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心耿耿为党奋斗六十年——悼念袁任远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忠心耿耿为党奋斗六十年
　　——悼念袁任远同志
　　王恩茂　苏进　刘转连　贺庆积
袁任远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是忠心耿耿为党奋斗六十年的老革命家。去年9月26日，他虽已八十八岁高龄，还兴致勃勃地乘坐飞机到乌鲁木齐，参加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三十周年庆祝活动。10月1日，他同中央代表团、全国各地代表和新疆各族人民的代表一同参加庆祝大会，观看群众游行。但没有想到，他竟于今年1月2日与世长辞了。
我们认识袁老，已经半个世纪左右，短则四十多年，长则五十五年。袁老的不幸逝世，对于我们来说，感到特别悲痛。我们认识他的时间很长，同他相处的日子很多，得到他的教益也很多。袁老年轻时就参加过五·四运动，在南洋一带从事过新思想、新文化的宣传教育工作。他一个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背叛本阶级而积极投身于大革命时期的工农运动。嗣后经历过马日事变，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许多革命党人被杀被关，不少革命意志不坚定的人叛变、脱党的情况下，他毅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回湘西石门县组织了南乡起义。起义失败后，革命信念毫不动摇，辗转万里，由武汉到开封，到南京，到上海，寻找党的组织。他的名字本来叫袁明濂，在上海找到党组织后，他感于革命确实任重道远，遂慨然改名为现在的名字，而且一直以此自励，千曲百折而不改其革命的初衷。此后，他参加过邓小平同志领导的百色起义和红七军工作；参加过湘赣革命根据地和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红二方面军从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突围长征时，他带着刚刚十七岁的儿子一起长征，爬雪山过草地；长征结束后，转战于华北、陕甘宁边区和东北，一直到全国解放，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他把自己的一生完全献给了党。袁老参加革命六十年如一日，为党为国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精神，是感人至深、令人难忘、使人钦敬的！
袁任远同志在抗日战争初期，就被同志们尊称为袁老了。记得首先这样称呼他的是王震同志。直接的缘由是和他一起长征的儿子到陕北之后成了婚。按照子女成婚便称老的习惯，人们就约定俗成地这么叫了起来。其实，他那时才过“不惑”之年。慢慢地，周围的同志便根据各自和他直接或间接接触中获得的感受，在这个称呼中注进了更深的内涵。
袁老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党性坚强、实事求是、遇事冷静、头脑清醒。早在湘赣革命根据地的时候，他就对当时王明“左”倾路线“打倒一切”、“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一套很反感，对肃反扩大化，把自己的同志当敌人打击很反对，对当时的湘赣省委书记刘士杰（后叛变，被我处决）卖力地执行王明“左”倾路线，肆意打击好同志很有意见。他十分同情那些无端被杀、被关的同志和由于对“左”倾路线有怀疑，执行不力，而被打击的同志。他在湘鄂川黔根据地工作时，在任弼时等同志领导下，积极参加纠正王明“左”倾路线错误的斗争。他在任红二军团六师政委时，大力恢复由于“左”倾路线错误造成对部队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干部不信任而取消了的党团组织和政治工作制度。这时期，他还重视统一战线工作。长征到达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时，他在六军团任政治部副主任。张国焘派人迎接红二方面军时，向六军团散发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刊物，他发现后当机立断，报告王震同志后立即加以收缴销毁。他在红三十二军任政委时，坚决执行中央的正确路线，消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团结三十二军干部，加强了部队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在华北抗战时期，他任三五九旅政治部主任，协助王震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关于敌后斗争政策，为开展地方群众工作，建党、建政、扩军、扩大抗日统一战线，扩大雁北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他从华北回陕北时，协助王震同志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指示，积极参加了驱逐绥、米、葭、吴、清五县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在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抢救失足者”运动时，他任绥德地区专员，在“抢救”工作中，注意实事求是和执行政策，不搞人人过关，反对“逼供信”。五十年代末，他在青海省任省委书记、省长工作期间，因为对一些违反实事求是，图虚名搞浮夸的做法持不同意见，被视为“右倾”，好几年时间坐冷板凳。至于“文革”当中，他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宁可被抄家、被软禁、被流放，也不肯随声附和。“四人帮”倒台之后，他对“四人帮”的残余势力仍然把持中央有关部门大权深为气愤，挺身而出与之斗争，其刚正不阿之气，对我们这些熟悉他的同志来说，更是不言而喻的。王震同志对他有过一句评语：“袁老很自尊，过火的事他不跟，他不是顺风倒的人。”也许，正因为他不是顺风倒的人，而且敢于讲不同的意见，在过去党内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他便受到不应有的压抑。
“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经六十年之考验，袁老不愧是党性坚强，能坚持实事求是，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早在1929年，袁老就被党派到李明瑞的广西部队中任政治教官。此后，从红七军、红六军团、红三十二军直到三五九旅，他长期从事部队的政治工作。作为一个政治工作领导干部，袁老有他个人的鲜明的风格。
他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象他这样的知识分子干部，红军时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他文质彬彬，口无鄙语，但和工农出身的干部战士毫无雅俗两隔之态。打起仗来，他可以拿起驳壳枪冲锋在前。在湘鄂川黔地区攻打永顺县城时，他就是和尖兵连一起，爬城墙攻入城内的。他吃苦耐劳，同工农干部比较毫不逊色。他在部队工作，总是和战士一样生活，不吃小灶饭，不搞特殊化。长征过草地时，他在后卫部队三十二军担任政委，在粮食供应断绝的情况下，他以病弱之躯，和战士一样吃野草，啃皮带。一个知识分子干部而能如此以身作则，这是他使人折服、说话管用的重要原因。他自己严格遵守纪律，也要求部队严格遵守纪律。长征时，他经常在部队住地检查纪律，发现违反纪律的现象，立即纠正。他还有一大长处，不管同事性格如何，他都能够团结得很好。凡是了解袁老的同志都一致认为：“如果有谁和袁老搞不好团结，那责任一定是在对方。”关向应同志说他“为人长厚”，王震同志说他“朴实、厚道”。朴实、厚道、谦和、诚恳，可以说是他性格的本色，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工作领导干部可贵素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也有慷慨激昂义愤难以自制的时候，也有遇事不平，内心激动的时候，但他决不计私怨。有一位湘赣苏区出来的老同志，袁老对他当时搞肃反扩大化本来很有意见。“文革”中，这位老同志受到冲击，袁老得知后，经常去看他。还有一位在青海和袁老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因为执行“左”的政策，袁老和他意见不合。这位同志调走时，袁老因故没去送他，为此一直怀有歉意。以后他来北京住院，袁老特意前去探视，而且当面表示歉意。袁老襟怀之宽厚，于此可见一斑。
至于他善于联系群众，作风平易近人，关心部属无微不至，那更是同志们公认，而且心悦诚服的。在三五九旅时，下级干部有问题需要解决时，常常写信给他，或者直接找他，从工作问题、干部关系到生活问题，这样的信每天都有十几封。他总是亲自出面回答或授意秘书找有关部门尽量解决。有的工农干部写给他的信上错别字很多，他一一改正过来，然后寄还本人。解放战争中他在吉林工作时，他的二儿子打仗负伤。就在这时，他接到一个部下牺牲的消息，他心情抑郁，寝食不安。得知那个部下家境困难，把手头的钱悉数拿出来，凑了一百多元，亲自写了封慰问信，一并寄给烈士家里。身边一位同志问他：“那你自己的儿子呢？”他说：“他有组织上管，养养就会好起来的。”
袁老对个人的地位和物质待遇一向淡然处之。因为部队整编或其它人事因素，他多次从上级领导岗位降到下级单位去任职，甚至从军政委下到师部去当秘书。他都以事业为重，服从党的决定，从没听说他有过怨言。建国初期定级，他听说在同一地区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只定八级，于心不安，便提出把自己也从七级降至八级。以后这位老同志高定了一级，他才接受七级。从那以后，他的级别一直未动。组织上两次要给他调级，他主动提出不要考虑他的调级问题。许多他原来的下级，职务级别都超过了他，他安之若素。组织上考虑到他年事已高，提出他可以享受一些特殊供应，他不要，始终和家属一样享受普通市民的供应。他平素自奉俭朴，滴酒不沾；抽烟剩下的烟蒂，都要拣起来，捏成碎末用烟斗来抽。战争年代他从来没有开过小灶，没有菜吃或菜乏味，炒点辣椒吃，他就觉得很满足了。他的钱，经常用于周济部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由于济人之难开支太多，以至去世之后存款无几。
他自己不特殊，也反对别人特殊。对那些凭老资格向党伸手的人，他极为反感。谈起这类现象来，他总是一反平素温和之态，义形于色。在中纪委工作期间，他力主严肃党纪。部下有人摆老资格，他批评起来也是很厉害的。但是，人们不能不服他。因为，在党风方面，他六十年始终如一，自己就是一个很好的表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