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购棉储棉的更大成绩而斗争 [复制链接]

第1版()
专栏：社论

　　为购棉储棉的更大成绩而斗争
购棉储棉，仍是目前紧迫的重要任务之一。自六月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了《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发出了开展爱国售棉储棉运动的号召以后，各产棉区先后开展了购棉储棉工作；各地人民政府、特别是贸易系统和合作社，做了不少工作；有些地方党的组织用很大力量开展了爱国售棉储棉的宣传运动和组织工作；许多地方的党团员在售棉储棉运动中，起了模范作用；许多棉农也响应了政府的号召；正由于这些积极的因素，使购棉储棉工作得到了一定的成绩。但是，预定的购棉储棉任务，在六月份只完成了约百分之五十，这是远不能满足国家需要的。
为什么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呢？
购棉储棉任务之所以没有完成，客观的困难是有的。这主要是，在六月份，农村任务太多，购棉、储棉、夏征、夏种、除虫、防汛、捐献飞机大炮等挤在一起，许多农村干部还不善于安排自己的工作，这对于购棉储棉工作，当然有相当的影响。但是，主要的原因不在这里，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是，许多干部和农民群众对于购棉储棉工作，有些认识上的偏差和顾虑。另一个是，物资供应不足和不及时。在目前棉农所需要的主要是小麦、布和煤，国家贸易部门在这一方面还有些工作没有作到；不过，这种情况，正在改变中。为了争取购棉储棉在八月底以前能有更大的成绩，除应改进对棉农的物资供应工作外，还应当注重解决产棉区干部和群众的思想问题。
在购棉储棉工作上，在干部方面有些什么思想问题呢？
首先一个问题，是有些干部不重视或不够重视购棉储棉工作。他们不了解，购棉储棉工作对于全国军民衣着的供应和物价的稳定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一般的买卖行为，让买卖双方自由地交易就行了，因此，有些地区，把这一任务交给工商联合会去办，或者仅仅交给国家贸易机关和合作社去办，并不作为政府和党的工作的一个中心。他们更不了解这次购棉储棉工作在时间上的迫切性，即不了解必须在六、七、八三个月基本上完成任务，才能有把握地满足纱厂复工以后的需要。因为这些，有些地区的领导机关布置这一工作就很不及时，如某主要产棉区到了六月二十日还未把这一重大任务布置到村，某地贸易部门到六月十五日左右才开始具体布置这一工作，甚至有个别主管购棉储棉工作的机关，在这一工作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全部人员都在关门审查干部，有成天不办公的情形。这种对有关全国大多数人民利益的重大任务的忽视，就是购棉储棉工作进行的主要障碍。这种不重视购棉储棉工作的现象，在有些情形下，与盲目乐观情绪有关；他们还不了解毛主席所指示的：“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深刻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有些干部低估了棉农现有的存棉数量，对购棉储棉工作没有信心。在六月份任务没有完成的情况下，这种悲观失望情绪，还可能发展。他们认为“民间存棉本来不多，购棉任务无法完成”。这是不从实际出发，没有调查研究，对存棉情况“心中无数”的结果。根据各产棉区的典型调查和相当审慎的估计，民间存棉大抵相当于去年棉产总量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即最低有一百五十万担上下。从有些地区的调查来看，甚至还超过这个数目。又从购棉储棉工作的实际情形来看，也证明过低估计存棉数量是不合事实的。如河北邯郸专区成安县北鱼口村，干部开始对购棉工作毫无信心，认为最多能收购二千斤，结果群众却拿出了一万零一百八十斤。西北贸易部门开始认为主要产棉区关中的存棉已不多，因而不积极展开购棉工作，但是后来经过合作社组织在关中泾阳县大力宣传动员的结果，购棉储棉数字大大超过预定计划。这些事实都证明：低估棉农存棉数量是不对的，悲观失望是没有根据的。
第三个问题，是有些干部不是正确地运用政治动员和物资交换相结合的方法，而是已经或正在企图用强迫命令的方法，来完成这一严重任务。对于购棉储棉采取强迫命令的方法，基本上反映了一种失败情绪。事实证明，强迫命令是行不通的，因为愈强迫，棉农的顾虑愈大，他们愈不肯卖棉花。这样作，不但目前任务不易完成，而且对于今后推广植棉，以及加强工农联盟这个基本政治任务，都将有不良影响。另一方面，还有些人主张用单纯商业方法去收购棉农的棉花，他们反对公开的政治动员。他们认为：现在购棉、储棉任务之所以没有完成，是公开动员的错误。他们以为如果不把纱厂停工的消息告诉农民，实行平时一样的收购，效果必然比公开动员好一些。六月份收购成绩反而不如五月份，他们认为即是公开动员必然失败的证据。这种思想，是过低估计了新中国农民的觉悟程度，认为棉农的自私自利心理已到无可救药的程度。事实上，只要政治动员能够正确深入与普及，并与正确的物资供给计划相结合，是能收到良好的效果的。各地典型试验的经验，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许多地方工作干部不懂得在进行紧急购棉储棉这样严重的任务时，对于棉花商贩应当采取爱国主义的教育和市场管理政策。在五、六月份，各地对于棉花商贩，一般采取了自由放任的政策。我们是主张并且实行国内贸易自由的，但是这是指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内的贸易自由，而不是毫无限制的贸易自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三十七条明白地规定：“在国家统一的经济计划内实行国内贸易的自由，但对于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必须严格取缔。”由此可见，私人商贩乘着国家紧急需棉的时机，用不断提高市价的方法，打击国家的合理牌价，是绝对不能允许的。有些人不知对私商进行领导，反而要求一再提高牌价，去作私商的尾巴，是完全错误的。这样，不但不能停止私商的操纵，反而更进一步造成市场的混乱与棉农的惜售心理。河北省的经验证明，只有严格管理市场，加强对购棉私商爱国主义的教育，才是稳定棉价的有效方法。如晋县召开三十四个棉贩会议，对他们进行抗美援朝与推行爱国公约的教育，并规定了具体的市场管理办法后，其中三十个人即自动把一万五千斤棉花卖给国家，并提出要保证协助政府稳定物价。这个经验各地都应学习。
购棉储棉工作之所以没有完成任务，不但在领导思想方面有问题，在棉农方面也是有一些思想问题的。
“看涨惜售”，是棉农不愿立即售棉、储棉的主要思想障碍。根据各地调查材料，农村现有存棉，主要是在老中农与富裕中农手中。由于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他们的生活日渐富裕，不等钱用。他们存棉的目的是等待高价，以图获得更大的利润。在目前农民的经济条件下，农民有这种思想是很自然的，但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说服农民改变这种思想，使农民懂得自己和新国家的正确关系。首先应当明白，棉农卖棉花是自己的责任。在新中国（在一切革命已经成功的国家都一样），农民在恢复和发展国家生产事业中的社会分工中，主要就是供给粮食和工业原料，为了这一个目的，国家曾对农民制定了一连贯的公私两利的政策。因此，农民如果不能完成任务，首先就是自己没有尽到责任。其次，对于工人阶级，对于工业，农民应当正确认识它对于农民阶级和农业的领导作用。对于已实行土地改革地区的农民来说，在过去，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共产党即工人阶级的政党），农民就不可能推翻地主阶级，得到土地和民主；在现在和今后，如果没有工人阶级和近代工业，农民的生产力和生活水平，就不可能提高。现在棉农普遍欢迎的布匹、煤、豆饼、水车、治虫药械、自行车以及梅兰芳镜子等，没有工人阶级和工业是办不到的。现在棉花之所以受特殊重视，也正是纺织工业初步恢复和发展的结果。对工人阶级和工业的困难，漠不关心，将使自己失去前途。第三，棉农应当拥护人民政府的购棉储棉号召。棉农现在生活比较富裕，这是好事情。但这是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分不开的。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这种富裕的现象，是完全不可能的，农民本身是有这个经验的。对于在土地改革中没有分到土地的老中农来说，他们在新中国的地位，也和旧中国完全不相同。在旧中国，他们是被压迫者，现在，他们是主人，国家不再是剥削他们的机器，而是保护他们应得利益的机器了。第四，还应向棉农说明人民政府的物价政策。人民政府是采取稳定物价政策的，在前年和去年三月以前，由于物价波动，棉农曾在棉价上得到较大利益，这种情况，以后是不可能重复的。因此，在今年，在棉粮合理比价已有绝对保证的情形下，对于棉花仍采取“待价而沽”的想法，不仅是错误的，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除此之外，棉农现在还有若干思想顾虑。主要的顾虑是怕“露富”，有些中农还怕因此提高成份。这是由于他们还不彻底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策的结果。首先，阶级成份是按生产关系，即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来决定的，而不是按财富的多少来决定的，决不会因为多出卖了多少棉花就会影响成份。不仅如此，人民政府正按共同纲领第三十四条的规定：“根据国家计划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努力“恢复并超过战前粮食、工业原料和外销物资的生产水平”。棉花是重要工业原料之一，人民政府正以大力奖励和扶助农民种植，那有对于多卖棉花的农民反而加以打击的道理。
有些棉农怕强迫借贷，因而不敢卖棉花。凡有以“自由借贷”为名，实行强迫借贷的地方，应坚决加以纠正。人民政府的政策，是主张借贷自由的。如果有违反以上原则的行为，农民是有权向当地政府申诉的。
农民另一种顾虑，是怕把所卖棉花都捐了飞机大炮。有些地方把购棉储棉工作与捐献飞机大炮同时布置，同时动员，称这样的动员大会为：“爱国售棉储棉捐献飞机大炮大会”，这当然容易发生误会的。应当向农民讲清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六月七日《关于捐献武器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具体办法的通知》上，已明白规定“必须完全出于自愿，任何人不得强迫”的捐献原则，因此，也不应当发生强迫的现象。售棉储棉与捐献飞机大炮是两件事，不能因此发生误会。
购棉储棉的任务是艰巨的，时间是紧迫的。棉产区的领导机关，应当把这作为当前头等重要的工作来做；要认真做好宣传工作，把干部中和群众中的混乱思想加以澄清。现在正是棉花换麦子的季节，八月以后，新棉花即将上市，许多农民有“新旧两不见”的习惯；各地购棉工作，也一般已经布置到村，物资供给也在加强中；只要全国产棉区干部和群众，一齐努力，购棉储棉工作一定会有更大成绩，我们应当为此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