曾相识，相交也未必长相守，认识一个灵魂透明的人，不多几次也就够了。
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是难忘的。1946年春，俞林同志穿着灰布军装，出现在张家口的华北联大。当时我是一个学员，我总是把他当作老师来看待的。
那时，他来往于张家口和北平之间，在军调部一个小组里工作，为了制止内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他干这件工作是很适宜的，因为他参加革命前，在燕京大学学过英文。
用解放区人民的眼光来看，他确实有点“洋”。但只要他把那副白边眼镜摘下来，那长而黑黄的脸，那厚的嘴唇，就活脱出一个“土八路”了。一开口，更吐出浓重的冀中乡音。我记得他的自我介绍：“我老家是河间府，出过窦尔墩。现在呢，我们那里有无数窦尔墩。”后面这句话是说，他老家涌现出过无数抗日英雄。
三十年代，在北平市四中，他从一个年长的河南籍同学那里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启发。有一次，他和那位河南同学没有在听到“蒋委员长”的名字时随喝令起立，就被学校开除了。从此，他毅然地走向革命。十九岁，正当青春嬉戏的年华，他却在“一二·九”运动中，去同大刀水龙搏斗了。
在燕京大学时，他加入了“民先”，紧接着又入了党。“珍珠港事件”后，他到了晋察冀边区，当过宣传部干事，也当过阜平的一个区委宣传部长。正是这段经历，使他写出了成名作品《老赵下乡》。
于是，俞林同志的创作黄金时代开始了。到1957年之前，他陆续写出了《家和日子旺》、《韩营半月》、《借粮》、《和平的保卫者》、《并非虚构的故事》等一批中短篇小说，还有长篇小说《人民在战斗》。他随着解放军南下武汉，主编过《长江文艺》，当过中南文艺学院副院长，不久调到外交部美澳司工作。出国工作之余，还写过不少散文。
用“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句话来形容俞林的命运，也许是很合适的。1957年他刚出国回来，就在“莫须有”的罪名下被划成“右派”。他心寒了，他离开北京，带领全家去了江西。
六十年代初，他化名发表了些作品，谁料到，一片更为叵测的风云罩住了他。“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仅仅因为他在日本投降之后，奉组织之命接待了一组由北平到张家口参观的美国人，就被打成“美军特务”和“刘仁反党集团成员”。由康生下令把他抓进北京监狱。这一蹲，就是七个年头。
尽管如此，俞林同志没有在精神上坍垮下来，全部心情（从不解、困惑到自信、希望）都熔炼在他狱中的一首《念奴娇》词里：“清明佳节，忆亲人，遥望江南风物。虽是楚天千里外，望透关山如壁。油菜如金，红花似火，细杨柳轻雪。春光如许，应是地灵人杰。独居北国多年，苦雨凄风，春至花不发。且喜离离原上草，冰剑霜刀难灭。物换星移，蹉跎岁月，头上添白发。何须言老，他日弯弓如月。”这就是一个布尔什维克的劲节。
遗憾啊遗憾！俞林同志只享寿六十有八，便溘然长逝。粉碎“四人帮”后，他出任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长，又迭被选为江西省文联主席和作协分会主席、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为江西文化事业做了大量实际工作。但是他疲劳了，衰老了，急流勇退，积极主动地把担子移交给年轻的一辈。去年9月，我和他到天津参加解放区文艺座谈会时，他说：作家们都在“寻找自我”，他已经找到了自我的位置，那就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在晚年把未竟的作品写完。当话题转到一批文坛新秀时，他是那么热情，那么怀有期望。他曾对我黾勉有加。直到去世前一个月，他还给我来信，要中国作协支持《星火》杂志改刊为以发表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为特色的刊物。
一个不该早行的人“早行”了。良师益友的过早弃世，使我憾生五内，无可奈何。俞林同志是质朴的，谦逊的，真诚的，善良的。他有长者之风，兼有慈母之心。真的，当他那样真挚地关怀后辈时，我看到的是一张慈母般的面容。
让我引用鲁迅怀念他的长妈妈的一句话，来为俞林同志祈祷：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他）的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