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与发展的五年——“六五”农村经济发展回顾 [复制链接]

第2版()
专栏：

创造与发展的五年
——“六五”农村经济发展回顾
陈健　高鸿宾　刘允洲
1978年底，正当中国农村巨大变革的前夜，美国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在向美国国会提交的一份研究报告中预言：“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障碍是有待解决的农业问题”，“今后十年，中国农业总产值的平均增长率将在较为悲观的2—3％和较为乐观的4—5％之间”。
十年只过去七年，我国农业却以撼世之变回答了上述预言。
历史的突破
1980年“五五”计划刚结束时，就连我们自己也未曾预料，长期滞后的农业，会在下一个五年发生历史性的突破。
“五五”期间（1976—1980年），人均粮食增长缓慢，人口年增长率1.3％，粮食产量年增2.4％。传统的粮食调出省在减少，调入省在增加。作为传统农业大国，1980年我们从美国就进口了约二十亿美元的农产品。谁能期望，在三五年之后，会发生一种历史性的突破呢？然而，突破性的进展却实实在在地在“六五”期间取得了。
1985年，我国农业总产值达四千五百一十亿元，比1980年增长189％；从1981至1985年的农村社会总产值每年增长率序列为4.7％，10.1％，10.9％，17.1％，15.6％，速度高于建国以来的任何时期。粮食总产比“五五”增长23％，粮食出口增长300％以上，农副产品收购总额比“五五”增长了200％以上。乡镇企业总值增长近三倍，农民人均收入增长超过一倍。到1985年底，农村存款总额达七百二十亿元，比1980年增长265％。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六五”是建国以来最好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农村经济增长与突破的五年，创造与发展的五年。
特点与格局
“六五”期间，农村经济的增长与发展，显示出崭新的特点与格局。
其一，增长是全面的，持续性的。除了淡水捕捞之外，所有的农产品乃至农村第二、第三产业，“六五”期间都创造了历史最高产出水平。
其二，增长带有明显的创新与开发性质。比较突出的是，在具有近现代色彩的第二、第三产业开始形成、比重急速上升的同时，经济作物在种植业中比重上升，林、牧、渔等业在大农业中比重上升。
其三，是效率提高的增长。1981—1984年，农业劳动力在全国劳动力中的比重，由72％下降到68％，而同期粮食增长了八千多万吨，农副产品的收购总量从九百五十五亿元增至一千四百四十亿元；每个农业劳动者创造的产值年均增长9.1％。
其四，是突破常规的“超常增长”。“六五”期间，乡镇企业在缺乏国家投资和大量物资支持、去年又银根紧缩的环境中，迅速、蓬勃地发展起来。一般国家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所占比重逐年下降，而我国农业这五年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却从1978年的35％上升到1984年的44％。
其五，在经济全面增长的同时农民收入普遍增长。值得指出的是，从1981年到1984年，农户来自自营部分的收入从八十五元增至二百八十八元，增长了339％。这表明农民自主经营的能力迅速提高。
在指标增长的背后
农村的变化不仅表现在经济指标的增长，更重要、更突出、更有意义的是经济内部的变革。
根本的变化是经济体制的转换。打破“一大二公”、高度集中的公社化体制，逐步取消统派购制度，这两项最重要的改革，使一亿八千万个联产承包的家庭，逐步成为自主经营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家庭作为农村经济的细胞，活了；由亿万个这样的细胞组成的农村经济整体，也活了。
与经济体制转换差不多同等重要的，是农村产业结构的变革。大农业的展开与第二、第三产业的兴起，一改长期以来农村经济为单一的粮食经济的畸态，使整个农村经济在多行多业多样化综合发展中，更具弹性、更有效益、更趋合理。新兴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乡镇企业的崛起，迅速改变着农村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乃至农民与农村整个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上述两个方面大政策的施行，使农村成了我国经济活动最活跃的天地。新的经济实体，新的经济联系，新的经济生长点，恰如得雨春笋，遍地破土而出。生产要素的活化，交换方式的更新，统一市场的开拓，冲破了农村长期与外界隔绝的封闭格局。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时期，开始了。
远不是最后成功
农村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远不是最后的成功。为了前进，最需要的是清醒。当“七五”计划拉开序幕，人们更关切的是，未来五年农村经济将如何发展？一个基本估计是，改革还没有使农村经济最终脱离低水平的发展阶段，农村的首要问题还是经济开发不足，生产力依然处在较低的水平上。
农村的生产手段仍然是落后的。大多数农村处于手工或半手工、半机械劳动的阶段，劳动生产率很低的小农式精耕细作，仍是农业的主要生产方式。据统计，我国每千公顷耕地拥有农用拖拉机三十一台，与发达国家比相去甚远。
1984年，是迄今我国粮食最高产年，但粮食单产仅二百四十点五公斤，既低于人少地多的美国（二百四十六点五公斤），也低于人多地少的日本（三百七十公斤）和匈牙利（三百三十三公斤）。1984年，我国每个农业劳动者供应三口人，而印度是五人，苏联是十一人，日本是二十二人，美国是六十七人。1984年，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为三百九十三公斤（去年为三百五十五点五公斤），世界平均水平是四百二十九点五公斤，美国则达到一千五百六十四点五公斤。
大部分农民已经实现了温饱，但是离富裕生活的水平，还有相当距离。1984年，我国农村和城镇人口的人均储蓄比为1∶4；人均社会总产值比为1∶3.5；农业和工业劳动者以产值计算的生产率比为1∶6。城乡差距仍是明显的。全国还有数千万之多的农村人口没有解决温饱问题。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农民的素质还不适应农业现代化的要求。青少年文化水平不高，成人智力资源开发不足。农民的知识水准、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亟待更新和提高。另一个严重问题是生态隐患。耕地在以一年一千万亩以上的速度减少，风化、沙化、盐渍化，土壤肥力下降尚未得到控制，而新的污染和生态恶化在一些地方又有新发展。
在新旧经济体制转换中，出现了一系列的不协调，传统的管理体制，方式、手段和知识的更新与变革，远不能适应农村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千家万户农民的自主地位加强了；另一方面，曾强有力的行政指令效应却在弱化。一方面，市场调节的作用在日益增强；另一方面，新的商品经济环境却很不完善：法律、税制、价格、信贷等体系的建设刚刚起步，经济发展的各类基础设施和公共福利事业建设都十分薄弱，城乡、工农之间和各种基本的社会经济关系还没有理顺。这是一个旧问题大量存在，新问题不断出现，旧体制走向消亡，新体制没有最终确立的特定时期，农民、农村和农村工作，都面临在新形势下不断调节、更新的任务。出路只有一条：沿着改革之路，坚持不懈地走下去。
“六五”留下了什么？
“六五”把中国农村带入一个从未经历过的历史阶段。改革的急速推进与经济的复杂变化，使我们来不及对这段精彩的历史作比较准确、周详的总结。越是这样，当前总结“六五”农村经济的改革和发展越显得重要。
以大包干和取消统派购为标志的农村改革，已经初步形成了一种追求效益和富裕的亿万农民自主选择、自我创造、自我发展和专业化逐渐起步、社会化逐渐发展的机制。这是我国社会发展史上没有先例的、农村进步的成长机制。这无疑是“六五”最重要的成果，也是“七五”农村继续发展最重要的条件。抓住它，未来就充满希望。
“六五”过去了，而创造与发展的时代将长盛。