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主阶级的叛逆者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回忆阮慕韩同志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

　　地主阶级的叛逆者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回忆阮慕韩同志
　　张友渔
阮慕韩同志生于1902年，出身于河北省（原察哈尔省）怀安县柴沟堡一个大地主家庭。早年留学日本庆应大学，1931年回国后，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运动。抗战前，在华北联络局工作；抗战期间和解放战争期间，历任察绥游击军政治部部长、冀中军区司令部秘书长、晋察冀边区参议会秘书主任，察哈尔省法院院长、石家庄市人民法院院长；建国后，担任中共呼和浩特市委副书记、市长，内蒙古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内蒙古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委员。不幸因患癌症，于1964年逝世，享年六十三岁。今年是他的八十五岁诞辰，他的故乡为他建立纪念馆，这是应当的。
阮慕韩同志出身于地主阶级，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而能转变为马列主义忠实信徒，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竭尽全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这是难能可贵的。他的一生经历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青年知识分子应当向他学习。
慕韩同志是我的老战友。1933年，我认识他于北平。当时我在党的北平市特科系统做上层统战工作和文化运动。党组织让我同慕韩同志和王右铭同志（即王思华）组成一个核心小组进行工作，我担任组长。我们每星期在我家里碰头一两次，传达党的指示，讨论问题，布置工作。有时需要开人比较多一点的会，因我只租住一间房子，并且是同房东住在一个院里，为了避免惹人注意，常在慕韩同志家里开会。慕韩同志住在自己的一所院子里，并且有客厅，开会很方便。慕韩同志是大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那时他的职业是大学教授。他给我突出的印象，既不象大地主家庭出身，也没有大学教授的架子，生活朴素，工作热情。只要是工作需要，哪怕是跑腿的事，他也尽力去完成。他在统战工作方面，主要是同西北军上层人物联系。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吉鸿昌将军退居天津，要同我党联系，曾经慕韩同志找我，我介绍给在天津领导特科工作的南汉宸同志。慕韩同志对革命事业的热忱、作风的朴实，常使我感动。
有一件我永远不能忘怀的事。1934年，因为他同我一道工作的关系而被捕。那时，我的公开身份是《世界日报》总主笔，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大学、民国大学等校教授，作为进步文化人同反动派进行斗争。例如，在民国大学新闻学系1934年毕业典礼上，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对学生作报告，要新闻工作者为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统治效力。我兼该校新闻系主任，在讲话中同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要毕业的学生们为争取民主而斗争。因此，就被他们认为是“粉红色”教授，只是慑于舆论，不敢轻易加害。由于市委特科同我联系的一个交通员被捕叛变，供出了我。于是宪兵第三团副团长丁昌亲自率领宪兵、特务、警察数十人，在一个夜里包围我家来捕我，可巧我接受党组织的临时任务去山西太原做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我向报馆请假三天，当天下晚班后，没有回家，直接去火车站乘车赴山西了，他们扑了个空。但他们并不甘心，留下数人在我家“蹲坑”。过几天，慕韩同志去我家找我，经“蹲坑”的特务等盘问后，报告他们的上级，到慕韩同志家中逮捕了慕韩同志。他在狱中始终没有暴露自己共产党员身份。他通过在狱外的社会关系营救出狱后，积极找组织关系，同南汉宸同志接上头，继续为党工作，曾积极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我到太原不久，因国民党政府追捕我，党组织让我暂离太原，去日本。“何梅协定”后，又回太原工作。1936年夏，被调回北平工作。约有两年时间没有见到慕韩同志了。他被捕的这段遭遇又时常萦绕在我心头，所以我深深地思念着他。
我回到北平后，在王世英同志领导下，负责华北联络局北平小组的工作，慕韩同志又协助我工作。王世英同志常住天津，每一两个星期到北平一次，由我约慕韩同志来，三个人在我家里开会。王世英同志传达中央和北方局指示，我和慕韩汇报工作，共同研究问题，布置工作。当时，我们把推动华北五省二市当局抗日作为重要任务之一。慕韩同志负责联系察哈尔省主席刘汝明的工作。小组印刷传递宣传品等具体工作也由他领导几个青年同志去做。这一年，我们接触甚多，相知更深。
“七·七”事变后，我和慕韩同志先后离开北平到天津。我走时把家里的东西存放在他家。解放后我来到北京，发现他家的老保姆董妈还为我保管着这些东西，使我惊讶不止，同时深深感到慕韩同志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连他家的老保姆也受到了熏陶。
1937年8月，我、韩幽桐和慕韩同志奉华北局的命令去太原汇报工作，接受新任务。我们同许德珩夫妇、程希孟夫妇一道从天津乘船到烟台，转乘私人的长途汽车到潍县，再搭乘火车到济南。一路上，我们有责任照顾好许、程两家人，慕韩同志做得很好，既热情又仔细。到济南后，许、程去南京，我、韩幽桐和慕韩同志去太原。
在太原，担任北方局书记的刘少奇同志召集南汉宸、王世英、慕韩同志和我开会，决定王世英留山西，负责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南汉宸也留太原，和阎锡山搞“山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我去山东联络局任书记；慕韩同志仍继续去做刘汝明的工作。
从此，我和慕韩同志再没有机会在一起工作。以后，我和他匆忙相逢几次，每次都来不及尽情畅谈。1937年底，我从山东撤退时，中途在济宁遇到慕韩同志，匆匆见了一面，他还介绍我同刘汝明的李参议见过面。一年以后，我随石友三部队从山东开到河北，听说慕韩同志在冀中工作，可惜没有见上面。直到十一年后，在华北，我才又见到阔别已久的慕韩同志。他当时任刚刚解放的石家庄市法院院长。听说他在担任察哈尔省法院院长时曾把自己的地主家庭中的三千多亩土地献给了人民政府，献给了贫苦农民；还听说他在法院工作的建设上也很出色。我们见面时，他一句也没谈自己的贡献，还是那么朴素、谦虚。他的妻子张耀湘同志，多年来支持他的革命工作，正积极要求入党，我给她写了个证明材料。以后，又是各自东西，各忙各的工作，多年不见。
解放后，我在北京见过他一次，没想到竟是最后一面。1964年，我听说他来北京治病，住在友谊医院。我去看望他时，因为我太忙，又怕他累着，也没有多谈。他带着病回到他工作多年的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这次看望竟成为我们的诀别。
我怀念慕韩同志，怀念他和地主阶级决裂，彻底革命的精神；怀念他没有个人主义的打算，艰苦朴素，一生为革命的高尚情操；怀念他严格掌握政策，在司法工作中做出光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