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锐意改革厂长的遭遇——记郑州市第二交通运输公司机动车辆厂厂长宋北方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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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位锐意改革厂长的遭遇
——记郑州市第二交通运输公司机动车辆厂厂长宋北方
1985年12月19日上午，宋北方被免职了。尽管中共郑州市委负责同志曾再三过问，他还是下了台。
顶头上司们眉飞色舞，“这个‘腌臜菜’，我非把他免了不可！看他能怎么着！”三天前，公司一位负责人酒后吐出的真言兑现了。
工人们气愤难平，“这还有个是非没有？！作出贡献的人挨整，不干事的反而有功，难道搞改革真的没有好下场？”
至此，一场围绕改革中“放”权与“收”权的斗争，终于在市有关部门长达八个多月的“冷处理”后，以“收”权者获胜而暂告结束。
雄心勃勃搞改革
宋北方今年五十四岁，早年曾就读于兰州大学数学系，1984年10月到郑州市第二交通运输公司机动车辆厂任厂长。
这是一个不到三百人的集体小厂，厂区狭窄，房屋杂乱，设备陈旧，职工劳动纪律松弛。勇于改革的宋北方没有被困难吓倒，他以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作指导，大刀阔斧开始了一系列整顿。
首先，建立了生产责任制，把工资、奖金、福利同企业利润和个人贡献大小挂钩，奖勤罚懒，奖优罚劣。
为解决技术力量不足，他四处奔走，聘请了七名老技工和工程师来厂当顾问，派出了二十多名工人到外厂实习。
根据生产需要，他大胆地调整了中层干部，调整了劳动组合。他象一台不知疲倦的马达，从早到晚不停地运转着，用自己的行动唤起了工人们从未有过的劳动热情。
奇迹出现了。去年第一季度，这个生产条件和技术工艺都比较落后的集体小厂，竟实现利润十七万二千八百元，向国家上缴税利六万九千元，比上年全年交税的总额还多一万九千元。职工的个人收入也相应有了提高。
迈开了第一步，宋北方又开始向更高的目标攀登。他决心一手抓新产品的开发，一手抓对外联营，力争年产值突破千万元，利润达八十万元。他计划在三年内改善职工的住房现状，立志要使这个集体小厂在不长的时间内，跻身于全市先进企业的行列。
一句话招来了横祸
机动车辆厂的变化，受到了市委有关部门的重视，也引起了公司主要领导人的嫉妒。看到昔日这块“骨头”变成了“肥肉”，眼红了。于是，一道道收权截利的指令接踵而至：
——税后利润和固定资产折旧费全部上交公司；每月按全厂销售收入的3％上交公司作为管理费。
——职工人事档案上交公司劳资科统管。
——技术革新奖，超十元者，必须报公司审批。
——不得随便组织工人加班生产。个别工种如需加班，须报经公司同意。
——原用印章作废，新章一律加上“二公司”。
按3％向工厂提取管理费，这大大超出了提取1％的有关规定，严重影响国家税收，受到税务部门的抵制，公司不得不取消这条指令。但又同时规定：“自1985年4月起，你厂另负担公司二百名退休工人的全部费用。”工人们风趣地说：“公司领导终于给我们厂放了一条‘权’。”
令人惊奇的是，公司的这一系列指令，竟是在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决定》公布之后连续下达的。
宋北方认为：公司的这些指令，直接违背了中央《决定》中关于“简政放权，增强企业活力”的精神，是变相地搞“大锅饭”。于是，在去年4月上交给市经委、市交通局和二公司的一份生产汇报材料中，他让办公室的同志写了这样一段话：“公司若能在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砸烂‘大锅饭’，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对企业扩大自主经营权，在企业内部实行厂长负责制，可以预计，年销售收入将达千万元，利润突破百万元。”
宋北方万万没有想到，这么一句话竟招来了一场横祸。公司党委书记气势汹汹地找到市交通局长说：“这是诬告公司党委！”“凭这一条我就可以免他的职！不免他，我就不干了！”局长们个个心中明白：公司党委书记可不是好惹的哟，但凭此免宋北方的职务也不妥。他们只好对来者婉言相劝。
接着，“宋北方有重大经济问题”、“宋北方大搞吃喝招待”等传闻，在二公司和车辆厂不胫而走。
公司党委派出的调查组进厂了。帐本被翻了一遍又一遍，调查会开了多次。工人们都清楚这是冲着谁来的。此时此刻，宋北方多么盼望局领导能主持正义，明断是非啊！然而，市交通局主要负责人却采取左右调和的态度，一拖再拖，听之任之。
在“捆绑”中挣扎前进
为了争得工厂应有的自主权，宋北方在职工们的强烈要求和支持下，去年7月中旬，向市交通局和公司呈报了要求从二公司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脱钩”方案，并从工厂的历史到企业的类型组合以及经营方向等方面，按照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充分阐述了“脱钩”的必要。
公司负责人对宋北方的这个“脱钩”方案十分恼火，就以“车辆厂过去是用工人的积累投资建设的，要‘脱钩’就必须还款”来要挟。
宋北方咬着牙同意了公司还款二百七十五万元的不合理要求，答应十年付清。谁知，公司又变卦了：还款三百万元，一年付清，另交地皮费。
“脱钩”不成，宋北方的指挥开始失灵了。厂领导班子内有人开始公开同宋北方顶着干。
七、八两月，由于种种原因，车辆厂销售收入下降，公司不是积极设法帮助扭转局面，而是继续单方执行已经过期的“一联三保”合同，并无视工厂上半年超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的事实，通知银行冻结工厂的三万多元节余奖金，下浮全厂职工工资的50.6％，造成厂内一片混乱。五十多名工人自动到市委反映情况，要求市委“支持宋北方，救救车辆厂”。
市委负责同志得知此事，指示市委经济部尽快解决。然而，由于市交通局和二公司主要负责人的阻挠，有关部门会议虽开了多次，问题仍然不了了之。
一个本来并不难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竟长期拖而不决？我们终于在采访市体改办主任时，从这位领导同志的谈话中悟出了其中的奥妙：车辆厂和二公司的问题很难办，主要是涉及到财产问题，没法分个是非，谁去替他断这个官司？改革是个探索阶段，不能急嘛，这类问题还是宜“冷处理”为好。
车辆厂的工人们对市委有关领导的这种“冷处理”实在是不能忍受了。他们气愤地说：“象这种事关改革、是非分明的问题，为什么就不能来一点‘热处理’？这种‘冷处理’究竟会给国家、企业和咱们工人带来什么？”
欲干不能，“脱钩”又无望。宋北方真想辞去厂长职务。但全厂近三百人要吃饭哪！他不愿看到这个刚刚焕发生机的小厂被这样拖垮，硬是含着眼泪，一边四处奔走呼号；一边力排内外干扰，积极扩大生产，在重重困境中挣扎着前进。到10月底，全厂销售收入仍达五百七十九万多元，占年计划的140％，是上年同期的250.7％；完成产值二百六十七万多元，占年计划的143.1％，是上年同期的141％；实现利润七十五点二万元，占年计划的251％，是上年同期的899.4％；向国家上缴税收三十万元，是上年全年的六倍。
“捅‘马蜂窝’是要挨蜇的。”有人对宋北方的劝告终于成了现实。去年12月18日上午，公司负责人拿着由公司制定的承包方案和市交通局的批示，向宋北方下最后通牒：“你到底干不干？”宋北方心里很明白：“这是在变着法赶我走啊！工厂的承包方案哪有这样制定的？这究竟是谁在向谁承包？”为了工厂的前途，宋北方作了让步：“承包可以，但是，第一，要按厂长条例办事；第二，要按企业法办事；第三，公司对厂里的责任目标规定后，不得随便搞行政干预。”然而，这些正当要求被拒绝了。
第二天上午，“免去宋北方厂长职务，调出车辆厂”的决定宣布了。宋北方愤怒地质问：“为什么免我的职？”得到的却是一个冠冕堂皇的答复：“正常免职！”取而代之的是公司的一位副经理。随着新厂长的上任，公司冻结车辆厂的三万多元节余奖金随即解冻。一个新的生产计划诞生了：“1986年全厂实现产值一百五十二万元，营业利润十二点五万元。”尽管这同宋北方在任时，1至10月份完成产值二百六十七点六万元，实现利润七十五万元的数字相差悬殊，但工厂的领导权总算被公司抓了回来。
宋北方的下台，不少人感叹：一位锐意改革的厂长被无故免职，这意味着什么？！
康继民　李季韩　陈子林　陆笑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