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社会主义出版家——粤湘川陕出版业巡礼之二 [复制链接]

第3版()
专栏：

做社会主义出版家
——粤湘川陕出版业巡礼之二
本报记者　余章瑞
记者到四川采访之前，就听说那里的出版界有一个提法，叫做“创牌子，扶苗子，抓票子。”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四川的同志说，社会主义出版家讲经济核算，但不以赢利为唯一目的。出书，首先要考虑对人民是否有利，对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是否有利，其次才考虑能否赚钱。能赚钱的好书固然要出，赔本的好书也要出。该赚的赚，该赔的赔。赚，是薄利多销，不是越多越好；赔，能不赔就不赔，能少赔就不多赔。
据了解，粤湘川陕四省出版的“名牌产品”，几乎都是赔钱的。四川出版的《中国现代作家选集丛书》和《当代作家自选丛书》，在香港书展博得一致好评，但除少数几种选集略有盈余外，多数是赔钱的。湖南打得很响的《走向世界丛书》每辑要赔七八万元，装潢印刷都很好的《于右任墨迹选》亏两万七千元，《陶行知全集》亏七万元。陕西出版《中共党史人物传》、《鲁迅研究丛书》，是为了保存史料，积累文化。这方面的目的达到了，赔点钱，他们则认为值得。
但在现阶段，出版社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业务的发展、条件的改善、职工的奖金福利，都要从赢利中开支。光出赔钱书，钱从哪里来？
办法是有的，叫做“以书养书”，以一部分书的赢利补贴另一部分书的亏损，并用来扩大再生产，为职工谋福利。1982年，四川出版一幅名为《敬爱的元帅》的年画，当年作画，当年印发，先后印行十九次，印数达六千五百万张，创年画销售最高纪录。光是这张画，就给出版社攒了一笔钱。湖南科技出版社出的《知识台历》，1984年发行一百零一万套，1985年增加到一百七十万套，当然也赚了点钱。湖南去年出版的一千二百五十种图书中，重版书占30％，发行五万至十万册的有一百四十五种，发行十万册到百万册的有二百二十种。凡发行几万册的都能有赢利，所以他们就敢于出一些印量少、成本高的学术著作了。
竞争而不挖墙脚，也是社会主义出版家与资本主义出版商的不同之处。各出版社之间选题、组稿“撞车”的事几乎是难免的。如老舍的《四世同堂》，四川出了，北方一家出版社也出了，他们就在发行范围上达成协议，避免了矛盾。冯玉祥将军的两本著作，四川人民出版社计划出版，登广告后得知别的出版社也在准备出，便主动退让，还将一千多封购书信转给该社，请他们售书给读者。
社会主义出版家一定要讲究经营管理，经济核算。广东人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岑桑、花城出版社社长王曼分别是广东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和理事，省出版总社社长罗宗海是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他们现在既编书，又过问印书、卖书，还关心印刷物资的供应、职工的福利待遇，等等。他们推行岗位责任制，克服忙闲不均现象，奖罚分明，使每一个编辑关心所编书的命运。他们积极引进先进印刷技术，力争缩短出书周期，提高图书质量。人们称赞他们既是作家、美术家，又是出版家，是“两栖人”。记者在同这些负责同志的接触之中，也感到他们已不只是一介书生，而且具备了更多的社会主义出版企业家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