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设置障碍说明了什么？ [复制链接]

第5版()
专栏：剖析与思考

　　处处设置障碍说明了什么？
1984年，山东省阳信县温店油棉厂发生了一起重大经济损失案件：由于该厂主要领导干部玩忽职守，棉籽霉变三百零七万斤，其中一百五十万斤自燃，造成经济损失达三十二万七千元。
1983年秋天，温店油棉厂超过自身加工能力贮存了一千六百七十余万斤棉籽，按规定应返还群众的棉籽油和棉籽饼不能兑现，群众很有意见。1984年春，阳信县西部五个乡镇的人民代表联名向县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议案，要求敦促解决。同年8月14日，温店油棉厂党支部委员、工会主席、行政股长温风东上书县委、县政府，揭发该厂和县供销社主要领导人官僚主义严重，玩忽职守，致使大量棉籽霉变。中共阳信县委、县纪委对群众的意见和揭发非常重视，决定组成联合调查组于1984年11月19日开始立案调查。
但是，调查一开始就遇到了阻力。11月20日，调查组到温店油棉厂的上级主管单位县供销社了解情况，县供销社负责人既不汇报任何情况，又拒绝提供任何材料。县纪委态度坚决：不提供材料，到群众中去摸！23日，调查组来到温店油棉厂，进行现场调查。
11月25日，县供销社主任张某突然来到县纪委，提出要调整油棉厂的领导班子，试图卸掉油棉厂厂长李宪文等人的罪责。县纪委领导同志指出：在案子查清楚前，不得更动该厂领导班子。然而，县供销社负责人擅自派人顶替了李宪文的厂长职务。与此同时，他们在厂内打击、排挤温风东，不让他参加党支部会议，并借故撤销了他的工会主席和行政股长职务。
在县供销社某些人设置的层层障碍面前，调查组没有退缩，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终于查清了事故的来龙去脉。事实证明，对于这一重大经济损失事件，李宪文等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此同时，县供销社某些人暗中策划，又调任李宪文为温店供销社主任。
1985年5月，阳信县人民检察院受理此案，决定由法纪科一副科长参加侦查。这位党员干部因是李宪文的“老关系”，竟说什么：“这个案子我办不了。中午我做了个梦，梦见李宪文带着手铐在哭，我也哭了。”
在检察院起诉过程中，县里某部门一位领导干部为了给李宪文等人求情，竟不顾事实，向政法机关出具伪证，说什么棉籽霉变自燃“是由于县纪委领导同志不让出售造成的”。检察院个别人将此证词笔录塞进案卷，起诉到县人民法院，把坚持查处案件的县纪委推到了被告的位置。
县人民法院发觉有问题，退回了案卷。在上级有关部门的督促下，阳信县检察院对某部门的那位领导干部的证言进行了侦查，经核实根本不存在此事。
到此，温店油棉厂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该依法处理了。不料又节外生枝。县司法局一位调研员站出来，为油棉厂厂长李宪文等人开脱罪责。地区供销社个别领导人丧失原则，对此给予大力支持，并向地区政法委员会写报告说：“指控的与事实不符。”为干扰此案的查处推波助澜。
中共阳信县委、县纪委不畏压力，坚持原则，顶住了说情风，冲破了关系网，保证了此案的依法查处，维护了党纪国法的权威。中共惠民地委、地纪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带领工作组几次深入基层，与县里的同志联合办案，对案件逐项分析研究，加快了办案进度。
1985年10月15日，阳信县人民法院开庭，对温店油棉厂棉籽霉变案件的直接责任者公开进行了审判，厂长李宪文、业务股副股长丁宝绪、副厂长刘其岭分别受到了应有的惩处。
但是，较量并没有就此完结。法院判决仅过了五天，县供销社主任张某以县供销社名义上书省委、省纪委，说什么：“温店油棉厂案件是个错案，是由县委、县纪委主要领导人一手造成的。”
为了辨明是非，惠民地区有关部门、办案人员再次召开办公会议，逐项核定事实，分清了责任。随后，阳信县委召开了县直各单位领导干部会议，公布事实真相，旗帜鲜明地批评了张某等人为罪犯开脱、说情、喊冤的错误。
为了严肃党纪，中共阳信县委决定，开除李宪文、刘其岭党籍，给予刘宝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责令县供销社主任张某、副主任毛某停职检查。
（山东《支部生活》供稿）
　　编后
查处温店油棉厂一案令人深思。
温店油棉厂一案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来不难处理，但从立案到结案，竟长达一年。这其中，除某些同志对严重官僚主义造成的危害麻木不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某些人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狭隘利益，置党和人民的利益于不顾，四处游说，为犯罪分子开脱，给查案工作设置重重障碍，甚至一再诬告他人“制造错案”，打击检举者。这种明目张胆地违犯党纪政纪的行为是十分错误的，理所当然应该受到惩处。
尽管查处温店油棉厂一案历经曲折，但“障碍”终究被冲破了，设置障碍者受到了查处。人们由此可以看到，党心、民心不可违。党中央对端正党风下了很大决心，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只要我们不是坐而论道，而是扎扎实实地按中央的要求抓下去，尽快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