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时代的艺术开拓——读1985年部分中篇小说 [复制链接]

第7版()
专栏：

　　变革时代的艺术开拓
　　——读1985年部分中篇小说
　　牛玉秋
1985年中篇小说创作，据初步统计，数量达到了千余部。在这个社会改革向纵深发展、文学创作主体意识不断强化和文学观念发生变革的时期，小说创作出现了从主题、题材到艺术手法的多样化的趋势。特别是改革的社会思潮、“寻根”的文化趋向和对外开放的形势影响下产生的文学意识的变化，对中篇小说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尽管时下有人对文学观念有不同的理解，对文学的内部规律越来越重视，而在创作中，一大批作者执著地表现生活，反映历史新时期的心理和情绪，尤其是对改革生活的追踪，还是今天日益繁盛的中篇小说创作中一个主导的现象。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作家反映变革时代的意识越来越明确。不少作家把与时代同步作为自觉的使命，把诗情融入跳动着的生活脉搏，不断深化对生活的理解，升华审美意识，突破了改革作品已经开始形成的某些公式化老套套，使这类作品在内容上和手法上都实现了不断的创新。
改革题材中篇小说的发展和深化，首先体现在作家们更加注意揭示改革进程中人们的精神觉醒。经济改革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比过去更为富裕的物质生活，而且在从贫向富转变的过程中，为人们提供了认识自己、认识自己与周围人的关系、开发自己潜在的能力、不断完善自己的机会和可能。在《秋天的愤怒》（《当代》第4期）里，张炜以凝重沉郁的笔调把青年农民对改革中经济关系的思考推进了一步。肖万昌凭借他三十几年当干部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的优势，在农村经济改革之后，依然不动声色地欺压着周围的农民。李芒因此陷入苦苦的思索之中。昔日，他作为地主狗崽子受尽肖万昌的无理欺压，爱情横遭摧残，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障。今天，他成了县里最早的黄烟专业户，生活虽比过去富裕了，却依然形同肖万昌的长工，甚至被村里人看成肖万昌的帮凶。他由思索而觉醒，因觉醒而愤怒，一个翁婿联合的专业户就这样破裂了。这破裂标志着农民在经济改革之后对自身经济利益的认识达到了更自觉的程度。在《流星在寻找失去的轨迹》（《莽原》第3期）中，张一弓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由贫穷而丰裕的农民企业家宋福旺复杂多变的内心世界。物质上的丰裕，社会地位的提高，唤醒了宋福旺重建自我尊严和寻求精神丰裕的要求，当他把这一要求付诸实施时，却摆脱不了历史恩怨的纠缠和现实关系的羁绊，在复杂多变的社会意向的控制下，他险些弄虚作假，再度丧失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改革题材中篇小说创作另一个明显变化，是作家对改革的必要性及其客观进程的思索，开始从轰轰烈烈的壮阔场面转向普普通通的日常生活场景。长期以来对题材的狭隘理解使不少人把重大事件等同于重大题材。而实际上，对文学来说，它的价值主要看它影响人的范围和程度如何。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变革带来了思维方式的变革，千百万人心灵深处的变化才是最深刻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最经常、最大量的表现是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之中。何立伟的《花非花》（《人民文学》第4期）和陶正的《假释》（《十月》第5期）正是从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中感悟了改革的必要性及其进程的客观性。在《花非花》中，克职尽责的老师积劳成疾终致不治；向学生介绍中外名著的老师受到非议；业余翻译文章的外语老师被视为不务正业；顺从听话的是好学生，女学生和男青年一起看一场电影便被勒令退学……，这一幅幅画面都在无声地呼喊：教育事业必须以关心人、尊重人、充分发挥和发展师生的聪明才智为宗旨，传统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已经远远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社会生活的需要了。《假释》所展示的也是最常见的生活场面：高级餐厅变成了音乐酒吧，歌舞团的歌手在酒吧卖唱，歌舞团的舞蹈演员教授交谊舞，电声小乐队要脱离歌舞团去“走江湖”……正是在这乱糟糟的场景中，素以开明、开放自居的歌舞团团长，发现他一年前就任之初力主的全面改革，已经带来了他意想不到的后果。无论是对艺术还是对生活，年轻人都有了一套截然不同于他设想的看法和作法。这些看法和作法是在他的支持和扶助下发展起来的，又是他所不能赞同的，而当他试图劝阻时，却又发现这已非他力所能及的了。这两篇小说异曲同工，都有较为丰厚的蕴涵。
关于“寻根”的文学主张，在1985年颇引人注目。尽管倡导者的主张同创作之间还存在着交叉与错位现象，但这一文学思潮对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影响。“寻根”的文学主张是以广义的文化意识的形态被提出的，而从创作上看，它更多地体现了对狭义的民族历史的追寻，民族性格、民族精神、民族心理、民族传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尽管对它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有些在题旨上相似的作品并不就是由此产生的，但对于作家们由反思历史到挖掘和追寻民族文化的心理积淀的根系，力图从历史渊源上搞清现实社会生活中许多中华民族独有的现象的来龙去脉，搞清数千年的历史传统对今日生活的影响和作用，是值得重视的。
陆文夫的《井》（《中国作家》第3期）揭示了传统社会心理作为历史惰力对社会进步的阻碍。一个正直有为的女知识分子，在极左路线猖獗时受到不应有的苛待，在社会干预下屈服于不幸的婚姻家庭生活，这一切尚可理解。然而，她何以在风和日暖之时，二度恢复青春之际，再次感到走投无路，非以投井自杀结束自己有为的生命呢？作家入木三分地揭示出，几千年封建传统所形成的男尊女卑、男女授受不亲、嫉妒成功者等等落后意识已经深入很多人的深层意识之中，成为社会心理的重要内容之一。即使在政治清明的社会条件下，这些封建意识也能象无形的刀子一样扼杀人们对事业的追求、对幸福的向往，成为社会进步的阻力。郑义的《老井》（《当代》第2期）则从相反的方向挖掘我们古老民族与恶劣的自然条件斗争中生生不息、代代相习的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精神。
同样，在蒋子龙的《阴错阳差》（《黄河》第3期）和谌容的《散淡的人》（《收获》第3期）中，作家也从知识分子的现实命运入手，刻画了耿介直率、才华过人的知识分子不能见容于周围环境，在个体与群体的不和谐关系中深究底里，从一个侧面完成了对民族心理的考察。在我们这个传统意识浓厚的国度里，对女性的传统要求是温柔、顺从。布天隽在任何地方都要冒尖、喧宾夺主、以自我为中心、直欲压倒须眉的性格，是不受欢迎的。然而，这一性格特点却正是布天隽成就事业之关键所在。社会心理对某一种性格的厌恶并不对具有这一性格的人的生存形成直接的威胁，然而它却无时无刻不在挤压、摩擦、扭曲着它所不喜欢的性格。《散淡的人》中的杨子丰是一个封建地主兼买办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老知识分子，数十年如一日，追求真理孜孜不倦，却在古稀之年仍不能解决组织问题，其根源就在于他那耿介直率的性格。
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中包括一些消极的成分，对它们的考察和开掘，从一个侧面表现出历史惰力对社会生产关系和人们生活的阻滞。朱小平的《桑树坪纪事》（《钟山》第3期）在农民习以为常的生活中看到了封建宗法制的生产关系和精神传统的种种落后野蛮的表现。而极左路线与封建主义的结合，造成了农村经济破产、人情冷酷。王志科、李言的命运，玉兰、彩芳的婚姻悲剧，并非由某一个恶人造成，而是在全村人赞同和参与下完成的，这就更加深刻地控诉了封建主义精神传统对广大农民的摧残和毒害。张宇的《活鬼》（《莽原》第4期）中的侯七经历复杂，思想也复杂。他有占山为王的土匪思想，有朋友义气的江湖思想，有投机发财的发迹思想。就是这样一个流逛蛋，却能因机缘巧合，屡屡成为风云人物。这个形象虽写得不够圆熟，然而从他的成败兴衰却可以瞥见民族心理、社会思潮的选择弃取。
由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实行，中外文化更为广泛的交流，大批作品和观念的引进开阔了作家们的文学视野。他们一方面开始考虑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提高它的地位、加强它的作用；另一方面，则更为积极主动地进行文学手法的横向移植。王安忆的《小鲍庄》（《中国作家》第2期）力图表现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有些片断写得真切细腻，深情动人。但从全篇作品看，作家对民族性格和民族心理的整体把握尚欠功力，这就使它那松散的纪实体结构缺乏凝聚一体的中心。另外，人物经历的时断时续，事件发展的忽明忽暗，影响了作品的可读性。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人民文学》第3期）中所表现的青年人躁动不安的心理和情绪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但是由于中华民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具有自己的特点，纯粹外来的艺术形式如果不经过民族化的过程，在表现中国的社会生活时就会产生一定的局限性。看不到这种局限性，路子恐怕会越走越窄。
1985年中篇小说虽然没有前几年那样振聋发聩之作，但大部分作品都在一定等高线上。这是否表明文学正逐渐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