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方针带来出版业的繁荣——粤湘川陕出版业巡礼之一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新方针带来出版业的繁荣
　　——粤湘川陕出版业巡礼之一
　　本报记者　余章瑞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我国出版系统中，只有北京、上海的出版业是面向全国的，其它省、市、区的出版社奉行“地方化、群众化、通俗化”的方针，一般只出版一些配合政治、结合生产的小册子。
1979年，在长沙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会议上，四川、湖南等省的同志，首先提出“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他们认为：象四川、湖南这样的大省，人口少则数千万，多则上亿，读者要买书，学者、作家要出书，无论哪一家出版社都包不了，需要在全国统一计划下充分发挥地方出版社的积极性。这个方针一提出，就引起热烈讨论，一些有条件的省、市热烈拥护；一些同志则担心都在全国组稿会乱套，怕影响质量。当时，国家出版局同意试行这一方针，1983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出版工作的决定》肯定了这一方针。
六年多过去了，这个方针的执行情况怎样？
3月中下旬，记者到粤湘川陕四省，访问了三十多家出版社，与许多编辑和出版、发行工作者座谈，得出的印象是：这个方针带来了出版事业的繁荣。
立足本省，就是重视地方文化学术，扶持本省作者，出一些有地方特色的书。广东的同志说，广东是民主革命的发源地，出了许多文化名人、仁人志士，华侨遍布全球，南风从窗口吹进。湖南的同志说，湖南是“惟楚有材，于是为盛”，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英雄辈出。四川的同志说，四川人口是我国第一，历史上板刻印书闻名全国。别的不说，单是抗战八年，盆地中集聚了多少文人学者！陕西同志说，陕西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摇篮，历史上从西周开始先后有十一个朝代在西安一带建都；这里有丰富的民间文学宝藏；延安曾是党中央所在地。“一古二土三革命”，我们要抓住这些特点出书。大家说，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同样，只有具备本省特点的，才能立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林。
“立足本省、面向全国”的方针，促使各地出版业一一投入竞争，努力多出书、出好书，热心为读者、作者服务。1985年，广东、四川、湖南、陕西的出书量都是1978年出书量的两倍到三倍。发行量也成倍增加。不久前在香港举行的中国书展上，北京、上海出的书占40％，其它省、市、区的书占60％。后者在即将开幕的全国书展所占的比例更大。地方出版社的潜力刚一发掘，就得到这样好的成绩，是许多人始料所不及的。
一些省的出版社针对当前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经常思考的问题，出版了一批深入浅出的理论读物。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的《政治理论知识丛书》、《人生探索丛书》、《青年生活丛书》，以及与上海、山东合编的《当代大学生丛书》，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有五种被全国总工会列为职工读书、自学活动推荐书目。陕西出的《思想政治工作概论》，在全国政治理论读物评选中获奖。湖南、四川都出版了一些研究和普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书，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做了铺路的工作。
四省都出版了一批全国性出版社一时难以出版的好书。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的大型丛书《中共党史人物传》，全书五十卷，已出二十七卷，出齐时将为五百名共产党人立传。这部丛书内容翔实具体，实事求是，评价准确，为中国近现代史、党史研究提供了珍贵资料。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的《近代稗海》，计划收稗史千种，出一百辑，现已出五辑。成都木版刷印的《道藏辑要》，是一部研究我国古代政治、历史、经济、文化、科技的百科全书性质的丛书，有较大的实用价值。巴蜀书社即将出版的《全宋文》，是继《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唐文》之后的又一部大总集。这些书的出版，改变了古籍整理出版历来多属中华书局的一统局面。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的《陶行知全集》，共六卷，三百万字，是一些全国性出版社未及出版的。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的《延安文艺丛书》十六卷，第一次将延安时期的文艺作品选编出版，受到曾经在延安生活过、战斗过的老干部、老作家的支持。他们称赞说，这“为当代和后代做了一件好事”。
多出书，出好书，也造就了一大批人才。广东人民出版社约请两位三十三岁的年轻人，用章回小说体裁写了一部《社会主义四百年》，上册从“莫尔情寄乌托邦”，写到“修正主义欧美露头”，下册将从列宁反对修正主义，写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他们的新尝试受到普遍欢迎，上册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四川、湖南、陕西各出版社都扶植了本省的一大批作者，编辑队伍也成长壮大起来了。
在贯彻“立足本省、面向全国”方针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如出书品种多，印量大，而图书市场还有待开拓；发行方式近几年虽进行了一些改革，但不过是开端，发行渠道不够畅通和多样；仓库、办公用房不足，流动资金不足。一些地方已经取得初步成功的经验，如试行寄销制、由出版社和书店共同努力扩大销售，等等。相信在出版社、书店和印刷厂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许多困难是可以较快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