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学习辞典》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著 天下出版社发行 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版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文化生活

　　评《学习辞典》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著
天下出版社发行
一九五一年五月初版
《学习辞典》在内容上有着许多重大的错误。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这部辞典在词目解释中所犯的客观主义的错误。辞典主编人曾在序文中说明对于词目是“有原委地叙注，有批判地介绍”的。然而在很多词目中并没有这样做。“世界观”条（一一二页）说：“在哲学上，有一种是唯物论的世界观，有一种是唯心论的世界观：”以下便以前者怎样、后者如何作结束。究竟哪一种世界观是真理呢？没有一个字交代。又在解释“三Ｃ政策”说：“英国打算修筑一条铁路，由英领南非洲的开普敦经过埃及的开罗到英领印度的加尔各答，因为三个地方的头一个字母都是Ｃ，所以叫三Ｃ政策。”（二一页）“三Ｃ政策”是不列颠殖民帝国在它还是旧世界的“海上之王”时所作的梦想，这个梦至今做了半个世纪，由于殖民地制度发生总危机，已根本破产了，对于这一点，是应该加以分析的。同样性质的是对于“民有、民治、民享”（一二一页）的解释。辞典上说：这是“美国故总统林肯的政治主张。民有是说一切为人民所有，民治是说一切为人民所管理，民享是说一切为人民所享用。”林肯这一政治主张，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治理论，不指出这一本质，就会在政治上混乱视听。
从辞典序文中，我们知道辞典的编校者是力图“站稳立场、明确观点”的，但实际上，有许多条文是立场很不稳，观点并不明确的。这在对反动派人物的批判与介绍上，可以举出许多例证。如在《托洛茨基主义》与《托洛茨基》条（一七一——一七二页）说了一大套托洛茨基的“理论”和历史，却没有提出最重要、最明白的事实：托洛茨基乃是帝国主义的奸细和走狗。对美国反动派的一些人物，同样有很多错误的解释。华尔街的忠实奴仆文森被称为《财政税务专家》（四二页），史迪威成了《美国进步派军人》（一四○页）；对《萨凡奇》（五三六页）竟无批判地、断章取义地引用别人的文字加以歌颂式的介绍。辞典对国内反动派的批判也是很不够的，如《宋美龄》、《陈果夫》、《陈立夫》等条。这些条目解释的极大部分就是这些战犯过去的“履历”，从这些解释中几乎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罪恶。甚至对早就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特务主脑的叛徒叶青，辞典也只轻轻地说他“成为国民党特务的尾巴”（四六二页），“尾巴”一词何足以概括叶青的罪恶？仅仅说他是“尾巴”，不是替他开脱吗？
理论上的错误，在这辞典中也很不少。如说“马克思、恩格斯辩证法唯物论就是综合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而成的。”（二三八页《青年黑格尔派》条）；在“李嘉图”条中又说：“他（李嘉图）创造‘劳动价值说’和‘地租说’，马克思把这些学说，更作了进一层的论究和发展”（二一四页）。这都是非常重大的错误。前者把独立的、完整的、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变成了资产阶级的黑格尔和资产阶级的费尔巴哈的混合体。关于后者，我们知道正是马克思无情地批判了李嘉图之辈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说”，而绝对不是马克思在李嘉图的基础上“进一步论究和发展”了这些“学说”。再如“阶层”条（四二七页），把金融资本家、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地主等统统看作“资产阶级内部”的许多层次。地主变成了资产阶级，这是多么的荒唐？根据同样的错误论点，辞典在“佃农”、“半自耕农”、“半佃农”等词目的解释中，也把佃农、半自耕农、半佃农等当作几个农民阶层。再如“同一律”条（一七七页）否定了同一律，也是错误的。形式逻辑中的“同一律”是一种思维方法，本身并不错误，错误的是把同一律形而上学地僵化了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再如“大同主义”条（三二）说大同主义“就是世界主义”。“大同主义”这一名词能否成立，是可以商榷的，但把中外许多哲人的世界大同的理想说成就是美帝国主义独占世界的野蛮理论“世界主义”，是十分错误的。
这本辞典对于政治性和政策性的名词的解释，也有许多严重的错误。“中国土地法大纲”条（六五页）说“一九四六年七月中共东北局决定实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也与事实不符。这样说来好像一九四六年的土地改革是东北发动的。实际上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都是在一九四六年五月中共中央发布了统一的决定后开始的。像这样根本的重大问题，也只能在中央决定之后才能发动。其他如“工人阶级”（二八页）、“大资产阶级”（三四页）、“佃农”（二二七页）等条，都有明显的错误。
还有一种错误是对中国历史上某些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作了不正确的评价。我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是历史进化的真正动力。因此，在评价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时，固然应该指出农民阶级本身缺乏组织性和觉悟性以及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与新的生产方式，他们得不到先进阶级与先进政党的领导，必然归于失败。但同时必须肯定他们的作用，不能全部抹煞他们的功劳。辞典对黄巢和黄巢所领导的农民起义的评价便是这样全盘否定的：“他本意是号召广大农民，反抗统治者，革新政治。但是在封建社会里，还没有先进的工人阶级领导他们，农民起义绝不会获得真正出路。结果还是被地主势力打败，牺牲无数生命。”（三六五页）这不等于说：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除了“牺牲无数生命”这一徒然的结果外，一无其他的意义了吗？这简直是对于历史上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极大诬蔑。
最后，这辞典在若干词目的解释中还有许多事实上的重大错误。如“中国共产党”条（六八页）中“一九二五年一月第四次代表大会”，应为一九二三年六月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立陶宛”条（一○一页）根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中立陶宛的史实全搞错了。立陶宛人民在一九四○年夏天推翻了反动统治，建立了人民政权，同年七月加盟于苏联；一九四一年六月后曾被希特勒占领。辞典说“一九四○年九月重被解放”，是错误的。“齐里亚卡斯”条（四五三页）说齐里亚卡斯是“英国工党进步派重要领袖之一”，实则他虽是工党“反对派”，却是投机分子。其他叙述事实不正确的条目还有不少。
最后，我们建议《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从速进行深入的检查、把这本辞典加以全面的修订。这部辞典编纂工作中以及词目解释中的许多缺点，说明《中国大辞典》编纂处还必须改善它的工作方法，必须加强理论和政治学习，以提高工作质量。从这部辞典中显然可以看出，在参加编辑工作的人员中客观主义的思想影响是严重地存在着的。这一点值得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的领导者和每个工作人员严正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